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12月，徐悲鸿从印度返回新加坡。当维多利亚纪念堂举行华人美术研究会第五届常年画展时，他送去《泰戈尔像》、《鹰》、《马》(彩墨画)及《放下你的鞭子》(油画)等4幅参展，和参展会员200幅画作并排悬挂，给众人莫大欣喜。
徐悲鸿似乎忘却海上颠簸的疲惫，他穿上人们熟悉的西装，扎上大领结，精神抖擞地到会祝贺。他是专心的观众，也是专业的评者，对每个参展会员的作品，他都说点看法，或者是赞扬，或者是意见，点评如同他的个性，直来直去。他给华人美术研究会留言：“侨寓诸同志，皆在匆递忙迫之环境中，而能有如此精勤集合，不佞深以为荣。”
也就在这届画展中，新加坡书法家李天马向徐悲鸿介绍了自己的侄子李曼峰，一个勤奋努力的印尼华人画家。二十八岁的李曼峰并没有来新加坡观展，他把他画作的照片，加上李天马名片，寄来新加坡，请徐悲鸿指点。徐悲鸿不但热情回信，并且寄去自己作品的照片。信来信往，他对其作大为肯定：“足下努力之进步实是惊人。”对其人也大加褒奖：“勇猛精进，勿满勿懈，立志成一世界之大艺师，以绍吾国先民光烈，余望之。”
这天，李曼峰来江夏堂拜访神交已久的徐悲鸿。徐悲鸿谈兴很浓，把李曼峰寄来的绘画照片拿出来，铺了一桌子。他挑出几张他觉得最好的作品，其中有油画《古老的回教堂》、《乐工》、《待运》等。李曼峰一看就知道，徐先生看中的，都是曾经参加展览的代表作。徐悲鸿问：“这是你自己的好画吗?”李曼峰说：“是的。”
李曼峰没想到，徐悲鸿接着又问：“这些画还在吗?”李曼峰回答：“和第一流的画家一起展览，价钱很高，卖掉了。”话语里还得几分得意。徐悲鸿却带着可惜的口吻说：“这些都是你的代表作，为什么要卖掉呢?”李曼峰说：“人家给钱多啊。”
李曼峰觉得，有人出高价买画，不是正说明画的价值吗? 李曼峰担任过报社美编和印务公司设计师，但他家庭人口多，负担很重，需要拿钱接济，时常人不敷出。当时印尼还归荷兰殖民当局所辖，李曼峰参加荷印美术协会第一届画展，其油画《彩色湖》就被荷印总督高价订购，成为雅加达一大新闻。而李曼峰在1941年再次举办画展，画作全部被荷兰人订购，最贵的一张卖到600盾。李曼峰本来以为，这是件很光彩的事。
比李曼峰年长18岁的徐悲鸿说：“你将来会懊悔的。”
李曼峰吃了一惊：“是自己的代表作，为什么不能卖给人家?”
徐悲鸿语重心长地说：“你要知道，我们画二三十年，有时几百张画，才能产生一张好画，能卖吗? 价钱好，再好十倍好不好? 十倍的价钱还是不值得卖，画十张普通的作品卖好了。你想，如果外国邀请你去展览，你拿什么去?拿普通的作品去?”
徐悲鸿看出李曼峰的艺术潜能，以过来者的感受给他以忠告。李曼峰后来才知道，徐悲鸿带到南洋的，是他自欧洲留学以来的真正代表作，还有其他中国画家的佳作，收藏数目可观。有此远见，徐悲鸿得以在欧亚多国举办画展，传达他的人生理念。
徐悲鸿鼓励李曼峰出版个人的画集。画集还没影子，他已经为李曼峰写好长达千字的序言：“吾友李曼峰先生，英年大志，才气纵横，自不恋恋于陈旧之馆阁形式。其观察忠诚而作风雄肆，其取材新颖，而抉择有雅趣，所写人物风景多生气蓬勃，充满乐观情绪。盖久居炎方，能体会融融之日，故其画之容颜辉煌而沉着……”
上世纪八十年代，当李曼峰真正成为南洋画坛大师时，他对来访的新加坡学者欧阳兴义讲述这段往事，说徐悲鸿先生到底是比我年长，比我阅历深，他的苦口婆心，我当时并没有完全懂得，而今我懂了，也老了，他的话我要对下一辈讲。
徐悲鸿在南洋忙碌而充实，他又多次举办画展，增加的不只是筹赈的数目，还有他在其中找寻的内心安慰，那就是他与祖国分担着忧患。
1941年5月21日，徐悲鸿写信给他的学生黄养辉说：
我在外并非偷安，我自去年年底返马来亚，接连举行三次筹赈展之：二月在吉隆坡得叻币17856元;怡保尚未算清，大概一万余;槟城之展在四月初，亦未算清，但可知者已及一万二千余，合国币三十三万余。前年一万余叻币，尚未算在内。三层皆全部报效祖国，吾个人旅费及运画之费皆自付，卖去之画约一百五十余幅，当日之《三侠》油画(《良友》46期刊出者)为王柏觐君购去，价两千叻币(合国币一万六千元)，亦可谓一记录矣! 班底仍在，重要之画让出者只二十余幅耳。
1987年10月9日，距离徐悲鸿到南洋已近40年后，台湾《中国时报》发表了徐悲鸿的9封亲笔信，收信人是林语堂，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作家赛珍珠推崇的中国作家，曾经用英语写出惊世小说的一代名流。林语堂晚年回到台湾居住，他去世后，这些信件由担任美国《读者文摘》中文版总编辑的林语堂次女林太乙保存。
林太乙早已定居美国，她深得父亲的真传，曾以高中学历执教于著名的耶鲁大学。使徐悲鸿研究者们惊喜的是，时年六十一岁的林太乙中英文素养俱佳，能在林语堂生前留下的浩瀚信件中，淘出徐悲鸿给林语堂的亲笔信，在一家中文报纸上公开发表。这些信不只是在商量办展的琐事，也是徐悲鸿写下的一段段自述，跨越太平洋的波涛，记录了中国现代两位大师级人物的交往，在中国抗战大背景之下，更能感受到一种激情与坚韧。
徐悲鸿给林语堂写这些信的时间，在1939年至1941年之间，内容为赴美办展的缘起、筹措与未成的来龙去脉。早在1938年9月15日，在桂林的徐悲鸿决定经新加坡去印度时，写信寄美国《纽约时报》给林语堂，请林语堂先生促成在美国举办中国绘画展览，实现其义赈的愿望：“弟此时拟以拙作一二百幅(纯艺术不带宣传作用)，往美国各大都市展览，以所得之半数购药品救伤兵。展览所在必国立或省立博物院与美术馆图书馆。先生交游遍天下，不知在美有无知交可以委托此事。弟不久将应诗人泰戈尔先生之遣往印度。”
此时，林语堂不在纽约，而在巴黎专心致志地写小说《京华烟云》。当林语堂回到纽约，已是一年之后。读到徐悲鸿的信，林语堂觉得是件大好事，可以传播中华文化，长国人志气，也能在中国危难之时尽一份力量，应该援手相助。但徐悲鸿已前往印度，林语堂的回信辗转多时，1941年3月徐悲鸿在马来西亚怡保办画展时才收到。
徐悲鸿复信曰：“语堂先生赐鉴顷读2月5日通信至为兴奋，弟于(民国)二十八年十月因泰戈尔翁之邀携拙作出国，经新加坡曾为筹赈之展，又为坡督写像，故羁留颇久。去年居印度，年终返星。自今2月至4月接连为吉隆坡、怡保、槟城三展，所得全数捐国，虽旅运费皆弟自给，以是成绩尚佳(吉隆坡坡币一万七千五，怡保未清算已逾一万)。”
徐悲鸿告诉他，虽处战乱之中，不乏办展佳作：“弟历年所积及旅印近作约有中西画三百(大半为班底)，朋侪作品如齐白石五十余幅，张大千二三十，合二百余幅，皆一时之选。此时弟尚欲赴槟筹备3月29日至4月4日展，在马来亚有两月之留。”
1941年5月，林语堂复信徐悲鸿，经林语堂与美国作家赛珍珠的推荐，美国援华联合会发出在美国举办中国美术展览的邀请函及邀请电报。徐悲鸿收到了美方的邀请电报，尚未收到邀请函，在槟城去信林语堂，阐述赴美办展的主旨与相关细节：
“(1)此展目的之主要点在文化宣传，故必须有几位博物院院长或美术馆馆长参与其事，届时将在其所属场所举行。即弟当年亦均在法、德、意、苏等国之著名博物院或王宫内举行也。(2)弟个人川资等用费殆无问题，惟须与当地政府商准外汇，或者可以办到。(3)弟必须有一堂皇之团体邀请，则此间出口，美国人口皆可省麻烦，此节弟个人认为重要。(4)弟法文能说能看，英文方在初学，仅能勉强看报，并不能说，是件困难事，弟如能成行必告行程等等。要人接船，非为场面(弟不爱这一套)，实在必须，因弟所携之物必有二十大箱，弟当年曾收集些六朝及唐代俑及陶器皆携出，既远行亦不便寄存此间。(5)卖品所人当然大部捐出，抑弟个人所愿贡献于国家者当不止此……”
此后，徐悲鸿与林语堂多次通信，决定在办理手续之后，将宣传册与部分画作装箱先运往美国。林语堂则告诉徐悲鸿，打算在美国发起组织委员会，具体筹办赴美画展，想来南洋与徐悲鸿当面商谈，但未能成行。林语堂、赛珍珠、纽约出版商华尔士、古董画商姚先生及美国援华联合会多方努力，为徐悲鸿和随行翻译郑振文博士取得美国入境签证。徐悲鸿在新加坡预订了赴美国的“总统号”船票。
11月7日，徐悲鸿写信给林语堂：“弟以画四箱交之运纽约，而弟等大约新年一月一、二日抵三藩市，五日或六日可到纽约与兄等晤面也。”
徐悲鸿这封信非常周到：“兹将请求诸事列后：(1)凡兄弟等所耗零星如电费之类请皆计数概由弟等负担。(2)请即留意能为弟助力之人，郑兄之英文即够应用而人地生疏也。(3)请与各友好详商，着力各城博物院要人。此节最重要。因如此，吾人便将留一部分重要作品于安全所在，能产生文化上实际效率。(4)住所问题亦须未雨绸缪。(5)弟画四箱(三木箱、一铁箱)交Sharp公司由此次开之船直寄纽约中国领馆，四箱记号为A、B、C、F，中有中国画共三百二十三幅，油画分卷共十二幅;其余由弟自带，当告知冯总领事执正。两船到达之时相差不远，此乃临时变更之计划，恳兄告知于总领事，弟内即将详单寄奉。”
这是林太乙保存的徐悲鸿的第九封信，给人的感觉是经历一番周折，已经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之所以在此摘录徐悲鸿部分信件，包括信件中谈得如此细碎的内容，是因为在徐悲鸿亲力亲为的筹措之中，可以看出他在此事上投入的心血，也可以看出他对赴美办展所寄予的厚望。徐悲鸿主持的中国画展在欧亚大陆创造了成功的先例，他此番赴美之行，将把中国画展送到大洋彼岸，这在上世纪四十年代之初，还是没有任何先例的。
在《中国时报》发表的徐悲鸿的9封亲笔信中，有一封信是值得拿出来说一说的，因为徐悲鸿在这里提到了一个久违的名字：蒋碧微。
1941年7月8日，徐悲鸿写信给林语堂：“语堂先生：日来阅报见美国进口之限制多得厉害，因为收集石涛作品弟曾函内子在重庆设法向张岳军(十二幅通景屏石涛生平第一精品)、张大千、罗家伦(最精一巨帧)征求航寄香港，再寄华盛顿大使馆，以轻责任。弟并邀内子同行(二十年之老婆并无第二人，望弗信谣言)，两事虽未必成。顾赴美人口必当预备。恳先生为弟谋时，加入内子一人(名蒋碧微Pillevi年四十二岁)，拜祷。”
也许是看多了战火纷飞中的世事无常，也许对短暂人生有了新的感悟，此时在海外奔波的徐悲鸿，想到了他与蒋碧微的恩恩怨怨，在遥远的祖国毕竟有他们曾经共同建立的家庭与儿女，而在战争的严酷面前，是是非非可能降低它的破坏性。徐悲鸿决定采取主动的姿态，请蒋碧微一同赴美，对已经破裂的婚姻进行最后的救治。
在给林语堂写信之前，6月25日徐悲鸿致函蒋碧微：“碧鉴：三年以来，汝率两儿在轰炸之中，坚苦支持，虽增强了汝之志气，却愈刺激我这悲痛。而此两孩曾亘一年无一书，想起终日遭受空袭之烦闷，无论如何，远方之人毫无恐怖，便不当以大较悠闲之心情，以责备挣扎者之任何一切。逝者如斯，言之惆怅! 吾今特致慰于汝，并告汝一重要之事，林语堂兄来函，美国援华联合会邀吾赴美，举行中国现代第一流画展。我之川资由各方友相助，至美后便无问题。汝倘蠲弃前嫌，我竭诚邀汝同行相助……”
对于徐悲鸿抛去的橄榄枝，蒋碧微回信拒绝：“悲鸿先生大师道席：辱承惠书，荷蒙邀赴新大陆观光，盛意隆情，良可感激。然微所以不敢奉命者，诚因福薄之人，即遭摈弃如前，无论处境如何，难再妄存荣华富贵之想，抑且老父子，咸赖侍养，责任所在，固亦不容轻离也。日昨奉书后，本欲先行电复，孰意问询之下，一电十字，须耗百金，然此米珠薪桂之秋，百金乐足言数，无奈在穷人观之，此区区者已足影响生计，故不得已，只有作罢矣……”
徐悲鸿同时给蒋碧微母亲去信，表达与蒋碧微重归于好的意愿。岳母戴清波对女婿态度很高兴，忙向女儿转达，以为就此可以使他们破镜重圆。
蒋碧微给张道藩写信说：“宗鉴：病中曾接家母来信，絮絮为述海外人之凄凉生活，及其不忘意念，希吾勿再坚持，以图和好，藉慰双亲老怀。吾读此信后，中心乃益郁郁不舒;自念此生除死而外，实无法调处此复杂境遇。只恨上天不情，无辜生吾，复不予吾以超人智慧，解脱此困厄，自振奋，惟使碌碌此生，以情魔自缠，至成一人世间不忠、不孝、不慈、不贞、不义之人……”
蒋碧微所说的海外人，张道藩当然知道指的是谁。
“雪：想至上海来信，劝你的一切，以及你因此而受的痛苦，又叫我如何能食得下咽? 这是个永久无法解决的问题，萦绕在我们的脑中至少有两个月了，你又何必自责自苦如此? 假若你真已是陷于不忠不孝不慈不义不贞的话，那都是我害你的。但我是为了爱你，才使你这样的!”
蒋碧微回复张道藩：“宗：你说你相信我是爱你的，那么你应该知道，我是因为爱你，所以才拒绝人家，你知道我是不能做违心的事的，不会假敷衍的。至于父母朋友子女，我自问尚无亏负他们的地方，暂时不必去管他，我所虑的只是你我之爱。”
徐悲鸿给蒋碧微写的信，蒋碧微也没有丢掉，在她写回忆录时全文照录。蒋碧微的本意，是证明她对张道藩的忠诚，也可以感觉到她拒绝的快感。
而恰恰是这封信，让人们看到徐悲鸿为人的善意，蒋碧微并不给徐悲鸿和好的机会，而徐悲鸿依然希望能挽救。可见他对于曾经共患难的蒋碧微，还是很负责的。可能在他看来，蒋碧微独自带着孩子，会在人生路上走得很苦。
他当然不知道，蒋碧微已心有所属，并不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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