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4月，在欧洲刻苦研读八年的徐悲鸿，带着精湛的写生技法和广博的艺术知识，也带着他的热情与渴望，从巴黎回到了上海。
随后蒋碧微回国，带回了徐悲鸿视为珍宝的装满几大箱子的书画，有他节衣缩食买来的，有他自己的许多习作和绘画作品，还有他临摹的名画。
正在上海艺术大学担任文科主任的田汉，请徐悲鸿到艺大作美术演讲。徐悲鸿渴望汲取西方绘画之长，改革中国美术教育的想法，得到田汉的共鸣。
而在前一年，1926年，徐悲鸿从法国经新加坡回上海举办第一次个人画展，给予好评的既有康有为、蔡元培等前辈名流，也有田汉这样的年轻精英。虽然田汉比徐悲鸿小三岁，却早已扬名于上海滩，曾创办《南国半月刊》，剧作与诗文独领风骚。田汉兴趣广泛，也爱好绘画，时常画些素描和速写，他们相见恨晚，很快成为挚友。
1926年初的一天，上海文艺界在上海新少年影片公司举办“消寒会”，田汉邀请徐悲鸿参加。与会的有田汉、欧阳予倩、郭沫若、郑振铎、俞振飞以及到上海访问的日本作家谷崎润一郎等60多人。艺坛聚会，气氛热烈，田汉即席发言，把法国留学的美术家徐悲鸿介绍给上海文艺界，并赞扬他在美术上敢于探索的卓越成就。
1927年岁末，在上海霞飞路霞飞坊徐悲鸿家，田汉、欧阳予倩、徐悲鸿，三位日后在中国艺坛上举足轻重的大师，在数次深谈之后，决定成立自己的艺术团体“南国社”，并起草了章程。后来，他们又决定筹办南国艺术学院，培养时代需要的艺术人才。田汉是院长兼文学部主任，欧阳予倩是戏剧部主任，徐悲鸿是绘画部主任。
随后，徐悲鸿放下画笔，投入南国的筹备与招生。
1928年2月24日，南国艺术学院举行开学典礼，田汉致辞，把徐悲鸿与欧阳予倩介绍给大家。他讲述学院的教学方针与大体规划后说：“本学院是无产青年所建设的研究艺术的机关，师生应团结一气，把学校看成自己的东西。”
此时，南京国立中央大学与徐悲鸿接洽，聘请徐悲鸿任艺术系教授，固定收入每月法币300大洋。他表示接受，但提出一个条件，家仍住上海，不放弃南国艺术学院的教职，每个月有一半去南京，可以来回奔走，中大当即同意了。
在徐悲鸿留学回国的执教生涯中，南国艺术学院是他的第一次尝试。由于经费紧张，田汉主持的这所简陋的大学，事务由学生担任，全院没有职工，以减少办学开支。徐悲鸿声名鹊起，他有国立中央大学的教授津贴，还有他应邀给他所敬重的名流画像，人家给的润笔费。至于到南国任教，则不收分文，连上课的车费都自己出。
徐悲鸿怀着一腔热血，在这里推行他的美术教育理念。他将自己从国外带来的美术书籍、图片都搬到南国艺术学院，给学生翻阅。
不久，学院由善钟路搬迁至西爱咸斯路。这里的租金较为便宜，但地段偏僻，住房条件也差，租了两栋石库门的旧楼房。田汉与徐悲鸿设计，和师生一起改造用房。把两栋楼打通了，隔出了教室。又商得房东同意，在顶层给徐悲鸿建画室。具体做法是，揭去楼顶屋顶的一半，拆了房顶换玻璃，成了一间采光明亮、宽大敞亮的画室。以当时上海来说，也是一流的漂亮画室，徐悲鸿觉得非常满意。
站在中国的土地上，徐悲鸿要画出中国的油画。
徐悲鸿选择的第一个大题材，是《田横五百士》。
田汉之子田海男说：“徐悲鸿先生好几幅大作都是在南国创作的，比如《田横五百士》，画中的田横，就是以我父亲的形象为主画的。”
徐悲鸿长女徐静斐说：“我记得我父亲画《田横五百士》，有一个妇女抱一个小女孩蹲在地上，就是我母亲和我给他当的模特。我父亲画了几十个人的素描，然后根据素描再画。画了两年多时间，那么大的一幅，也是我父亲的代表作。”
刚刚从欧洲学成回国的徐悲鸿，似乎要将他在西方学画感受到的宏大史诗气势，挥洒在巨幅画布上。他的耳畔，时常回响起法国绘画大师德拉克洛瓦的名言：“绘画会引起完全特殊的感情，是任何其他艺术所不能代替的。这种印象，是由色彩的调配，光与影的变化，总之一句话，是那种可以称之为绘画的音乐的东西所造成的。”
狂飙般的情感在徐悲鸿内心冲撞，要急切地寻求一个突破口。不是小桥流水，不是古树昏鸦，而是要画出他心中的洪钟大吕。
也只有徐悲鸿，不满足于画几张静物或者画几幅单个人物，尽管他已经画得相当出色，他要选择一个让中国人怦然心动的画卷。于是，他的这幅构思已久的大作，就截取了司马迁《史记》中的一个典故，一个古人杀身取义的悲壮场面。
徐悲鸿画的是汉高祖刘邦的时代，却不是一代枭雄刘邦，而是一个站在刘邦对面的失败英雄。当刘邦消灭群雄、统一天下之际，各国残余力量土崩瓦解，率众抗秦的齐国后裔田横，率五百人困守一个孤岛(现名田横岛，在山东)。汉高祖刘邦下诏曰：如田横来降，可封王或侯，如不来，便派兵围剿。刘邦对田横显然是看重的。田横带两个部下离岛，向汉高祖的京城进发。离京城三十里，田横举刀自刎。刘邦用王礼葬田横，封随田汉来的两个部下作都尉，两个部下埋葬田横，然后也自杀。刘邦派人去岛上招降，五百人都蹈海而死。
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徐悲鸿一生写过无数次的人生格言，鲜明地展现在画布之上。他选取田横与五百壮士诀别的悲壮场面，悲莫悲兮生离别! 徐悲鸿为什么处心积虑，要刻画出慷慨赴死的坦荡气质，把一个民族的无畏之气推向极致?
也许还是一句老话：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这是徐悲鸿的第一幅巨作，也是中国第一幅人物众多的大型主题油画：高198厘米、宽355厘米。徐悲鸿对每个人物揣摩于心，都画了精确的素描稿，然后画到画布上去。除了教课，他就置身于南国艺术学院的画室，后来又带到南京中央大学继续完成，他时常沉浸在忘我的激情中，每天工作到很晚才依依不舍地放下画笔。
从1928年到1930年，历时两年多才最后完成的这幅大画，用纯粹的西洋技法，说了一个经典的中国故事。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初，当西方人还用一盘散沙的观念看待中国的时候，徐悲鸿画出了一个东方民族的坚韧之魂魄。
1928年9月，北平西郊的未名湖畔，又出现了徐悲鸿夹着画卷的匆匆身影。他此番再度北上，应邀出任北平大学艺术学院院长。有一种说法，徐悲鸿此行也是蔡元培邀请的。其实蔡元培已经辞职，离开北平了。
徐悲鸿当年北上寻求出国留学名额时，古都还叫北京，他受到蔡元培先生的赏识，出任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的导师。这次再去，民国政府定都南京，北京更名北平，北京大学随之更名为北平大学，校长蔡元培也辞了职，在上海闲居。
继蔡元培后执掌北平大学的李石曾，曾与蔡元培、吴稚晖一同发起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对留法学画的徐悲鸿极为熟悉，是他提议徐悲鸿出任此职的。
徐悲鸿一个人前往。但他在北平大学不到三个月，就无奈地辞职了。我们能看到的，只有徐悲鸿当年筹划北平大学艺术学院的种种设想，其中蕴含着他对艺术教育的一腔热忱。
至于徐悲鸿辞职南归的原因，有人说，是因为北平画界保守势力的阻挠。也有人说，是因为北平大学的学潮。后者其实更可信，改掉北京大学名称的动议激怒了学生，他们愤而抗争，没心思听课，正常的教学计划难以落实。徐悲鸿不愿意面对空荡荡的教堂，也不愿意站在学生对立面，权衡之下，他向李石曾提出了辞呈。
当“南国”给了他一间宽敞的画室后，他把所有的画具也搬到“南国”，每天在“南国”教课之后，抓紧接着作画。
徐悲鸿与南京这座六朝古都有着深厚的渊源，不仅因为他执教南京中央大学，还因为他曾经为保存南京的古城墙奔走呼号。
今天，南京人提起绵延在紫金山下的城墙，就抑不住地自豪，已经在着手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砖石结构的南京古城墙，明代建造有33公里长，至今保存20多公里，是地球上现存最长的古代都城城墙。现在依然壮观的南京古城墙，却在1928年差点被拆掉。
最主张拆除的，正是当时独掌军权的蒋介石本人。
1928年的南京，随着国民政府定都于此，众多办事机构迁入，急需建造办公用房，于是各部门纷纷打报告给国民政府，请求拆除南京城墙，认为既然古代城墙已失去其军事意义，不如拿城砖建造新房子。大兴土木在即，许多部门官员都盯着城墙，毕竟城砖是厚重而结实的最佳建材，可以古为今用，节省不小的经费。
蒋介石兼任校长的南京陆军军事学校已抢先行动，动用军队悄悄动工，准备拆一段明代城墙。具体说，就是太平门至神策门的城墙，它们离南京陆军军官学校很近，拆了运输也方便。蒋介石贵为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只是国民政府主席还是别人，他得注意公众形象，便指示南京陆军军事学校起草给国民政府的报告，以校长名义发出。
在南京明城垣博物馆的办公室，曾写出《南京明城墙》专著的研究学者杨国庆，展示了他收集的当年一批城墙文件档案复印件。其中有蒋介石亲笔签名的报告、南京特别市政府的呈文、南京国民政府的批复、徐悲鸿先生的电报。
1928年11月15日，当时南京特别市政府的市长刘纪文，将一份呈文上送国民政府。其中说，军事委员会主席蒋介石和南京市特别市政府同意批准拆除一段城墙，所拆的城砖用于修建陆军军事学校的校舍。南京市特别市政府查无此事。刘纪文否定了南京特别市政府的参与，实际上也就否定了蒋介石的提案。
蒋介石自然不爽，他让何应钦重新草拟一份报告，承认保护古迹的重要，重点保护台城一带的城墙，因为是六朝的古迹，具有保存的价值。但他主张拆除的是明代的这段城墙，从太平门一直到神策门，没有保存必要，可以拆掉。
蒋介石签署的这份军方报告，令当时的国民政府不敢怠慢。1928年11月15日，国民政府会议下发232号文件，决定同意南京特别市政府拆除这段城墙。这是正式发文，依此可以拆除这段城墙，并且由南京特别市政府公务局派员和陆军军事学校共同商讨如何拆除，这段城墙具体位置从太平门到神策门。批文下达以后，当时南京市各大机关高度重视，认为既然有这样的批文，拆除城墙以解决政府机关办公建房的用砖问题就好办了，于是打报告给南京市特别市政府，要求提供城砖。
11月30日，南京特别市政府确实感觉到压力太大，又写了一份报告给国民政府，提出这么多机关来要城砖，究竟满足谁? 这些城砖怎么给? 国民政府又下达了一个批复：所有拆下的城砖，由南京市特别市政府妥善保管、统一调配，各机关不得擅自做主。公文旅行之间，南京城墙已经岌岌可危，就等着一声全面开工的拆除命令了。而谁都知道，陆军军事学校已经派人悄悄在拆。
此时徐悲鸿正在上海，他刚被聘为南京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还兼任南京古物保管委员会委员，听说南京明城墙将被拆除的消息，他大为震惊。其他文化人还在议论，徐悲鸿却拍案而起，当即给北平政治分会拍电报，坚决反对拆除这段明城墙。电文说，这段城墙在两个方面有重要的保存价值。第一，在历史上，第二，在艺术上。这份电文很快被转发到南京国民政府，国民政府为此召开了紧急会议。
徐悲鸿作为一位社会名流，在当时发的这个电文，同时向报界公布，在社会引起了极其强烈的反响。就在国民政府高层当中也形成了两派意见，一种认为要拆，一种认为要保，引发了南京明城墙的“拆保之争”。
蒋介石恼火了，认为明代城墙没有用处，保存它毫无必要，而陆军军事学校校舍各项工程已开工，急等城砖。于是他再写一份呈文，以陆军军事学校校长的名义给国民政府，说各项工程全部开工，此时停止拆城砖，将会功亏一篑。
在蒋主席、蒋校长对立面的，竟是一介书生徐悲鸿。他拍发电文，阻止当权者拆除古城墙，并且接受外国记者的采访广为宣传。
在世俗常人的眼里，这是一次不成比例的针锋相对，一方只有丹青墨笔、势单力薄，另一方却手握中国的最高权柄。
许多人为徐悲鸿捏了一把汗，但他毫不退让。
徐悲鸿的呼吁得到多方面的响应，社会各界的支持之声日高。蒋介石也不愿触犯众怒，于1929年3月下令停止拆除南京明城墙。
一位艺术家与一位政治人物的掌故，铭刻于白纸黑字之间，完好地保存在原民国政府的中央档案馆，现在的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大声疾呼的徐悲鸿，最终顺从民意的蒋介石，都以自己的方式在南京城墙史上留下了一笔。

本文地址： https://www.yishiweijian.com/xubeihong/20221214687.html

文章来源：主编

版权声明：除非特别标注，否则均为本站原创文章，转载时请以链接形式注明文章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