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徐悲鸿、蒋碧微搬进南京傅厚岗新居。此前,他们在丹凤街中央大学宿舍住了三年。那是个人声鼎沸的大杂院,难免太多不便,不只是一家人加上保姆,住得非常局促,徐悲鸿回家画画也得占地方,所以他的一大堆绘画资料只得放在中大校园的平房里。身为教授太太的蒋碧微不用上班,可以有大把时间到处闲逛,想想如何拥有独家小院。
徐悲鸿对此毫无怨言,他画画最能将就了。
中大艺术系学生安敦礼在《忆悲鸿先生二三事》一文中说:“徐先生住房条件很差,连张大画案都没有,怎样画这样大的画幅呢?我提出疑问,徐先生说:‘我是趴在地板上画的。’我看看地板凹凸不平,这样简陋的地板如何画351×139cm的大画呢? 而且连画七稿! 徐先生说:‘有好条件固然是好,但万不可只是等待好条件。时不我予,不要把时间消耗在消极等待上。如果好条件一直等不到,怎么办? 只能用勤奋来争取。”
蒋碧微从丹凤街中大宿舍区出去,逛的地方就在附近。那时金陵繁华之地在城南,如今市中心鼓楼一带,就算偏僻的城北了,人烟稀少,坟地居多。民国政府迁都南京,旧有城区格局不变,许多机构在城北建房,有钱的人跟进,房子渐多,人气也渐旺。
徐悲鸿的薪水是可观的,但是居家过日子开销大,要都拿出来买地盖房,仍有些底气不足。蒋碧微看中了南京傅厚岗的一块空地,常与徐家走动的民国元老吴稚晖先生慷慨解囊,垫了三千块大洋。蒋碧微请来的设计师,曾是徐悲鸿学生,自然分外尽心。蒋碧微倾注所有的聪明才智,使得这栋符合画家教授身份的带院子两层小楼,日见雏形。
吴稚晖何以对徐悲鸿如此慷慨,无疑缘于他们之间的交情。而在徐悲鸿去世后的传记中,提到徐悲鸿在南京傅厚岗建房,便说是友人相助,吴稚晖之名从没提起。也难怪,吴稚晖身为党国要员,在阶级斗争观念盛行的时代,当然列入敌对营垒,似乎说到他就会有损于徐悲鸿。其实,作为老同盟会会员,吴稚晖不仅深得蒋介石器重,也曾深得孙中山赏识。
已经九十四岁的吴稚晖侄儿吴余庆,住在上海宝山区,他保存有台湾版《吴稚晖传》,扉页印着一张油画肖像。
吴余庆说:“这就是徐悲鸿画的老阿伯(吴稚晖),有徐悲鸿作画的签名。原件以前在吴稚晖故居,后来丢失了,南京总统府改建中国近代史博物馆,回归历史原貌,把徐悲鸿画的吴稚晖像挂起来,就是按这张油画照片复制的。”
油画中的吴稚晖身着立领唐装,显得儒雅而有气度。这幅肖像,是徐悲鸿从法国回国不久画的。吴余庆解释说:“老阿伯与徐悲鸿是师生关系。”
这话也对,也不对。徐悲鸿并非吴稚晖的直接弟子,但他确实把吴稚晖尊为师长。徐悲鸿的耿直是出名的。有的权贵给再多的钱,他都不理睬,而他给吴稚晖画像,并与吴稚晖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当年吴稚晖与蔡元培、李石曾等人创办中法大学,推动赴法勤工俭学运动,资助一大批缺乏经济实力却有报国志向的青年人。徐悲鸿是中国政府的官派留学生,不在勤工俭学之列,他却为吴稚晖教育救国的理念所感动,引为知己。
吴稚晖不肯做官,一手漂亮的毛笔字却很值钱。吴稚晖给徐悲鸿垫付的钱中,有没有画肖像的笔润,也未可知。当我查阅资料,得知吴稚晖是上世纪六十年代联合国授予的世界文化名人,才知道我们把他归于“党棍”之列,确实太脸谱化了。
徐悲鸿、蒋碧微的乔迁之喜是隆重的,女主人在新落成的小院里组织了小型聚会,毕竟曾经留学法国,刻意营造的浪漫氛围令人羡慕。
此时,徐悲鸿在中国最有名的大学任教,事业也进入巅峰状态,理应春风得意的他心情却是沉重的。“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三省的沦陷,使他无法沉浸在一己的满足之中。
尽管蒋碧微颇有微词,徐悲鸿仍给自己的居所起名“危巢”,表达他忧国忧民的情感。他写下《危巢小记》曰:“古人有居安思危之训,抑于灾难丧乱之际,卧薪尝胆之秋,敢忘其危,是取名之义也。”他以经石峪字集联“独持偏见,一意孤行”,横题斋名曰“应毋庸议”。
当今已是著名画家的黄苗子时任记者,到徐悲鸿府上访问,进了前厅就大吃一惊,还没看过有人写过这样的斋名和集联,徐悲鸿也不怕犯忌!
也就在此时,徐悲鸿创作了大幅油画《奚我后》。这是一个取材于《书经》的典故,描写夏桀暴虐,民不聊生,商汤愤然带兵讨伐暴君,苦难中的百姓们说,“奚我后,后来其苏。”翻成白话文的意思是,等待贤明的君主,他来了我们就能得救啦。
画面上大地龟裂,树木枯萎,瘦牛啃啮树根,一群衣衫褴褛的穷人翘首远望,眼睛燃烧着无奈而焦灼的期待之火。所有的人看到,都为之一惊!
舒适的生活和教学环境,没有使徐悲鸿躲进象牙之塔。他画的这幅油画高226.5厘米,宽315.5厘米,有16个真人般大的人物,竟直接以城区的饥民为模特儿,画了一群骨瘦如柴、面有菜色的民众群像,依托中国古代典籍的丰富内涵,深刻反映当时底层中国人的生存状态。徐悲鸿构思中数易其稿,他用他的画笔在呐喊。
主管国民党宣传文化的张道藩劝他:“别这么画,给自己找麻烦!”蒋碧微更是气愤极了:“张道藩先生是关心你,你是在一天一天把你自己毁掉!”
徐悲鸿一笑了之,没有中止他的激情创作。油画在都市沙龙多是高雅闲趣,明明可以画温文尔雅,可以画阳春白雪,足以给徐悲鸿带来社会声望和可观收入,但徐悲鸿选择的题材却触目惊心,仿佛撕下了上流社会不愿意面对的一层薄纱。
任何非议在徐悲鸿耳旁,如一阵穿堂之风,不为所动。他坚持完成画作,这才有了后来周恩来对此画的高度赞扬,有了中国美术史上的经典之作。
以张道藩深得陈立夫的赏识、在中统CC派高层的显赫地位,能给人戴上红帽子,甚至送进大牢,但他对徐悲鸿始终另眼相看,至少客气尊重,保持彼此友谊。即使他觉得徐悲鸿出格,多是提醒几句。后来他与蒋碧微走得再近,也没给徐悲鸿安一个“通匪”的罪名。也许他比谁都清楚,徐悲鸿才气逼人,就是一个典型的艺术家,不与凡人等同。
而蒋碧微的极端不满,和她想扭转徐悲鸿创作方向的不懈努力,固然有她艺术眼光的局限,但要她承担更多关于政治和道义的责任,其实也有点过分。作为一个著名画家的妻子,她指望丈夫的画卖个好价钱,而且不要招惹是非,似乎也是人之常情。如果不是她与徐悲鸿的感情走到了尽头,她的苦苦相求,也许会有另一种解释。
然而,对于徐悲鸿、蒋碧微的一对儿女而言,盛满童年乐趣的地方并不在傅厚岗新居,而在搬进傅厚岗以前的中央大学宿舍。在那个温馨又热闹的大杂院,在那个踏着地板嘎嘎作响的旧楼上,徐悲鸿、蒋碧微虽然已经不和,但还是有和好的时候,况且他们心照不宣,不在孩子心里留下阴影。孩子跟着保姆生活,看到的父母和蔼可亲、笑容满面。
在天津城中的一个居民小区,徐悲鸿长子徐伯阳健康而快乐。这位八旬老者面色红润,腰板笔直,不知是否接受采访之故,穿着笔挺的浅色西装,一头乌发梳得非常平整。他拿出父亲徐悲鸿给他画的素描。一幅是幼童伯阳,赤身裸体,憨态可掬。另一幅是少年伯阳,手持小铜号在吹,一身童子军的穿着,神气活现。
徐伯阳的回忆自南京始:“从我有记忆的时候,那是两岁左右,我妹妹刚刚出生,我家住在南京中央大学宿舍,是我幼年生活最温馨的一段时期。
“每天早上我父亲起来帮我做早餐,牛奶、烤山芋。我母亲早上懒得起来,就在屋里开留声机放唱片。那些音乐对我影响很深,我后来学古典音乐,就是从母亲这儿启蒙的。那时母亲找了个宜兴的保姆刘妈,她后来把她十六岁的女儿同弟带来了,专门抱我妹妹。她早上经常带我们去买油条、烧饼。虽然事隔很久,但那段记忆我老是忘不掉。
“从丹凤街中央大学宿舍搬到傅厚岗后,我们家的房子是大了,有大花园,可父母之间不和睦了。总见不到父亲,他就是在家,也是画画,要画好几道才完成一张。那时起,我对我父亲印象比较淡,有时他带学生到郊区去写生,也带我去。
“1934年他们从欧洲回来,关系也比较好。那时我早上起来都要到他们房间去请安,一人亲一下,然后下楼吃早饭。以后父亲就出走了,到广西去了。”
在南京出生的徐静斐(丽丽)与哥哥徐伯阳有同感。在她看来,傅厚岗的徐家生活是富足的,简直有点奢侈。她从童年到少年,作为徐家小姐什么都不愁,在众人呵护下度过了最难忘的日子。她说:“那时,我们家里有六个佣人。”
徐静斐描述了当年中央大学教授家的排场生活。全家人靠徐悲鸿当教授的300大洋薪水过活,当然还有绘画收入,蒋碧微不用外出谋职,丈夫养家似乎天经地义。家里请了六个佣人,但是并不存在经济负担,当时物价很低,人们购买力相对很差,教授的钱足够了。
徐静斐说:“从宜兴老家来的刘同弟,专门带我。有个丫头叫阿脚,在我们家带我哥哥伯阳。刘德宝,是我们家看大门的,刘同弟的哥哥。刘同弟妈,我们叫她刘妈,管烧饭,她是最早来我们家的,后来刘妈又把她的一家人都从乡下接来了,在我们家做事。史坤生陪我父亲裱画,买古董,拿古董的,一直在打杂,以后和刘同弟结了婚。还有个阿金,是拉黄包车的,负责送我们兄妹俩上学,放学了再接回家。那时没汽车,出门就是坐黄包车。”
徐静斐对刘同弟的感情很深,不是母女,胜似母女。刘同弟已经七十多岁,称得上最熟悉徐悲鸿一家的人,一辈子跟徐家所有的人分不开。她是宜兴同乡,跟着母亲到南京徐家当保姆,把徐静斐从小带大。徐悲鸿与蒋碧微分手后,她又跟了蒋碧微多年,跟到台湾,直到蒋碧微晚年,她也年纪大了,做不动了,才离开,回到子女身边。
电话打到台北的刘同弟家,说要采访她。老人家听力很好,声音宏亮,一口浓重的宜兴口音,透着一种兴奋:“你要问徐先生的事,多啦,我能说啊。我十几岁到他们徐家带小孩,后来跟蒋先生,一直跟到六七十岁离开,以前没有人问我啊。”
她说她在家摔了一跤,腿脚不方便,走路要撑支架,要不然她就回大陆看看了。
“那时徐先生和蒋碧微有两个小不点嘛,他们在南京啊。后来徐悲鸿就叫他的丈母娘,找宜兴人来看他的那个宝贝女儿、儿子。那我妈妈乐的了,还种什么田啊,到南京去多好,好像出国一样的。那个时候,到南京是这样子,那个时候我只有十几岁了。他的女孩子小嘛,我都喜欢抱她、逗她。小孩子一哭了,我妈妈没有旁的,就骂我没带好,小孩子哭了嘛!
“我妈妈骂我呢,那徐先生就说她:你为什么骂同弟呢? 又不是同弟弄她摔的,她自己摔得哭的。徐先生有两个小孩子,伯阳,丽丽,有时候要到学校送饭。当然不是当我的面讲的,我有听到声音啊,他说蒋碧微,这种天这么热,为什么叫同弟去送饭呢? 那时我小啊,好像徐悲鸿有一点偏袒我,那种天就不要叫同弟去送饭了嘛,有的是人啊。”
几件极小的事情,感动了做保姆的刘同弟几十年。也许是因为出身贫寒的缘故,已经是名画家、名教授的徐悲鸿,对来自底层的人有一种真诚的同情。
相比较,教授夫人蒋碧微对人要厉害得多。虽然是宜兴同乡,刘同弟对蒋碧微就有些怕,她直说:“徐先生是个大好人啊,蒋先生也不坏,但脾气太大。”
中年徐悲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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