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主编 时间：2022年12月10日 阅读：188 评论：0

当徐悲鸿面临走和留的抉择之时，同样的抉择，也摆在许多人面前，包括他的前妻蒋碧微，与蒋碧微住在一起的女儿徐静斐(丽丽)。因为儿子徐伯阳已经到北平上学，离开了蒋碧微，蒋碧微身边只有女儿是她唯一的亲人。
徐静斐说：“过去张道藩常给我讲故事，教我学英语，为我买书，用汽车送我上学，答应等我大学毕业送我出国留学，我把他当作一个长辈。当我看到他与我母亲的暧昧关系，听到我母亲在朋友面前老是讲我父亲怎么不好，我就产生了厌恶。在我和我父亲、我继母接触的过程中，没听见他们讲过我母亲一句坏话，相反，我爸爸给我的信中经常让我安慰我母亲，这种矛盾的心情持续了很多年。
“有一天，张道藩买了一张床送给我。保姆把这张床往楼上我的房间抬，我就站在楼梯口挡着说：我不要! 保姆把床抬下楼了。当晚张道藩来了，和我母亲不知道说了些什么。我已睡了，我母亲忽然进来，扭开电灯，坐在床前。我赶紧起身，我母亲把我按倒在床，表情痛苦地对我说：‘你今天这样做，张伯伯非常难过，他把你当他的亲生女儿看待的。我一生中只爱过一个人，就是张道藩。可你一点不体谅我。’
“说着我母亲失声痛哭。她从来没有在我面前流过眼泪。我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呆呆地望着她。她哭了一会儿说，你好好想想吧! 哭着出去。灯关了，我却醒了，丝毫没有睡意，凝望着窗外的月光，埋在枕头里流泪。
“1948年我考进金陵女大，当选为学生自治会的学习部长，负责办一年级墙报。我剪着短发，穿一身蓝布旗袍，很朴素，和地下党员曹婉成为好朋友。有一天，我在我出的一期墙报上，写了篇骂张道藩的文章。星期六回家，我母亲和张道藩都气得要命。张道藩说：你是受了共党分子的指使才这样做的，我念你不懂事，只要你说出来是谁指使你干的，并写保证书以后再不这样干了，我不再追究。”
蒋碧微与张道藩逼着徐静斐(丽丽)说出金陵女大进步分子是谁。丽丽说，稿子是我自己写的，谁也没有指使我写，我做的事，我负责。蒋碧微气愤地说，既然你这样恨张道藩，那你就没有必要再留在家里了。她说，我早就料到会有今天的，那我走了。说着往外走。蒋碧微见她真的要走，哭着跟了出来。说你要走到哪里去，丽丽，你上当了。丽丽说，你不要管我。她跑回自己房间，关上门哭了。
在蒋碧微眼中，喜欢读书的女儿是最听话的，她不能理解女儿，就像她不能理解当时即将发生的社会变革。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已是强弩之末。在著名高等学府，向往进步是学生的主流，徐静斐也不例外，已经秘密传阅解放区的书籍。坐高官轿车，趾高气扬地开到学校门口，在丽丽眼里不是一种荣耀，而是一种耻辱。
徐静斐说：“我想到北平找父亲，可是身上没钱，去不成。离开家，到哪去呢，不离开家，看不惯我母亲与张道藩。把我带大的保姆同弟哭着安慰我，坐在我身旁守着。等她走开，我还是感到绝望。我在洗脸间看见我母亲经常吃的通便药，英文说明写了，每次一粒，如服过量有危险。我看还有半瓶，倒了一杯水，一口气吃了几十粒药。到了半夜，药性发作，我感到恶心，一阵阵呕吐，失去了知觉。
“我是被母亲逼着自杀的，被同弟送到医院抢救。救活后，我回到学校，地下党说，你这个家里呆不了了，闹得这么僵，你都闹得要死了，组织上研究，觉得你的情况不行，送你到解放区去。我通过地下党，就想从家里逃跑出来。
“我母亲就和张道藩商量，丽丽个性很强，再逼下去，会出问题的。张道藩认为，要把她和同学隔开。我母亲坐了汽车到学校，去教务处为我办理了休学手续，又找到宿舍，把我带回家中。1948年12月中旬，我母亲又将我带到上海，住在我叔叔(徐悲鸿弟徐寿安)家。怕我逃跑，她一个钱也不给我，只把钱交给我表哥，我要什么东西，就由他们代我买回来。她在上海待了几天，就回南京整理东西了。
“自从我自杀后，没跟我母亲讲过一句话。那时我是个进步青年。我母亲想把我带到台湾去，我怎么可能跟她走呢? 就偷跑了。我是跑到共产党这边来，我哥哥是跑到青年军去。我和我哥哥，都不愿跟我母亲生活在一起，那就说明问题了。为什么你的子女都跟你闹翻了?难道是做子女的问题吗?”
不知道蒋碧微有生之年，有没有听到女儿的这些话。
徐静斐(丽丽)离家出走，是因为政治，还是因为家庭? 也许两者兼有，其实还是后者分量更重。母亲偶像訇然坍塌，在儿女心中留下阴影，是蒋碧微晚年自己的反思。对于一个追求自我幸福的女人，代价未免太深重了。
蒋碧微回忆录中，对女儿丽丽是挂念最多的，她曾说起接到上海来信时的伤感：“听到了这种情形，我内心里已确定她出走了，无可奈何，只好在上海的报纸上登了一则启事，要她无论到了哪里，希望她来信告知，家里的人是绝不追究她的。道藩还去调查统计局请他们设法寻找，当然这些都不曾得着结果。伤心泪尽之余，我又回到了南京，孤独，凄凉，丧失了一切的一切，茫茫人世，除了道藩而外，我已一无所有了!”
蒋碧微给徐悲鸿写信，询问女儿丽丽的下落，这是他们之间的最后一次联络。可惜这封信找不到了，想象中应该非常焦虑，也非常客气。
但女儿已经确定了人生方向。徐静斐说：“我是1949年元月从家里偷跑的，我母亲给我父亲写了一封信，说丽丽失踪了，问有没有到北平，我父亲说丽丽没来北平啊。我父亲就急死了，说丽丽怎么不见了，急得不得了。
“但是后来，我给北平写了信，告诉我父亲，我到解放区了。我父亲一接到我的信，高兴得不得了啊。哎呀，丽丽参加革命了，丽丽参加革命了! 我父亲逢人就讲。可以看得出，我父亲在解放以后啊，他精神愉快，非常兴奋。”
徐悲鸿的抉择是坚定的，像所有渴望中国在世界上站起来的知识分子一样，他留在北平，留在一个虽然未知但充满无限可能的历史进程中。
在北京饭店一次宴会上，周恩来走到徐悲鸿跟前，紧握住他的手说：我们又见面了! 他随手拉过一把椅子，坐在徐悲鸿身边，像一位老朋友那样询问徐悲鸿的健康，询问美术界的情况，他说：“我们的任务还很艰巨，全国很多地方都没有解放。你在美术界的影响很大，希望你继续做更多工作。你要好好地注意健康呵!”
1949年7月，徐悲鸿当选中国美术工作者协会主席。1949年11月2日，国立北平艺专与华北大学三部美术系合并，成立国立美术学院。
徐悲鸿写信给毛泽东主席，请他为国立美术学院题写校名。毛泽东于1949年11月29日亲笔回信：悲鸿先生：来示敬悉，写了一张，未知可用否?顺颂教祺! 毛泽东。
毛泽东对徐悲鸿非常尊敬，他与徐悲鸿的书信往来，都不假秘书之手，也不是官样的文章，而都是商量的口气，像两个平等的朋友。

晚年徐悲鸿

1950年2月，经中央人民政府正式批准，国立美术学院更名为中央美术学院，这是中国第一所全国性的高等美术学府。政务院总理周恩来颁布委任状，徐悲鸿被任命为第一任院长。既有留学背景，又有办学经验，其艺术造诣也达到随心所欲、挥洒自如的卓绝境界，徐悲鸿担当这一重任，实在是众望所归的不二人选。
1950年4月1日，徐悲鸿亲笔写了《中央美术学院成立献辞》，这幅长篇献辞一气呵成，龙飞蛇走，潇洒至极，是徐悲鸿书法中的精品：
“我国数千年来受封建长期统治，人民无幸福可言，但在文化部门造形美术上是有成绩的，当然这是劳动者的成绩。诚如周扬同志所说，皇宫虽是皇帝要盖的，但她是由劳动人民的手造成的。我以为对于我国文化，大半可以用如此看法。
“现在人民作了主人，一切为人民服务，毛主席指示我们首先应为工农兵服务，因为世界是他们创造的。我们又有共同纲领，启发人民的政治觉悟，数万人民的劳动热情。方向明确，我们再来整理批判承继我们祖先遗产，以及吸取世界遗产，以创造出大众的科学的民族的新中国美术。这是我们必须肩负的责任。
“已往我们为专制的统治者服务，且有如此业绩，我们现为人民服务，应当有更大的进步，收获更辉煌的成就，以迎接新中国的胜利和文化建设高潮的到来。
“我以无限兴奋和愉快的心情，庆贺中央美术学院成立，并预祝其中工作的同志及全体同学有光辉灿烂的前途。”(原件为行草书，标点为作者所加。)
也是1950年4月1日，中央美术学院在大礼堂隆重举行成立典礼，徐悲鸿主持大会。他站在麦克风前，作为院长致词时激动地流了泪。礼堂中回荡着徐悲鸿的声音：“这是我一生中感到最光荣、最愉快的一天，我决心在党的领导下，为进一步发展美术教育事业竭尽余力。”这是一位艺术大师走过半个世纪的艰辛历程，苦苦地寻觅，苦苦地奋斗，在登上人生最辉煌的巅峰时，发自内心深处的真诚声音。
让我们再看看徐悲鸿的这幅画吧。
一生痴爱画马的徐悲鸿，无数次以马言志，以马抒怀。这幅宽351厘米、高138厘米的中国画，题为《九方皋》，是徐悲鸿三十年代初期创作完成的，曾带往欧洲和新加坡展出。这个取材于《列子》中的识马相马的故事，依然没有过时。
徐悲鸿不是为了画一幅古画，而是表达对于现实的一种人生态度。当你仔细观察，你会发现一个细节。人们都知道，徐悲鸿笔下的马都是奔放不羁的野马，从来不戴缰辔，但在这幅画上的黑马，却例外地戴上了缰辔。有人问徐悲鸿，这是为什么，徐悲鸿回答：“马也和人一样，愿为知己者用，不愿为昏庸者制。”
真是一种矛盾的心态。千里马向往草原，向往自由，而“愿为知己者用”，只能戴上缰辔。善于画马的徐悲鸿是否在告诉我们，一个爱国的人，一个有民族气节的人，报效祖国与民族，可能不得不约束自己，哪怕个人受点委曲。
这是一篇交给大时代的人生自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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