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徐悲鸿和廖静文带着襁褓中的儿子徐庆平，从原先租借的东裱褙胡同22号，搬进东受禄街16号院子，这是一栋老式的四合院。
在跟随徐悲鸿北上时，廖静文已身怀六甲。儿子因为怀在重庆，生在北平，所以叫庆平，似乎也有企望儿子平安的意味。随后，女儿也在这里出生，起名继芳，后改名芳芳，取其芬芳之美意。儿女生活平和而幸福，是所有父母的心愿。
徐悲鸿眼看院角钻出的蜀葵花，姹紫嫣红，一时兴起，就起名曰“蜀葵花屋”。他还给院子起了别名叫“静庐”，把女主人的名字镶进院名，融入徐悲鸿对妻子的珍视。历经了漫长的漂泊动荡，徐悲鸿似乎格外看重自己的家庭。
此时，儿子庆平周岁，徐悲鸿写道：“你在这不愉快的年头出世，但你给我和你母亲的愉快已一年了，但愿你常使我们愉快，不令我们烦恼。”
在廖静文保存的册页上，看到徐悲鸿的字迹，也许令人遐想，徐悲鸿为什么说这是“不愉快的年头”? 而他又说，儿女给他带来了愉快，为什么亲情能使他忘却了烦恼? 在那些“愉快”与“不愉快”交织的岁月，徐悲鸿是一种什么样的形象?
2005年2月，风和日丽的一个上午，八十二岁的廖静文老人，又回到她住过的北京东受禄街，想寻找这个曾在老照片上看到过的院子。
徐悲鸿在这里度过了生命中最后六年时光。
而今，东受禄街就在北京火车站旁边，是走出北京站向西去的第一个街口。这里道路拓宽了，已经被拆迁多次，面目全非。高大挺拔的过街天桥，拥挤喧哗的地铁站口，南来北往的车流，接踵而来的行人，已经找不到当年街巷的寂静与幽深。
东受禄街的门牌早就没了，临街有个装潢时尚的饭庄，按理就是过去的16号院，旁边有两棵老树戳在街口的绿化地带。廖静文说，16号院是个四合院，这两棵树是栽在他们家院子里的，树长在原来的位置，没动窝，周围全都拆掉了。
小街两旁，堆着拆下的门窗和砖瓦，据说，这一带又要拆迁了，还得改建。廖静文熟门熟路，直顾往前走，绕到饭店的后门。这时，门里闪出一个穿皮夹克的中年男子，他拉着廖静文的手说：“廖阿姨，还记得我吗?”廖静文耳朵背，她自顾自说：“我来找我们的那个门的。”这个男子大声说：“还记得这个房是谁的吗? 郑太太，郑太太家。”
廖静文点着头说：“哦，郑太太，我记得，还有他儿子，狗蛋。”
男子激动地说：“我就是啊。”廖静文仔细地看了看他说：“你就是狗蛋啊?”男子说：“是啊，我跟小平，徐庆平同岁的。”廖静文认出来了，把手放在男子的手上，语气也有点激动：“你是狗蛋啊，那么大了，那时候街坊，那么小。”
原来，那个男子名叫郑至安，就是徐悲鸿家邻居郑太太的儿子，小名狗蛋。此时虽然有阳光，但寒风不停，还是挺冷的，说话嘴里都在冒气。郑至安说：“我吃过他们家的葡萄，徐先生司机老曹给我们送过来。拿着整桶的葡萄，让孩子们吃了。徐先生下了班，走到门口不回家，喜欢看小孩玩，看得特别开心。”
当年调皮的狗蛋，如今是个壮年汉子，还忘不了徐悲鸿的恩德：“我五六岁，头上老是长癣，也好不了。徐先生院里种了很多水果树，其中有核桃树。徐先生看见我在门口弹球，他就跟司机说：老曹，你去我家，把生核桃摘点来。这么着，老曹把那个生核桃摘了来，徐先生拿那个核桃打开皮，就给我擦头上的癣。擦了两三次，就好了。从此我就杜绝癣了。”郑至安低下头，用手指拨弄，让我看一头浓浓黑发。
他记忆中的徐悲鸿，是一个亲切慈祥的长者。
1947年，从远征军复员的徐伯阳，来到了北平。
徐悲鸿与蒋碧微离婚时，徐伯阳与徐丽丽是判给蒋碧微的，由徐悲鸿负责这一对儿女的生活费。也许蒋碧微太自负，未能洞察徐伯阳与徐丽丽的内心变化。当徐伯阳不告而别，走上从军之路，蒋碧微曾托人寻找，毕竟这是她最钟爱的儿子。
蒋碧微回忆1946年冬的情景：“12月24日圣诞夜过后，26日就是伯阳的生日，那一年我只知道他在东北，仍还没有打听到他的驻防地区和通讯地址，不过，年年此日，我总会在家里照常地为他庆祝，吃面，有时候还准备生日蛋糕。每逢这一天，道藩也是必定不会忘记，早早地来参加我们小规模的祝贺。”
蒋碧微说：“我无可奈何地四处探听消息，最低限度我要知道伯阳现在怎么样了? 他在什么地方? 道藩也在为伯阳着急，而且运用他的关系，在做多方面的努力探问，后来才知道他参加了孙立人将军的新一军，在缅甸百战归来，待命镇南关，准备进军广州湾。至于再相见，则是胜利复员回到南京的时候了。”
蒋碧微觉得伯阳陌生了，以为儿子只会听她的，而不知道她的我行我素，如此深地伤害了一对儿女。徐伯阳对她与张道藩的关系早已有所察觉，而且十分反感。她以为最听话的女儿丽丽，也在内心深处与她渐行渐远。
徐伯阳发现蒋碧微与张道藩的秘密通信，还是在重庆。伯阳知道的事，丽丽马上也就知道了。大人的秘密也就变成了孩子的秘密，压在众人心头。其实蒋碧微回家后拆信时，已经察觉到儿子偷看了，但她无法跟儿子解释，只得佯装不知。当蒋碧微告诉张道藩时，张道藩也觉得事态严重，“主要是怕孩子发现我们隐秘的爱情，会影响到他们纯洁可爱的心灵，以至于影响他们将来的做人和幸福。”
徐悲鸿不在家时，张道藩时时出现在蒋碧微家，对伯阳和丽丽确实非常关爱，蒋碧微甚至希望丽丽成为张道藩的干女儿。十多岁的孩子，还无法自立于社会，蒋碧微说什么，他们得听什么，她觉得张道藩与一对儿女非常融洽，没有什么隔阂。张道藩毕竟老到，他不动声色，却比蒋碧微更现实，似乎已经有不祥预感。
于是，我们可以读到张道藩写给蒋碧微的信，这真是一句非常有远见的话：“你的话不错，他们都很喜欢我，但是我最怕的是他们长大后都痛恨我，到那时，你所爱的儿女竟会痛恨你心爱的宗，你心里将会何等难受!”
一旦发现大人的隐情，孩子的天就塌了。蒋碧微并非家庭妇女，她勇于追求自己的幸福，本身无可厚非，她与张道藩的私情，在孩子心中打下怎样烙印，她是不愿多想，也不敢多想的。后来的事态发展，证实了张道藩的预言。
徐伯阳说：“我从远征军回来，我父母已经分开了，父亲在北平跟继母廖静文住在一起，我母亲在南京。我先到北平我父亲家住下来，那时我的小弟弟庆平才两岁，芳芳还在吃奶。住了一个多月，父亲说你应该到南京看看你妈妈呀。我就从北平经过天津坐船到上海，再到南京。我母亲和张道藩一起开车去接我，我到了家以后，觉得冷冰冰的，我跟我母亲之间没话说，不知哪来的隔阂，说不出一种什么感觉。
“我妹妹把我拉到同弟的房间，说了我母亲一大堆的坏话。我母亲当了国大代表，好威风啊。穿的丝绒旗袍、玻璃丝袜、高跟鞋，带着我妹妹拜会那些高官，我妹妹就穿一件破烂布衫，一双布鞋还有洞，人家认为是我家的丫头。
“我听了很生气，一个母亲对自己的女儿，怎么能这样呢? 在南京我住了一个月，居然没有和我母亲讲过一句话。”
徐伯阳写信给徐悲鸿，想到北平上学。见徐伯阳态度坚决，蒋碧微也没阻挡，因为已有儿子投军的前车之鉴。徐悲鸿接到伯阳的信，就同意了，给伯阳汇来了旅费。徐伯阳到北平后，想进北平艺专，徐悲鸿身边的人说，就给伯阳补办个入学手续吧。徐悲鸿却说：不行，伯阳的高中没念完，他也得经过考试。于是，徐伯阳只得认真补习高中课程，再考入北平艺专美术系。一年后，他觉得自己对音乐似乎更感兴趣，转入音乐系。
徐伯阳说：“我在北平跟父亲和继母在一起住，觉得反而有一种家庭的温暖气氛，很和谐。1949年北平围城了，我有两次机会可以坐飞机到南京，我都放弃了。我的确是经过很慎重考虑，是在北平，还是回南京，跟我母亲可能我就到台湾去了。当初我选择这两条路，考虑了半天，还是不想回到南京，跟我母亲生活在一起太痛苦了，就这样留下来了。北平和平解放时我很积极，最早参加青年团的。”
此后，徐伯阳再没有见到生母蒋碧微。
1947年10月，一场新旧国画的论争骤然爆发，而徐悲鸿是导火索。
这是当时北平文化圈的一大新闻。先是国立北平艺专国画系三位教师宣布罢教，抗议徐悲鸿“摧残国画、毁灭中国艺术”，接着北平美术协会在中山公园来今雨轩举行记者招待会，表示声援。他们散发铅印宣言，列举徐悲鸿种种出格之举，几乎是“美术界的罪人”，说他们将“为个人的美术、为美术的美术和为古人而战”。
当徐悲鸿初至北平时，以老画家为主的北平美术协会曾开会欢迎。但徐悲鸿不同意他们的守旧理念，参加了立志革新的北平美术工作者协会，欣然同意担任名誉会长，又公开发表了关于中国画应该创新的观点，这当然是捅了马蜂窝。
徐悲鸿在北平似还立足未稳，一批在北平画坛久负盛名的画家就站出来，写文章登在北平各家报刊，批驳徐悲鸿的艺术理念，强调国画的“传统”与“神韵”，认为中国画应“超现实”，而徐悲鸿是“分裂北平美术界的罪魁祸首”。
1947年10月15日，国立北平艺专也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因为校长徐悲鸿将对“罢教事件”作出响应，新闻同仁趋之若鹜。在人们的期待中，徐悲鸿发表了书面谈话。中国画向何处去? 需不需要革新?徐悲鸿的看法毫无遮掩：“所谓师法造化者，非一空言即能兑现，而诬注重素描便会像郎世宁或日本画者，乃是一套模仿古人之成见。试看新兴作家，如鄙人及蒋兆和、叶浅予、宗其香诸人之作，便可征诸此成见之谬误，并感觉新中国画可开辟之途径甚多，有待于豪杰之士发扬光大……”
有人说，这是近代轰动一时、也是绝无仅有的“国画论战”，似乎是新兴观念和保守势力之间的一场大辩论。徐悲鸿挺身迎战，得助者甚广。他画马题句：“直须此世非长夜，漠漠洪荒有尽头”，颇有敢于直面非议的无畏气概。
徐悲鸿自己，似乎也没把这场论战看得你死我活。
寿石工，一位金石家、古典文学专家。徐悲鸿对其人很尊重。当新旧国画的论争纷起时，寿石工是坚定的“反徐派”，而且写文章的观点很鲜明。徐悲鸿并不记恨，事后仍请他讲授篆刻和古典文学课，而且对其人如同以往一样尊重。拥护徐悲鸿的人并无异议，当时徐悲鸿聘请的教师中常有“反徐”者。徐悲鸿的作派中没有排除异己之说，他分得清观点差异与学术高下，有真本事的，一概以诚相待。
一次，徐悲鸿接到北平老画家胡佩衡的画展请帖，开幕时他如期前往，并且掏钱订了画。当时看画和订画，大都包含了一种人情，但徐悲鸿却很真诚，并不做作。有人对他说：“人家反对你，为什么还一接到请帖就去呢? 去了还订购人家的画?”徐悲鸿回答说：“不能那样看问题，观点是观点，同行是同行。”
这场论争是否有政治背景呢? 我有点怀疑。据记载，有人写信告状到南京教育部，也有人密报北平警备司令部，北平艺专窝藏异党与民盟分子，但最后的结果，校长徐悲鸿未被撤职，固然有其的声望，也说明当局并没把他跟“共匪”扯到一块。
曾写出长文《中国画论争五十年》的美术史家水天中，对于徐悲鸿在北平与几位国画家的论战，作了一番锲而不舍的深究，他说，徐悲鸿和京华美专校长邱石冥的辩论，可以代表当时两种艺术观念的对立。徐悲鸿撰文主张艺术应有“求真”精神，“研究科学，以数学为基础;研究艺术，以素描为基础”。这成为徐悲鸿美术教学思想的中心环节，也是以邱石冥为代表的中国画家最不能接受的观点。
他还说，邱石冥将徐悲鸿倡导的“新国画”和徐悲鸿倡言“写实方为创造”、“学古便入穷途”、“山水须辨地域”、“董、王不如学徒”(此为邱氏所归纳)评为“舍本逐末，遗其精华”，“惟艺术既主革新，另创新格，显与国画精神相左，又何必盗国画之名，冠以新学?”徐悲鸿与北平美术协会之间的分歧，由言语发展为行动，但这一问题当时并未解决，它一直留到五十年代以后，至今犹余响不绝。
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学术之争，恐怕也是徐悲鸿所期待的吧。
1948年，徐悲鸿在北平画了一幅《寒江独钓图》，这是他应一位新加坡友人的后代而作。弥漫在画中的情思，似乎也可以窥见当时画家的心绪。
这位新加坡后人，就是新加坡华侨银行董事陈笃山先生，陈笃山父亲陈延谦是华侨银行创始总经理，1939年徐悲鸿赴新加坡举办画展，他是南侨筹赈总会成员，陈嘉庚离新加坡时，曾代任南侨筹赈总会主席。
陈延谦当时还有个社团头衔，“吾庐俱乐部”主席。他曾以“吾庐俱乐部”名义捐款认购的徐悲鸿画作，而今仍在“吾庐”。“吾庐俱乐部”，这个新加坡著名华人团体主楼二层棋牌室的一片喧嚣声中，果真能看到挂在墙面的大镜框，正是徐悲鸿水墨画《立马图》。我凑近仔细看它的质地，真是原作。
一匹黑马仿佛刚刚停止奔跑，站在新加坡的土地上，回首它身后的故土。题款曰：“廿七年初寒悲鸿写于香港，吾庐俱乐部补壁。”
这么一张名贵的画，就这么挂着啊? “是啊，我小时候就挂这里啰。”楼上的老先生说，“‘吾庐俱乐部’活动很多，来的人也多，没有事啊。”
“你知道是徐先生的画吗?”
“知道啊，不是写着嘛。”
在国内，徐悲鸿画作等同财富，非锁进保险柜或保险公司不可;在新加坡看到徐悲鸿画作真迹，似乎并非难事，而且是真画“补壁”。
华侨银行大厦23层会馆，已退居二线的陈笃山和夫人专程赶来。陈笃山子承父业，是新加坡华侨银行前任总经理，现任华侨银行董事。他说，当年南洋华人认购徐悲鸿画作，可以提出他们各自的要求。陈延谦请徐悲鸿画的是一幅《寒江独钓图》。他自己印制了一本厚厚的画册，封面是从徐悲鸿画上取下来的题字“寒江垂钓图”，收集了不少有关这幅画的诗作。不是“独钓图”吗，怎么改成“垂钓图”了呢?
这其中，又有一段悲欢离合的往事。
陈延谦是南洋华人的佼佼者。他祖籍福建同安澳溪乡，随父亲到南洋谋生，少年起在商店当学徒，后来经营树胶种植与橡胶加工出口，成为“橡胶大王”。目睹欧洲人在树胶交易所排斥华人，陈延谦创立树胶实业以及华商银行、华侨银行等八大公司，与之打拼。1932年，和丰、华商、华侨三银行合并，成立华侨银行有限公司，分行遍及东南亚，陈延谦出任当年海外最大华人金融机构总经理。
南洋烈日如火，暑气蒸腾，与冰天雪地不搭界，更不用说陈延谦已是金融巨子，为什么画成一位独自垂钓的老渔翁?
徐悲鸿与陈延谦心灵相通，同是出身贫寒而大获成功，人生感受的领悟超出凡俗。徐悲鸿画出的陈延谦不急不躁，身穿蓑衣，头戴斗笠，独坐于小舟之上，手持一支木桨，身后漫天霜雪。毛笔勾勒与淡墨渲染烘托出人物心境。陈延谦非常满意，题诗明志：“蓑笠本家风，生涯淡如水。孤舟霜雪中，独钓寒江里。”
这是南洋见不到的雪景，却是南洋可以追寻的境地。陈延谦在新加坡东海岸有私宅“止园”，其中最有名的是一处水榭“海屋”。他将这幅《寒江独钓图》放在前厅，时常与亲人以画为题，吟诗助兴。徐悲鸿离开新加坡之前，陈延谦在“海屋”设宴饯行，老友黄孟圭和郁达夫作陪。浪涛拍岸，海风呼啸，陈延谦依依不舍，即席作诗一首：“老来遣兴学吟诗，搜尽枯肠得句迟。世乱每愁知己少，停云万里寄遐思。”
1948年，《南洋商报》一位摄影记者从中国采访归来，在芽茏路快乐世界体育馆举办摄影展，其中有一张照片拍的是著名画家徐悲鸿。去看展览的陈延谦之子陈笃山突然想起，徐悲鸿就是曾经为父亲画《寒江独钓图》的画家。时隔九年了，新加坡经历战乱，《寒江独钓图》丢失，陈延谦也已作古。陈笃山翻找父亲遗物，找到了《寒江独钓图》的一张照片。他写了封信寄给北平徐悲鸿，询问此画能否重绘一幅，并询问重画的报酬。
此一时，彼一时，徐悲鸿能答应他的请求吗? 陈笃山没有把握，甚至觉得有些冒昧了。而徐悲鸿接到陈笃山的来信时，正值国内政局动荡，人心惶惶，币值更是江河日下，他确是体弱多病，事务缠身，但他在1948年11月复信陈笃山：“目下事务甚烦，日为员生生活奔走，寝食俱废。但以尊人关系，亦愿一尽微劳。唯有一条件，乃仆至友黄孟圭先生此时困在澳洲，望能以400叻币交与其弟黄曼士先生。”
1948年底，徐悲鸿以《寒江独钓图》为蓝本，重新画了一幅彩墨画，托人带到新加坡交给陈笃山。徐悲鸿将原画《寒江独钓图》改题《寒江垂钓图》，并在画右上方题款曰：“廿八年四月春，余为星洲筹款之展，陈延谦先生属此图。逮星洲沦陷，此图毁失。陈先生哲嗣笃山世兄函求重写，时国中烽烟遍地，人心惶惶。余方长国立北平艺专，情绪不宁。感于笃山世兄之孝恩不匮，勉力作此。卅七年十二月，悲鸿。”
从《寒江独钓图》到《寒江垂钓图》，徐悲鸿的一幅彩墨人物精品的两次创作，记载了他与南洋两代人的情谊，前者有中国抗日战争的印记，后者有国共大决战的背景。《寒江垂钓图》失而复得之，陈笃山按徐悲鸿的托付，将酬金寄“此时困在澳洲的黄孟圭先生”。黄孟圭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逃至印度尼西亚，被日军宪兵抓捕，备受酷刑，直到日本投降才放出，后去澳洲养病。徐悲鸿没忘记有恩于他的黄孟圭，竭其所能给以回报。
动荡不安的环境，画的却是寒江垂钓，似乎也是画者的向往。
此时，北平城外，已经传来隆隆的炮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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