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这是另一个与悲鸿生命有着血脉联系的国度。
徐悲鸿应泰戈尔之邀，从新加坡到印度国际大学做访问学者，他与泰戈尔、甘地都有来往，并画有传世之作，这是寻访徐悲鸿人生轨迹的重要一站。印度国际大学就在圣地尼克坦，孟加拉国文意思是“平和安静的住所”，中文译成“和平乡”，是泰戈尔出生的地方，一个文学大家安放心灵的理想之邦。
1938年6月，印度国际大学中国学院院长谭云山来到中国，代表泰戈尔邀请徐悲鸿到国际大学讲学。徐悲鸿到新加坡，原本准备很快到印度去，此前徐悲鸿在香港办画展不成功，他对新加坡希望值不高，没想到在新加坡如此受欢迎，观众很热烈，筹款也很成功，使他心情为之一振，一住就是10月之久。
时隔一年，1939年6月29日，去中国游说后返印度的谭云山到新加坡，与徐悲鸿商谈赴印度国际大学的细节，彼此一见如故，“感情不可却”，徐悲鸿同意于11月初赴印度。8月25日，徐悲鸿给女儿丽丽写道：“……我常常想到你小时候的哭声‘姆妈哎——’，那时候实在讨厌，谁想你那种哭声，令我感到无限的伤逝情绪。国家大难临头之际，各人须尽其可能尽的义务，事变之后，我们不见得会比人家更不幸福。”
徐悲鸿与谭云山确实惺惺相惜。乍一看，谭云山相貌堂堂，文质彬彬，遣词用句颇有古诗文功底，然而接触多了，就不难感觉到骨子里的百折不挠，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倔劲，到底是湖南农村走出的“蛮子”，与徐悲鸿有几份相像。
徐悲鸿没看错，谭云山不是大官，却能办成大事。
谭云山1898年生于湖南茶陵，1915年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曾参加毛泽东创办的新民学会与新文化书社，担任湖南全省学生总会及崇新学会主任，编辑《新文学》周刊。1924年泰戈尔访问中国，谭云山这一年远赴南洋谋职，就教于南洋华侨学校，并出任《华文日报》主笔。三年后，谭云山在新加坡与泰戈尔相遇，着迷于泰戈尔的深邃与豁达。泰戈尔对这位二十八岁的年轻学者也有好感，请他到印度国际大学教授中文。
谭云山追随比他大三十八岁的泰戈尔到了印度。此时泰戈尔向他诉说了一个心愿，在印度国际大学开展中国研究：“继往开来的事业，请从我的大学开始吧!”泰戈尔曾寻求西方汉学家在学术上的帮助，寻求印度最大财团资助中国访问学者住宿，可惜未能成功。当泰戈尔把目光转向中国时，谭云山带着泰戈尔的委托返回祖国。
谭云山在中国不过一介书生，虽然并没什么背景，但他的“三湘气质”使他从不退缩，只问耕耘，不问收获，游说民国政府要员与社会贤达，成立中印学会，支持泰戈尔在国际大学成立中国学院的设想。著名教育家蔡元培欣然担任中印学会首任会长。
后来，国民政府认为捐款给印度的事项，事关中印两国之间关系，于是中印学会领导人更替为任政府要职的戴季陶、陈立夫、朱家骅等。谭云山则担任理事，被指定为该会在印度的全权代表。蒋介石亲自表态，对泰戈尔宣传中国文化的思想表示敬意，同意泰戈尔建立中国学院的方案，由中国政府以中印学会名义资助实施。
1937年4月，印度国际大学中国学院正式开幕。谭云山这些年奔波于中印两国之间的“不知疲倦的努力”(泰戈尔语)，终成正果。置身歌舞升平的盛况，他激动地听到泰戈尔热情洋溢的发言：“这的确，对我来说，是一个伟大的日子，是我盼望了很久、很久的。我现在可以代表我国人民履行我们历史遗留下来的承诺，承诺在我国人民和中国人民之间保持那一千八百年前早已奠基的文化、友好往来……”
事实的确如此，以泰戈尔为灵魂的国际大学，对中国学院倍感亲切，曾邀请了不少著名中国学者到此交流，也培养了许多印度学者，成为中印之间名副其实的文化纽带。泰戈尔希望邀请最优秀的中国学者，时常征寻谭云山的意见，一旦明确人选，由泰戈尔发出邀请函，谭云山具体联系。被中国画坛称作领军人物的徐悲鸿，很自然地进入了谭云山的视野。徐悲鸿从内地到香港，再到新加坡，他与徐悲鸿的联系不曾断线。
1939年11月8日下午，新加坡码头海风浩荡，徐悲鸿与送行的友人握手道别，登上经缅甸仰光赴印度加尔各答的一艘邮轮。当他抵达加尔各答时，谭云山已赶到码头迎接。英国人管辖之下的印度加尔各答海关，对华人艺术家并不友好。傲慢的海关官员扔过来一大堆英文表格，说徐悲鸿那七八个装满古今中外画作的画箱，全都得打开，每一幅画都得点验、登记、估价、交保(否则照估价预缴关税50%，将来离开印度时未卖出发还，再扣除手续费20%)，他才不管你是到印度来干什么的。
不知是真的无知，还是故意找碴，英籍海关官员居然拿出一枚铜印，要在徐悲鸿带去的每一幅画上，戳一记海关的蓝色印章。气质文雅的徐悲鸿大为光火：“那舅子的税关，真不是东西!”他的宜兴话，外国人听不懂。谭云山赶紧用英文说明，人家就是不理。双方僵持不下，幸亏泰戈尔迅速派人前来交涉，海关对泰戈尔不敢不尊重，答应印戳改盖在画的标签上，总算保住了这批艺术品的完美。徐悲鸿后来说，他带的画太多，来不及一一清点，海关逐件地盖戳，帮他弄清随身携带的六百余幅画的准确数字。
在加尔各答与英籍官员周旋，徐悲鸿根本无暇浏览这座印度第二大城市的风光，天天耗在海关。耽误了八天，徐悲鸿才从海关来到加尔各答火车站。
如今的加尔各答火车站，还是上世纪英国殖民当局建造时的模样，听说维修多次，都是不动原貌。粉红色砖墙略显破旧，保存着欧式建筑风格。蒸汽机火车吐着浓烟进站。加城与圣地尼克坦(和平乡)之间的二百多公里路，火车仍是主要交通工具。不难推断，六十多年前，徐悲鸿会坐火车到和平乡附近的车站，下了火车是没有其他车的，得雇当地牛车，摇摇晃晃半天到达圣地尼克坦。
徐悲鸿抵达圣地尼克坦的准确时间，写在他给友人的信中：“1939年12月6日上午12时少3分”。徐悲鸿将这一刻准确到分，说明他时时看表，他似乎意识到，在一个重要时刻，他将与一个伟大的心灵相逢，并将终生引以为荣。
尽管来访者有充分的想象空间，圣地尼克坦的村庄感觉，仍然让人连呼“想不到”。方圆若干里的国际大学校园，果然是一大片绿树，树丛中散落着一栋栋一层或两层的房子，就是这所著名大学各个学院的教室了，造型古朴而简约。原来和平乡的乡字不是凭空而来，这里真是印度西孟邦的一个乡村，说这个乡村因为泰戈尔的缘故，是当今地球上最特殊、国际知名度最大、在所有外国小地名中最为中国人熟悉的乡村，此言不虚。
与在国内看到的任何大学不同，国际大学没有校名的牌子，也不见有环绕的围墙，最多的是坐着人或拉着东西的牛车，偶尔驶过的汽车与摩托车，还有人拉着跑的黄包车，路边有卖泰戈尔木雕像等旅游纪念品的小商贩。唯一提醒你的，是那些写着孟加拉国文与英文的黄色告示牌：校园重地不让任何人拍摄。你要不信，一从背包里拿出小摄像机，就会有不知哪里冒出来的黄制服警察，向你说不，让你走开。
徐悲鸿曾描述他第一眼看到的景色：“国际大学，位于加城之北百英里左右，寥廓无垠之平原上。附近有一河流，原为泰戈尔诗翁(已见，真如神仙中人)等人之别墅，占地千英亩之上，有大树数千章，故远望之，苍葱起伏，蔚然深秀;来学者多攻文哲历史语言等科，尤以美术为全学府之精采，除本院有绘画雕塑外，沿有音乐歌舞院，一切组织，盖本于此大诗哲之理想，非如世界各处学制，悉依功得计划者也。”
面包车驶进圣地尼克坦，就像掉进绿色的海洋，茫然不知所终。只见驾驶员不时停车，坐在前排的向导李先生摇下车窗玻璃，用英语一路询问。一片绿树丛中，露出了中国学院的院落。说是院落，是因为它是有围墙的。不过，只有围墙，大门洞开。面前的主楼，是一栋深黄色的两层建筑物，与老照片上看到它在三四十年代的模样完全相同。镌刻于门楣上的“中国学院”，是中华民国政府主席林森的题字。
主楼大教室明亮宽敞，课桌前的学生正埋头伏案，中国学院中文系主任奥吉·班那吉先生正在主持一场考试。听说中国朋友到访，他让其他老师监考，自己走出考场接待。没想到他这样年轻而英俊，他说他在中国留学过，到过北京、上海、南京。他说中国话居然非常标准，地道的京腔。
考试结束，教室里顿时热闹起来。和几位印度学生攀谈，听正在青春年华的年轻人讲述理想。女孩多穿着多彩的纱丽，男生则多为汗衫加牛仔裤，他们的中国话虽有些别扭，但可以表达意思了。他们对中文有兴趣，对中国有好感，希望能到中国深造。这间大教室正面大幅壁画，是中印人民世代友好的传说故事。奥吉·班那吉先生说，这些传说壁画是中国学院初建时请人画的，写有谭云山的落款。
就在中国学院大教室的这面壁画之下，镶嵌着一块大黑板，徐悲鸿站在这里给印度学生讲过课，示范作画的技艺。也就在这面壁画之前，中国领导人留下了一张张以此为背景的历史照片。1942年，蒋介石以盟军中国战区统帅的身份，应印度总督之邀访问印度，与宋美龄等到圣地尼克坦印度国际大学访问中国学院。1957年，周恩来总理和贺龙副总理应尼赫鲁总理邀请访问印度时，也曾到访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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