20世纪80年代初，北京京郊顺义的田间小路上，走来了匆匆赶路的一行人。他们是严仁英联合了北京妇产医院、北京军区医院和北京海军、空军、陆军各部队医院的妇产科主任以及北医妇儿保健中心医生组成的医疗科研队。这是严仁英从临床医学研究转为预防医学研究领域带领北医妇产科“优生保健组”开展的第一项科研工作。这一次，他们选择了经济欠发达、围产儿死亡率高的京郊农村顺义县为试点，以降低孕产妇和围产儿死亡率为目标，开始对1981—1982年孕产妇及围产儿进行检测观察，研究围产儿死亡率和主要死因，以推广围产保健的“高危管理”措施。

“高危管理”措施即是国外已开始发展的“围产检测高危管理法”。它的具体做法是：筛查出可能影响孕妇和胎婴儿生命与健康的高危因素，在对孕产妇普遍保健的同时，对有高危因素的孕妇，给予重点关注与服务。

深入到顺义试点进行围产保健高危管理研究的严仁英

此时正是寒冷的冬天，严仁英也已近70岁，但是她仍然兴致勃勃地走在队伍前面。自从在美国访问时接触到“围产检测高危管理法”后，她就决心在中国农村搞试点作研究、推广。这决心，源自严仁英对最基层广大劳动妇女和儿童的仁爱与关注，源自她多次深入农村、基层工作的亲身感悟。

从医几十载，严仁英清楚地看到，我国由于经济、文化、社会观念及卫生条件的不同，农村的围产儿死亡率是城市的数倍。而在我国每年出生的几千万新生儿中，农村出生的新生儿几乎占80%。因此，要想降低我国围产儿死亡率，必须把围产保健的重点放到农村，这样才能提高我国出生人口质量。此行更让她兴奋的是，这项工作她还联合到了许多部队医院的妇产科专家。

天气虽然寒冷，但大家的工作热情都很高，一天的时间，他们不仅顺利完成了开会、讲课的任务，而且确立了以顺义7个乡为调查点开展调查科研工作。接下来的调查研究工作则是繁琐而艰苦的，他们要对7个调查点的1981—1982年孕产妇及围产儿进行检测观察，对同期死胎、死产的新生儿死因进行分析，找出引起死亡的危险因素，以研究围产儿死亡率和主要死因。

而对于严仁英和妇儿保健中心的医生们来说，刚刚开展的工作，其中经历的困难，只有她们自己才有最真实的感受。严仁英曾回忆说：“临床工作是病人找上门来求治，其中每一项诊断和治疗都是收费的，而保健工作是我们求群众接受我们的服务和帮助，不但服务无偿，而且要经常出差到艰苦欠发达的地区去开展工作，差旅费也很可观。”

在30多年前改革开放的初期，严仁英带领大家做的工作就是“下去找病人”。可是在当时的环境下，对于这样的调查研究，医院里没有钱，郊区县里更没有这笔开支。在那个年代医院里也没有专用的汽车，其工作条件可想而知。当年曾和严仁英一起到郊区顺义作围产保健调研的渠川琰教授至今对那一段工作记忆犹新：

“我们当年去顺义搞调研全都是尽义务，因为当时没有什么经费。每次去顺义我们都是去东直门长途汽车站乘长途汽车。一个人只有2元钱的车费，严大夫觉得我们太辛苦，她把自己为一个单位做咨询的‘顾问费’400元全都拿出来给我们做车费……严大夫当时虽然已经快70岁了，可是为了开展以降低围产儿死亡率为目标的试点研究，她一直不辞辛苦，带领我们在顺义7个乡的农村土地上奔走……”

在严仁英的大力推广下，北医妇产科“优生保健组”分别在顺义7个乡从抓农村最基层的医务人员入手，对村、乡两级医务人员进行培训，提高他们识别高危因素的能力。对乡、县两级医务人员的培训则是加强他们处理高危妊娠、分娩以及抢救新生儿的能力，同时建立必要的会诊、转诊制度。

这样的研究调查工作，严仁英与妇儿中心的同志们整整进行了3年。3年的时间里，她们走遍了顺义7个乡，调查研究的婴儿达到2000多个。严仁英的足迹更是踏遍了乡间田埂和顺义乡村的各围产保健试点。3年的辛勤汗水，终于使严仁英带领“优生保健组”的试点研究工作得到大面积铺开。

3年的时间里，严仁英带领“优生保健组”的同志每两周准时为顺义妇幼保健院、各村、乡卫生院及县医院的医生讲“围产保健”课，对发生的孕产妇、围产儿死亡病例随时查找原因，同时分批培训乡村医生。曾经奔赴密云西田各庄的“半农半医”班主任赵瑞琳教授也在此时又一次加入了为顺义县医院培训的医疗队伍。谈起那次对顺义的培训，她说：“当时我和董悦、周士梅教授共3人，每个人轮流去顺义4个月，我们为他们重新建立产房内对待产孕妇的观察和接生制度，严格管理消毒制度及危重病人查房讨论制度，也帮助他们作产科手术。我们就住在顺义县医院，参加病房管理，同时也出门诊……严大夫亲自带着人下去，为农村做一级、二级培训。由于在顺义健全了由村到乡再到县的三级保健网，一些患妊娠高血压、难产等高危孕妇得以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危重的高危孕妇也能即时转至对口的北大医院。”

3年辛苦的“围产保健高危管理”试点研究，终于取得了围产儿死亡率由27%降至17%的成果。这个成绩的后面，是严仁英的呕心沥血和倾情奉献。更让人们看到，在农村使用高危管理，是既不用大量投入资金，又可以有效降低围产儿死亡率的最好方法。

严仁英的“围产保健高危管理”试点研究成果很快得到了世界卫生组织(WHO)和中国卫生部的好评。为表示对严仁英这一研究成果的肯定和支持，世界卫生组织连续资助中国举办了3期全国围产保健高危管理学习班。每一期学习班培训10个省医务人员学习高危管理，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围产保健高危管理人才，将高危管理孕产妇、降低围产儿死亡的技术推广到全国各地，中国围产保健队伍正在开始成长。

从“高危管理”措施试点研究到举办全国围产保健高危管理学习班，严仁英终于为中国的妇女和儿童举起围产保健大旗，在中国围产保健的道路上，成功迈出第一步。

在将高危管理孕产妇、降低围产儿死亡的技术推广到全国的同时，严仁英又将这种高危管理的方法应用到降低孕产妇死亡的工作中，同样收到了显著成效。这些成果均被编写成《围产保健高危管理》一书出版。

1984年，在严仁英的努力下，妇产科“优生保健组”正式命名“中国儿童发展中心”妇儿保健分中心。1987年，严仁英又牵头组建北京医科大学妇儿保健中心。这是继举办全国围产保健高危管理学习班后，为发展中国妇女儿童的保健事业，严仁英又完成的一件大事。

从1980年做“围产保健高危管理”试点研究开始，在严仁英的努力下，仅仅几年的时间，她引入的“围产保健”理念正在逐渐为人们接受。以保护母亲和胎儿的健康平安，提高出生人口素质，降低孕产妇和围产儿的死亡率和病残率的围产医学已逐渐成为国家计划生育国策的主要基础学科，开始为各界人士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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