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博物馆，这座乳白色西洋建筑，就是当年的维多利亚纪念堂。在太平洋战争中毁坏的钟楼已重建，大门前的棕榈树枝叶繁茂，热带花朵盛开，成群的游人在纪念馆前留影。维多利亚纪念堂是英国统治南洋时的标志性建筑，徐悲鸿在此举办画展，是当时华人画家在南洋得到的最高礼遇。
1939年3月14日，徐悲鸿画展在维多利亚纪念堂开幕。徐悲鸿潜心创作的一批油画巨作，带着历史叙事的宏大构架，带着时代思潮的变革理念，征服了各个阶层的观众。徐悲鸿站在画展现场的中国画《九方皋》前，记者拍下照片登在报纸上。徐悲鸿目不斜视，身着中山装，上衣口袋插着一枝粗大的自来水画笔。
同时登在当天报纸头版的，还有一张徐悲鸿与英国总督汤姆森夫妇的合影。汤姆森先生西服革履，夫人则盛装华丽，有留学欧洲经历的徐悲鸿，在外国人面前，却是难得的一身中山装，显得中国气派十足。汤姆森先生对徐悲鸿水墨画《奔马》佩服之至，而徐悲鸿却对记者说，他最喜欢《九方皋》。画的是千里马不常有，而伯乐更不常有。徐悲鸿自然是千里良驹，而南洋友人不就是他所感激的九方皋吗?
星洲各报均以大版篇幅刊登徐悲鸿画展消息，其中郁达夫主编的《星洲日报》“晨星”副刊，不仅整版登载徐悲鸿画作，郁达夫还写了《与悲鸿的再遇》一文：“悲鸿先生在广西住得久了，见了那些被敌机滥施轰炸后的无靠的寡妇孤儿，以及疆场上杀敌成仁的志士的遗族们，实在抱有着绝大的酸楚与同情，他的欲以艺术报国的苦心，一半也就是在这里;他的展览会所得的义捐金全部，或者将有效用地，用上这些地方去。
……他的名字已经与世界各国的大画师共垂宇宙。他的成绩也最具体地摆在我们的面前。所以，不必要的奖誉和夸张，我在这里一概地略去，只提一提，他的国画，是如何地生动与逼真，画后的思想，又如何地深沉而有力，我想也就够了。”
提供这些星洲老报纸的欧阳兴义介绍，他有一位忘年之友，是一位在新加坡收藏界有作为的老先生，手头有徐悲鸿当年在新加坡办画展时的字画，可以到他家看看。老先生的唯一要求，是不透露他的名字，他不愿意让外界知道。
这位老先生的家，在新加坡主城区的一栋高级公寓，几道带锁的拉门进去，大客厅就是特意布置的展室，果然挂有徐悲鸿真迹，有飞鹰图，有骏马图。老先生取出几张老照片，像长方形的台历那样大，是徐悲鸿油画黑白照片，上面有徐悲鸿题字。
原来，油画《田横五百士》与国画《九方皋》、《奔马》等轰动一时，徐悲鸿画展筹委会将其拍成照片出售，也作为义赈收入，徐悲鸿在上面签名的5元、没有签名的3元。当时有数百幅照片出售，而如今难得一见，老先生也是偶然机会求得的。
当时参观徐悲鸿画展的市民非常之多，据说新加坡六十多万人口，就有三万多人参观过徐悲鸿画展。也就是说，新加坡当年二十个人里头，就有一个是参观过徐悲鸿画展的。开展第三天，1939年3月16日，徐悲鸿寄了一份《南洋商报》晚版，给重庆中央大学艺术科的吴作人、艾中信等弟子，这份报上登出画展消息，通栏标题“徐悲鸿画展”是他题的，他在消息旁批注筹款数字：“此时已过一万一千。”
徐悲鸿画展圆满落幕。除非卖品外，徐悲鸿义卖的全部画作与纪念品一售而空。盘点收入，共筹得国币15398元9角5分，这在当时几乎是天文数字。遵从徐悲鸿的提议，星华筹赈总会将这笔巨款交中国银行寄往广西，作为第五路军抗日阵亡将士遗孤抚养之用，此前或此后，没有哪一位画家在新加坡能破此筹赈义卖的纪录。
徐悲鸿把画展所得款项无私地捐给祖国，却不以此而沾沾自喜。他说：“身居后方者，无论如何努力，总比不上前方将士兵器悬殊无间寒暑之苦战。出钱者，无论数量如何之大，必不能比得为民族而牺牲性命者之贡献。”
新加坡南洋艺术学院讲师蔡宝龙说起当年徐悲鸿的义举，极为钦佩。这位留着小胡子的年轻艺术家，用一口不甚标准的中国话说：“我觉得徐先生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就是艺术家并不该只是躲在自己象牙塔里面创作。当国家需要你的时候，如果你不能拿起枪去作战，可以用你的画去筹款。”
我到新加坡之前，就听说徐悲鸿1939年到南洋办画展时，曾给当时英国总督汤姆森画过一幅油画肖像，不知现在的下落。我用电子邮件与新加坡美术馆联系，回信的是新加坡美术馆副研究员张越翔。她给我寄来一张油画照片，原画收藏在新加坡国家博物馆的文物仓库。那天张越翔陪我同行，她已经完成了层层审批。
递文件，签名字，检查携带物。现代化恒温设备屏障着燠人的暑气，敞亮的灯光和整洁的环境如同某个科学实验的场所。文物是分类放置的，油画专区有许多竖立的铁框架，大幅油画挂在上面，下面安放着滚轮，以便随时抽出来观看或保养。管理员把《汤姆森总督肖像》推到我面前，严格地说，汤姆森爵士并非新加坡总督，他的职务是英国海峡殖民地总督。在他以前19位总督都由西方油画家画像，悬挂在维多利亚纪念堂内陈列。唯有汤姆森总督像，是第一次由华人画家画的总督肖像。
新加坡美术馆副研究员张越翔说：“画这幅像，徐悲鸿先生是经过很慎重的考虑。他请总督来江夏堂坐了两次，主要是画总督的脸部，然后跟总督借了礼服和勋章进行素描。这幅画有一个特点，用环境交待人物。首先就是西式建筑希腊式石柱，说明总督来自西方。有一个中式镶背杉木桌，表现华人社会。背景有芭蕉叶，周围盆栽是热带植物。这幅画综合新加坡地方的特色，显示总督身份与环境，画出了人物的个性。”
徐悲鸿请汤姆森总督到江夏堂，以便他写生。当时总督屈尊到一个华人绅士的家，是非常稀奇的事，足以惊震四邻。中国画家画出当地第20任总督的油画肖像，更是闻所未闻。这幅传世之作的诞生，还有个内幕故事。
徐悲鸿赴南洋办画展的筹款对象主要是华侨，日本当时虽已公开声称将武力进兵南洋，但日英尚未交战。有些英籍华侨，他们不把中国当作是自己的家，而把自己当成是英国人了，说徐悲鸿是中国画家，他来这边为中国抗战筹款，跟他们没有关系。他们看了徐悲鸿展出的画，很多是中国水墨画，也没兴趣购买。南洋侨领林文庆和林谋盛想了个办法，请徐悲鸿给总督画一幅像，由英籍侨生公会出资，徐悲鸿可以当一个筹款项目，英籍华侨也觉得画一幅总督像显示他们对英国政府的效忠，一举两得。
总督画像动笔之时，正逢七七事变纪念日，徐悲鸿写下《廿八年七七招魂两章》。其一：恭奠香花沥酒陈，丕显万古国殇辰。星河耿耿凄清后，魂兮归来荡寇氛。其二：想到双星聚会时，兆民数载泣流离。同仇把握亡胡岁，预肃精灵陟降期。
徐悲鸿在画像的日子里，曾写信给友人说：“此间总督自昨日起来弟处写像，全副披挂(另片)，像高八尺;此画物价恐须破中国生存作家一切纪录(国币四千)，弟将以半数助赈，一本初衷。此事尚未至发表程度(七月底方能写竣)，惟先令良友知之为我喜耳。以后弟之版税不必付出(此次恐只有新加坡一处有卖出耳)。”
郭鹤年是谁?他怎么会与徐悲鸿相识? 你知道香格里拉大酒店吗?全世界香格里拉大酒店都是他的! 怪不得耳熟，不是同名同姓，真是著名实业家郭鹤年先生。
与郭鹤年香港总部联系后，收到郭先生办公室回复：“傅宁军先生：致郭鹤年先生函收悉。郭先生对徐悲鸿先生非常尊敬及仰慕，认为徐先生是一个谦谦君子，除了有良好的教养，卓越的艺术成就外，更充满人情味;徐先生在南洋逗留的一段时间留给郭先生非常深刻及美好的印象。稍后郭先生将把资料整理好，希望能提供具体的帮助。”
不久，郭鹤年寄来一张徐悲鸿给他画的小马复印件。他的回忆不加修饰，感情朴实，可以从中看到徐悲鸿艺术人生的另一侧面：
“大约在1939年，那时我十六岁，我在黄曼士先生的家里第一次遇见徐悲鸿先生。黄曼士先生和夫人是先父母的老朋友。印象中徐悲鸿先生是一个有教养的谦谦君子。我依稀记得他个子不高，只属中等身材，待人接物斯文有礼，客气而真诚。记得有一次我的双亲邀请徐先生到柔佛新山我们家用膳，先慈造了一道清蒸鱼的菜，徐先生一看见便高兴得大叫起来，频用法语称赞那条鱼非常大，可见徐先生是一个真性情的人。
“记得有一次，我把小小的纪念册子拿给徐悲鸿先生，请他画一只马给我。小册子只有三寸半长，五寸阔(见附图)。黄曼士伯父还取笑我，说徐先生怎么会在我的小本子上画。谁知饭后徐先生就跟我拿了那本纪念册到楼上去。我匆匆吃过饭就往楼上跑，原来，徐先生真的用水墨在我的纪念册上画了一只马。
“我留意到在台脚下有一个废纸篓，里面全是徐先生丢掉的废纸。我问他可否让我捡一些回去，他说不可以，因为他不能让那些不满意的作品流传出去。每到傍晚，徐先生点一把火亲自将那些不被他接受的作品在后园全部烧掉，直至废纸化成灰烬他才离开。
“他经常告诉黄曼士先生说：二哥，我把我的画送给你，虽然现在并不值钱，但在我死后就会值钱。徐悲鸿先生外表温文儒雅，一派知识分子的模样;学问渊博、艺术技巧高超;为人温柔敦厚、谦虚好学。他的思想和识见广阔深远。徐悲鸿先生是我认识的人当中，其中一个最优秀、最斯文和最有人情味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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