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戈尔的侄孙泰无量先生是一位熟悉中国文化的印度学者，毕业于印度国际大学，后来也受惠于中印之间文化交流，是赴中国的印度留学生。泰无量是他起的中文名字。他对燕京大学毕业文凭非常看重。
八十岁的泰无量先生说，1914年1月瑞典科学院把诺贝尔文学奖授予泰戈尔，泰戈尔把这笔巨额奖金，以及他的全部财产与版权，捐献给故乡圣地尼克坦的学校，于1921年12月成立了这所国际大学。泰无量先生找出一本书，给我们看扉页上签的“竺震旦”三个中国方块字。早在1924年4月，泰戈尔应梁启超主持的讲学社之邀访问中国时，梁启超送给他一个中国名字“竺震旦”。竺是古代中国人对印度的称呼，而震旦是印度人对中国的称呼。泰戈尔很高兴拥有了一个融汇中印之间友谊的中国名字。
泰无量先生写了亲笔信函，嘱泰戈尔纪念馆接受中国朋友的采访。泰戈尔纪念馆也就是泰戈尔故居，坐落于国际大学的中心区。当初整个国际大学是围绕泰戈尔故居修建的。这所纪念馆收藏这位文学大师的生平史料，向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开放，参观者络绎不绝，有印度民众，也有外国人。
泰戈尔纪念馆的馆长萨布斯考利·森，一位端庄的知识女性，她身着印度妇女的沙丽，已经把徐悲鸿送给泰戈尔的一幅水墨奔马图放在前厅。
萨布斯考利·森馆长说：“就像泰戈尔的名字一样，在这里的房子的名字，都和太阳有关。我们印度伟大的诗圣，你们中国人叫泰戈尔，泰戈尔只是他的姓，他的名字叫罗宾德拉纳特，意思是‘沐浴阳光的因陀罗天神’，全名是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家里人叫他罗宾，孟加拉国语就是太阳。”
徐悲鸿非常庆幸结识泰戈尔，感受他那阳光般的人文关怀：“参见举世尊为圣人之泰戈尔诗翁，翁年七十九须发一白，惟不健步，而工作终日不倦，谈笑往往亘数小时。饮食简单，而量不减恒人，其亲爱慈祥之容，能泯来见者一切贪鄙之念。”
泰戈尔纪念馆陈列着泰戈尔一生的资料，有他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奖状与获奖感言的原件，也有他成长中的重要活动的记录。泰戈尔绝非一个书斋文人，他不仅是二十世纪世界级的诗人与文学家，而且是画家、音乐家、教育家，他作曲3000多曲，每个识字的印度人都会唱他的歌，他在许多个领域有卓尔不群的杰出成就。
萨布斯考利·森馆长拿出几本厚厚相册，找出展示泰戈尔与徐悲鸿友谊的照片，画面上泰戈尔与徐悲鸿在沙发上并肩而坐，旁边是中国学院院长谭云山。这张人们早已熟悉的黑白照片，就是在泰戈尔家客厅里拍摄的，透出一种不讲客套的随意。
泰戈尔身着一身宽袖长袍，而徐悲鸿也不穿西装，穿上了特意购置的一件黑色长衫。和泰戈尔一样，徐悲鸿的衣服也是粗布的。他曾写信告诉新加坡友人，圣地尼克坦“无着西装者，弟将购粗布特制一种衣服，因穿西装，自觉太俗”。
徐悲鸿与泰戈尔
徐悲鸿利用各种机会，无论私人交往，还是公开讲演，讲述中国为何抗战，中国在抗战中的艰难，争取印度师生与民众的同情和了解。他除了讲课和社交活动，还为国际大学许多师生以及民间艺人画速写。其中，最有名的是他画的泰戈尔肖像画，这是一幅中国人久已熟悉的画作，我在这里看到了原作真迹。
徐悲鸿的学生卢开祥教授曾说，徐先生画的《泰戈尔像》在当时是一个重大突破，一改中国肖像画技法的沉闷禁锢。他从纯专业角度点出这幅画两点高妙之处，一是用笔的对比，诗翁形象以中国工笔画的手法、西洋画的造型，精确而生动，背景却是写意的手笔来衬托，用深幽的树丛来表现诗意环境。二是色彩的对比，诗翁从形象到衣物都是赭色暖调，身后色泽则处于花青色的冷调之中。这种强烈对比体现一种节奏之美。
徐悲鸿画《泰戈尔像》时，泰戈尔坐在一颗芒果树下。纪念馆前的这棵老树仍然郁郁葱葱，充满蓬勃活力，仿佛萦绕着泰戈尔的诗：“讲个故事，讲个故事吧，任何佳话传奇你都从不忘记，一切你都保留收集;讲个故事，讲个故事吧，你一生独记看不见的字迹，生动有趣地记录下祖先们的故事。人们也许忘记了他们的事迹，你却一点一滴都记在心里……”
圣地尼克坦的国际大学隆重举办徐悲鸿画展，是在1939年12月14日，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这是印度第一个中国现代著名画家的画展。主持布展的美术学院院长南答拉·波司先生，带领一班艺术工匠，用一周时间精心布置。走进印有白花图案的大厅，天顶的光束照射在墙壁上画作周围，徐悲鸿形容为“灿然出现”的不凡设计。
展览大厅放置了一张宽阔的长方桌，带有印度民间风格图案的台布赏心悦目，一盆盆鲜花散着阵阵清香。徐悲鸿来到大厅时，却见泰戈尔先生已先到了，正在热情地招呼来宾。开会之前，泰戈尔要徐悲鸿与他并坐于桌前，谭云山夫妇坐在桌旁，而所有的来宾皆席地而坐。徐悲鸿很不安，大师对他太厚爱了，这么多印度艺术家怎么可以坐地下? 谭云山劝他不必烦恼，这是大师对中国画家的礼遇，这里只有你是大师的客人。
泰戈尔先致辞，向来宾介绍徐悲鸿和他的艺术。他以智者的思辨，诗人的语言，盛赞徐悲鸿是一位文化使者。徐悲鸿答谢，谭云山翻译。似乎靠近诗圣，徐悲鸿也涌出了诗一样的语言：“我中国唯一完美之文化，为时雨春风;我初来印度，未知其一年中气候如何，若中国在来冬之后，一入新年，便有春风冉冉，间以微蒙之雨，于是草木蔚然而茂盛，鸟自然鸣，花自然香，举世所知圣地尼克坦，便是如此精神境界……”
在全场响起的热情掌声中，披挂沙丽的美丽印度少女走上前，把鲜花编织的项圈，奉献给泰戈尔和徐悲鸿，请他们戴于颈脖之上，然后亲吻他们的赤足。接着，又有少女打开托起的宝盒，轻弹指尖，将香水洒在泰戈尔和徐悲鸿的额头。谭云山夫妇也享有此殊荣。高贵华美的仪式，是泰戈尔对中国客人最虔诚的祝福。此时，与泰戈尔并排而坐的徐悲鸿感到了大师的友善，也感到了一个艺术家能给中国人争得荣耀的幸福。
随后徐悲鸿在加尔各答举办画展，把中国艺术传播到国际大学之外。泰戈尔亲自撰写序言：“美的语言是人类共同的语言，而其音调毕竟是多种多样的。中国艺术大师徐悲鸿在有韵律的线条和色彩中，为我们提供一个在记忆中已消失的远古景象，而无损于他自己经验里所具有的地方色彩和独特风格。我欢迎这次徐悲鸿绘画展览，我尽情地欣赏了这些绘画，我确信我们的艺术爱好者将从这些绘画中得到丰富的灵感。”
还有那张著名的甘地素描像。1940年2月17日，印度圣雄甘地访问印度国际大学。泰戈尔在他的家院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柠檬树下，挂起了帐幕，在地毡上人们焚香献花，祝福的歌声响起，赤着脚的少女舞姿飞扬。七十高龄的甘地虽然面容消瘦，目光却安详有神，他的沉稳的举止，使徐悲鸿觉得一种无言的高大。
泰戈尔将中国画家徐悲鸿介绍给甘地。在拥挤喧嚷的人群中，徐悲鸿拿出速写本，用短短几分钟为甘地画了一幅速写像。甘地看了非常高兴，在这张画上签了名。当晚，徐悲鸿记下与甘地相逢的过程，他写道：“今天与印度整个灵魂共同生活，深感荣幸。”
站在徐悲鸿给甘地画像的地方，仿佛那历史并不久远……
没有任何语言，比得上一张老照片的真实。在中国学院资料室找到的许多照片中，半个世纪前的学生在课堂上的姿态栩栩如生，画面上有一个清秀的中国女孩，她和印度孩子一起听课，她在对照石膏像作画。她就是谭云山小女儿谭元。
谭云山于1983年去世，子女大多移居美国了，只有他女儿谭元还长住印度。谭元家在市区的高级住宅区。谭云山有七个孩子，谭元排行第五，是谭家子儿中第一个出生在印度的孩子，就生在和平乡。泰戈尔非常喜欢这个漂亮可爱的中国女孩，给她取名“嘉美丽”，意思是“花”。
守着当教师出身的父母，谭元和谭家其他的孩子一样，中文、英文和孟加拉文都学得很好。后来，谭元与一位爱慕她的印度同学相爱，成家立业。也许父母去世后，兄弟移居国外，她缺少了语言环境，又年过七十，记忆力不如从前，说中国话很吃力，还是习惯说英文。
谭元也像其他印度女子一样，披挂着长长的纱丽，她很高兴有人来问她父亲的事。她说：“因为很多有名的人去圣地尼克坦，我的姐姐谭文很喜欢找他们签字。她有的时候到徐悲鸿先生的房子去，带着这个速写本去，他就在上面画一张画。他画过四张画给她。一个是猫，一个是马，一个是乌鸦，还有一个是公鸡。”
谭云山长子谭中证实了妹妹谭元的话：“徐悲鸿先生在中国学院作画时，经常有一个小姑娘跑进他房间，看他画笔挥舞。有时，小姑娘手中还拿着一本小本子。虽然默默地站着，却带着期望的眼光。他从小姑娘手里接过小本子，用不到几分钟工夫就画上了一只猫什么的，小姑娘如获至宝。这个小姑娘就是谭云山的第四个孩子、长女谭文，也是我大妹。她把那有徐悲鸿画画的小本子珍藏着(现在由我保管了)。”
谭文聪明过人，曾在圣地尼克坦国际大学就读硕士，孟加拉国文考试中得了第一。尼赫鲁写信给谭云山说：“这很了不起，特别因为圣地尼克坦的孟加拉文程度很高。”可惜，谭文已经去世，谭中说，她在天堂里和父母团聚了。
谭中也从印度国际大学毕业，现在是著名学者。谭中说，“徐悲鸿先生在圣地尼克坦期间，在我家吃饭。我家房子前边有一棵木棉树，开起花像火焰般红。徐悲鸿非常惊喜，画了好几幅画。后来木棉树长得太大了，又离房子太近，树根都伸进我家的地皮里去，我妈妈就把它砍掉。现在那棵木棉树只活在徐悲鸿的画中了。”
果然，在徐悲鸿的信中可以找到这棵木棉树。“此地有木棉花，一如广州，再过一月，可以在和风荡漾中，见其煊赫满树红花，偿我宿愿。(我未尝见过)。”在徐悲鸿的画木棉之作《灿若朝霞》上有题曰：“灿若朝霞色，高与青云齐，孰具英雄气，棉花傥可师。吾居广西几年，往来广东十余次，曾无缘一见木棉花开。廿九年游印，乃始赞叹其光华灿烂之容，顿舒积热。即录往日题树人画句。不胜今昔东西之感。”
白春晖，一位退休的印度部长级官员。他有个中文名字，也是受益于谭云山提出、泰戈尔批准的中印文化交流计划，泰戈尔去世之后计划仍在继续实施。1946年，白春晖到燕京大学研读中国语言，作为中印官方正式交换的留学生。
曾担任过印度驻国外大使的白春晖，曾在印度驻中国大使馆担任高级翻译。他给我看的年轻照片，西装领带，英俊潇洒。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会见印度大使，他做翻译。他的名字是老师启功给起的，缘于一首流传很广的中国诗：“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犹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白春晖在北京见过徐悲鸿，也知道徐悲鸿在中国的名气，那时他还是个学中文的大学生，打交道多是中文教授，像启功那样的，后来果然是中国的国学大师。但白春晖说：“你们应该访问周德里先生，徐悲鸿到印度来的时候，他当时是学画画的，在国际大学美术学院听过徐悲鸿的课，徐悲鸿给他鼓励，现在他不得了，很有名啦。”
这当然是一个意外的发现。这位热情的印度老人提供的线索，使一个徐悲鸿教过的印度学生进入了采访的视野。白春晖打电话找到周德里先生，告诉说中国朋友要去采访，那边很痛快答应了。在哪里见面呢，周德里说他的家很远，就到艺术城他的工作室吧。
新德里的艺术城，是英迪拉·甘地当总理时，仿照法国巴黎的艺术城造的，印度艺术家都能申请，政府提供房子做工作室。周德里，怎么像白春晖老先生，又像个中文名啊? 白春晖说：“他叫谢卡·乔苏里，也喜欢中国，他和我一样，跟你们中国人打交道，都用中文名。”“他是画画呢，还是教书呢?”“他也画过画，也教过画，在印度很有名啊。”“他有什么职务吗?”“是印度中央美术家协会主席。”“这是什么主席，相当于什么?”“相当于，你们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啊!”
美协主席! 不由令人肃然起敬。汽车在白春晖的指挥下左拐右弯，开进一条街巷。艺术城如同一座城堡，围墙涂成桔黄色。所谓工作室就是一栋一栋的小楼。周德里先生周边是绘画与雕塑，他清瘦而开朗，头发斑白，胡须抖动，颇有仙风道骨。他说，他对中国徐悲鸿非常仰慕，他从小喜欢画画，当年在国际大学美术学院做学生，不满二十岁，还记得徐悲鸿介绍中国抗战的讲演，徐悲鸿讲的美术基础课更是一辈子忘不了。
他还说，那时徐先生那么有名，学生不敢和他说话，但他很和蔼，会耐心解答你的问题。我给他纸，请他画画，他很乐意地画了。
徐悲鸿给周德里画的画，一只喜鸦，几枝梅花，被周德里装裱好，至今挂在他家书房。也许徐悲鸿四处奔走，学生无数，他不会记得，一位中国大师给一位印度学生打下怎样的人生烙印，但学生没有忘掉老师的模样与教诲。
当年初执画笔的印度学生周德里，而今已是印度画坛的巨匠。与徐悲鸿相见45年后，1985年，徐悲鸿画展在印度新德里和加尔各答先后举行。时任印度总理的拉吉夫·甘地偕夫人索菲妮女士前来参观，给以高度的评价。
主持画展开幕式的，正是印度中央美术家协会主席周德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