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1月8日，徐悲鸿抵新加坡。不同于以往穷学生的默默无闻，码头上挤满了欢迎中国画坛巨匠的新加坡名人与记者。徐悲鸿下船之后，向在场的记者宣布，他将在新加坡举办画展，“尽其所能，贡献国家，尽国民一分子之义务。”其实徐悲鸿并非中国画家赴南洋办展第一人，但他的义举得到了各阶层华人的认同。
日本军队在中国大举进攻之时，新加坡虽然远离战场，当地民众却很关注战局的话题。徐悲鸿受到老友黄曼士的款待，新加坡华人美术会与南洋美专也设茶会热情欢迎他。徐悲鸿向新加坡华人画家宣传中国抗战，与他们交流绘画技艺。他在欢迎茶会上的讲演以《中西画的分野》为题，发表在当年2月2日《星洲日报》。
新加坡南洋艺术学院保存着徐悲鸿在当地留下的几张合影照片。新加坡南洋艺术学院的前身是新加坡南洋美专，集中了当年南洋一批美术人才。在这几张黑白老照片上，徐悲鸿神态从容，眉宇间凝聚着一种自信。而照片上的人很多，尺寸放得很大，已经裱在木板上，下面还有说明，显然是展览用的。
新加坡南洋艺术学院朱添寿院长说：“徐悲鸿先生是来新加坡筹赈义卖的，你可以看到徐悲鸿先生坐在这里，旁边这一位，就是我们南洋美专的老校长林学大先生。当时新加坡华人美术会和南洋美专在一栋楼，楼上楼下，什么活动都在一起。徐先生应邀来和艺术家见面，南洋美专老师都来听，有的也就是南洋华人美术会的。”
徐悲鸿参加欢迎茶会的老照片，再现了他与新加坡华人美术界的交往。会场上摆着几条长条桌，身穿衬衣的徐悲鸿不是占据画面的中心，而是自然地坐在一群人中间。
朱添寿院长是个懂艺术的明白人，他与中国的几家知名美术院校都有来往。他觉得，到他们学校了解徐悲鸿这样一位美术大师，是他们学校的一种荣耀。不巧的是，全校正在放暑假，留守的人很少。院长一声令下，学院的图书馆工作人员放弃休息，把馆藏有关徐悲鸿的照片和书籍都翻找出来，把一间展览室的几个展柜都摆满了。除了照片，还有当事人回忆徐悲鸿在南洋活动的文章、徐悲鸿送给南洋友人的印谱集、徐悲鸿早年在法国买的画册……
在新加坡的公开场合，徐悲鸿对同行毫不掩饰自己的艺术主张。
为什么绘画? 他说，一幅作品最少要反映一些时代精神。艺术要表现生活，别中了那些自描两条香蕉一个苹果就自命天才的画家的毒。
绘画的出路何在? 他说，用旧形式表现新精神。最恨临摹八股式的山水，即使有些相仿，也只不过是棺木里抬出的僵尸，一具没有精神的躯壳。
当人们看了徐悲鸿的画作，天才的恭维接踵而来。他又说，天才无非是观察和灵感有独到之处，别以为自己有天才就不屑多画，这是自己害了自己。我宁愿人家骂我是蠢才，我只管我埋头苦干，十几分钟画一张素描不是难事。
也许是靠近赤道的缘故，新加坡的阳光灿烂而耀眼。芽笼路35巷16号徐悲鸿老友黄曼士先生的故居，是一栋两层黄色小楼，在阳光中古朴有致，门额悬挂着“江夏堂”的横匾。当年黄曼士是黄氏总会会长，如今这里仍是南洋黄氏总会的办公地点。
“江夏堂”题字者叫黄培松，他是何许人也?
新加坡学者欧阳兴义说：“黄培松在当时黄氏乡亲里最有名，清末武状元，他题这几个字，是会馆最老的文物。黄曼士当时是南洋烟草公司驻新加坡分公司总经理，他在北京读过书，福建人。他能讲很流利的京片子、华语、上海话、广东话、福建话、潮州话，乡里乡亲的疑难纠纷，都找他当和事佬。他交友广阔，为人豪爽，发起筹建这个会馆，让乡亲们办事有个地方。事情多了，他自己也搬来住，建筑样式也是南洋风格。”
在“江夏堂”横匾的旁边，悬挂的镜框中有一张发黄旧画，这是徐悲鸿画的黄曼士肖像。黄曼士虽身处南洋，却有中国文人雅士的风度，每天挥墨习字，在家中挂满字画，并且喜欢收集中国折扇，扇骨有紫檀、雕漆、紫竹、象牙等等，扇纸字画多为名家所作。徐悲鸿画的黄曼士，身着中式立领布衫，手头摇一把纸扇，他给“江夏堂”起别名曰“百扇斋”。徐悲鸿为黄曼士题百扇斋：曼士聚扇不厌多，言百者举成数也。
也就在徐悲鸿到星洲的1939年1月，刚好是黄曼士五十岁。黄曼士去码头接徐悲鸿，请他住在“江夏堂”。徐悲鸿已不是当年穷学生，他回国后成为名教授、名画家，不变的是他跟黄曼士的交情。徐悲鸿给黄曼士画了肖像，作为生日礼物。当时能画像的人很少，而著名艺术家画像更难得，黄曼士像自然有史料价值。
徐悲鸿与挚友黄曼士
欧阳兴义说：“还是我发现这张画像的。原先这幅画挂在江夏堂大厅的角落，可能黄曼士后人不在了，不知道它的贵重。会馆里有不少其他人画像，就是街头墨炭画的那种，很差的，七七八八挂在一块。我一看，这一幅是徐悲鸿画的，不得了啊，跟别的画不一样，放在外面没人管，丢了怎么办? 我跟黄氏总会的人说了，他们才重视起来，放在里屋去了，平时不拿出来，你来采访，他们才挂出来。镇馆之宝啊。”
南洋对于徐悲鸿，曾是一个充满温暖记忆的地方，仿佛是他艺术生命的转折点。无论他是囊中羞涩，还是一筹莫展，星洲小岛都能给他带来转机。
然而1939年徐悲鸿到南洋时，与前几次经过有所不同，真是国破家亡，日军占了大半个中国，他自己婚姻濒临破裂。徐悲鸿带着一千多件艺术品，有几十个箱子，放在江夏堂。这里仿佛成为当年的美术馆了。华人士绅不用说了，爱好中国文化的洋人，都来这里参观。黄曼士的江夏堂，也就是百扇斋，一时门庭若市。
“江夏堂”二楼当中朝南的一间，就是徐悲鸿作画的画室。如今有一位黄氏总会工友居住，墙面也粉刷一新，挡住炎热夏日的木条窗，厚重结实的木制地板，还可以想见当年情景。徐悲鸿非常刻苦，在楼上作画，一画就是半天，不到吃饭不下楼。他在南洋的许多精品之作，都是在这间画室完成的。
1939年农历除夕，江夏堂按传统之俗，摆了几桌团圆宴，亲朋好友聚集一堂，黄曼士与黄孟圭请徐悲鸿上座。满屋欢声笑语，徐悲鸿却备加思乡，强颜作笑，很少动筷。黄曼士知其为人，不敢多言。次日大年初一，旅居南洋的郁达夫和友人到江夏堂贺年，在前厅只见黄曼士与黄孟圭，徐悲鸿却没照面，问起悲鸿大师在吗，黄孟圭轻声告之以原委，陪郁达夫等上楼拜年。此时，大清早就起身的徐悲鸿，埋头画一幅疏梅图。
拜年，拜年。郁达夫一行，给徐悲鸿画室带来了喜气。徐悲鸿放下画笔，长吐一口气，看着眼前的画作，也请大家欣赏。郁达夫是江夏堂的常客，跟这里的主宾都不见外，他面对着似乎流动着冷香的疏梅沉吟片刻，说一声有了，提笔用酣畅的书法，题下七绝一首：花中巢许耐寒枝，香满罗浮小雪时。各记兴亡家国恨，悲鸿作画我题诗。
徐悲鸿读一遍，感叹道：好诗，好诗。黄孟圭连声说，各记兴亡家国恨，妙句啊。他邀大家下楼喝酒，干杯。书画交友，有诗助兴，冲淡了徐悲鸿的愁闷心绪。
桂林的梦，似乎远去，但在徐悲鸿的潜意识中，它还活着。
在桂林漓江，徐悲鸿画过《漓江春雨图》，而在南洋，他也画过《漓江雨意》。当徐悲鸿寄情于南洋风情的时候，似乎漓江映照的倾心之恋，在夜深人静时闪现，挥之不去。蒋碧微的冷漠自负，徐悲鸿已经看淡，他知道，蒋碧微并不把他放在心上。而孙多慈的如水柔情，在家庭压力中的痛苦挣扎，不是几封信回绝，就可以忘却的。
黄曼士记载《漓江雨意》之由来：“某日清闲，谈话中说到桂林山水的美景，悲鸿忽发豪兴，裁纸调墨，濡笔吹毫，画漓江景色。连挥两纸皆不满意，正要撕画，曼士取画来看。悲鸿从纸背再看画，顿觉气象万千，大有风雨朦胧之妙，大叫：是漓江景色也! 即在纸背后题款：雨中山色，卅年岁始追忆漓江风味。盖上印后，即将此画送给曼士。”
漓江风味，漓江悲欢。徐悲鸿把往日美好记忆的思念，深藏于心底。也许是他们的命吧，有缘相逢，无法相依。徐悲鸿写信说：“慈之问题，只好从此了结(彼实在困难，我了解之至)。早识浮生若梦而自难醒，彼则失眠，故能常醒。弟有感而为诗：虎穴往往无虎子，坐看春尽落花时。平生几次梦中梦，魂定神情方自知。”
在“江夏堂”的收藏珍品中间，有当年的“筹赈名誉券”。发黄的硬纸片，印着徐悲鸿的画，还有徐悲鸿签名。
1939年3月初，徐悲鸿画展开幕在即，主办方乃是陈嘉庚等著名侨领组成的“星华筹赈会”。在筹赈预备会上，徐悲鸿对众人表示感谢，他说：“抗战一年来忧国忧家，心绪纷乱，作品减少，我希望能凭借画笔，为国家抗战尽责任。”
画展“筹赈名誉券”分100元和200元两种，前者换得徐悲鸿的画一幅，后者可得其画两幅。新加坡著名华商社团，如吾庐俱乐部、树胶公会、神农药房、星洲胶商研究社等，连同最有声望的华人侨领，踊跃认购，作为对徐悲鸿的支持。
由此，出现了当地从没有过的先例。一个画展未开，画展“筹赈名誉券”就预订大半，可见徐悲鸿的不凡声望。人们为徐悲鸿艺术倾倒，更为他的人格魅力所折服。
在“江夏堂”，徐悲鸿画了油画《放下你的鞭子》。
画中的主角是中国著名演员王莹。
日本军队的侵略行径，理所当然地激起中国人的反抗怒火。不分行业、不分年龄、不分性别，中国人表现出空前团结。形式多样的抗日宣传中，街头活报剧十分活跃，最出名的是《放下你的鞭子》。王莹主演的这台活报剧赴新加坡演出，徐悲鸿看后很激动，请王莹到“江夏堂”做客，他要用画笔把这段历史留给后人。
1915年，王莹生于安徽芜湖，幼年就有唱歌天赋，曾在基督教会办的女学堂读书。母亲去世后，后母竟将她卖给一家富商当童养媳。后来她把童年悲惨遭遇写成长篇自传体小说《宝姑》。十四岁时王莹冒险出逃，考进湘雅医院护士学校。当反动军阀滥捕滥杀进步人士的时候，她挥笔写下《给何健军阀的公开信》，名震一时，得到著名女作家谢冰莹称赞。她原名王克勤，谢冰莹把自己名字拆开送给她，改名王莹。
徐悲鸿1939年南洋赈灾
三十年代初，王莹在上海的戏剧舞台崭露头角，她出演洪深编剧的《少奶奶的扇子》，戏剧家洪深、夏衍、阳翰笙等人都有好评。她又在《西线无战事》和《阿珍》中扮演女主角。“一·二八”事变之后，她成功扮演电影《女性的呐喊》中的包身工叶莲，由此开始成为电影明星。抗战爆发后，洪深带领抗战救亡演剧二队从上海到南京，请白崇禧批准他们到前线为抗战将士进行慰问演出，王莹也随队前往。
到南洋巡回的，就是这支演剧队，当时叫演剧社。在南洋各地巡回筹款义演中，演剧社无论走到哪里，都沉浸在海外华人的热烈海洋之中，“新中国戏剧热”席卷了马来亚半岛。在演员中最受人们欢迎和喜爱的，就是美丽的明星王莹了，南洋中英文各报章一片赞誉之声，称这位二十五岁的中国姑娘是“马来亚情人”。王莹还会写文章，她被《南洋商报》聘为特约通讯员，写了十几万字的通讯稿，宣传祖国的抗战之声。
他乡遇故知。作为一个艺坛前辈，徐悲鸿对王莹的才气与作为大加鼓励。而王莹能在国外遇到徐悲鸿，这位她仰慕已久的大画家能亲自为她画像，她也非常兴奋。演出的间隙，她有空就会到“江夏堂”和徐悲鸿合作。其他画家也画过《放下你的鞭子》这出戏，但徐悲鸿创作的是一幅大油画，以西洋技法表现乡土题材。
徐悲鸿在“江夏堂”给王莹画像，总是伴随着浓浓的艺术氛围。徐悲鸿放下画笔，主人黄曼士做东设宴，当地华人侨领也来助兴。徐悲鸿因为有办展的事务，只能插空作画，前后画了三个月。画作全部完成的那一天，徐悲鸿站在这幅油画的旁边，照了一张相。身穿白衬衫、扎着大黑领结的徐悲鸿，与画面上的农家女子装束的王莹，形成极大的反差。而徐悲鸿的脸上并没有成功的喜悦，而是紧抿着嘴唇，带着淡淡忧虑。
在南洋的徐悲鸿，有许多类似的照片。不论与他的画在一起，还与他的友人在一起，徐悲鸿表情都是凝重的，似乎带着一种挥之不去的悲凄。
油画《放下你的鞭子》终于收笔，黄曼士与黄孟圭兄弟举行家宴庆贺，请来陈嘉庚等著名侨领出席。陈嘉庚连声说：画得好! 画得好! 黄孟圭即席题诗：“悲鸿绘事惊天下，莹艺名传遍大华;海外相逢如故旧，友情盛似牡丹花。”
徐悲鸿的油画《放下你的鞭子》，传达“枪口对外、一致抗日”的救亡呼声，由陈嘉庚担任主席的南洋华侨筹账会，曾为王莹等赴南洋演出募捐，他们以最快速度，将油画《放下你的鞭子》印制明信片10万张，出售民众纪念并支援中国抗战。从两角、五角到一元，人们纷纷掏钱购买，一位华侨竟拿了一个金戒指换10张《放下你的鞭子》。
王莹担任主角的抗战救亡演剧队，其实是受周恩来的直接指派。王莹回国后，曾对周恩来说，南洋演出成绩徐先生之助力巨大。
1942年7月，王莹赴美国学习艺术，徐悲鸿介绍她认识了著名作家林语堂，由林语堂引见，她又相识了美国著名作家赛珍珠。她与赛珍珠合作，将《放下你的鞭子》翻译成英语。次年，应美国政府邀请，王莹到白宫演出这台中国活报剧，她还引吭高歌《卢沟桥》、《游击队之歌》、《到敌人后方去》、《义勇军进行曲》。美国记者说：“王莹在美国初次登台，她那富有传奇色彩的、令人惊心动魄的经历，引起了轰动。”
从童养媳到大明星的王莹，以她的成功为中国赢得了声誉。百忙之中的美国总统罗斯福也坐着轮车，与夫人和子女来看演出。副总统华莱士和其他高级官员也都来了。演出结束，罗斯福夫人走上舞台，代表总统向王莹祝贺演出成功，对总统未能与演出者合影表示歉意。然而此时，王莹宣传中国抗战的义演不讲报酬，在美国学习与生存并不容易。有过欧洲留学经历的徐悲鸿，在通信中给王莹以力所能及的帮助。
1943年3月12日徐悲鸿复信王莹说：“莹弟惠鉴：我接连得到你几封长信，使我感愧。我当年从不欠人函件，比来大变，竟不爱写信。你那奋励精神，朋曾无不感动。我有数千美金交语堂先生保管，闻被冻结，但至少八百金可动用。你如有急需，可以附函寄去取用。倘若不愿，即作为借款，待他日还我亦可……”
1945年9月10日徐悲鸿又复信王莹：“莹弟惠鉴：得手书后辄拟作画奉复，奈病后精神不佳，屡画不成，以是稽复，良歉于怀，得悉近况，喜不自胜!
弟赴美仅需一种工具，语言文字是也。今以数年之力，已致获之，则弟之才能智慧学识皆能如愿发挥，其成功岂可限量，抑又得大文豪赛珍珠女士之支持乎? 所望勿骄勿夸，虚怀若谷，日进不已，树大旗于艺坛，予企望之……”
只要你有爱国之心与报国之才，徐悲鸿都会尽力扶持，给予的更多是理解与鼓励。王莹有缘在南洋与徐悲鸿交往，感受到一位艺术大师的无私胸怀。王莹不幸在“文革”中惨遭迫害致死，1981年被平反昭雪，在她遗作出版时，丈夫谢和庚将她保存的资料公之于众，其中就有她在美国时，徐悲鸿给她的回信。
《放下你的鞭子》述说的道理，就是不要内斗、团结一心、抵御外侮。徐悲鸿之所以要画王莹扮演的形象，无疑寄托着争取民族解放、改变贫弱命运的理想，渴望消除中国人的劣根性。遗憾的是，王莹与丈夫谢和庚回到祖国后，被极左的“鞭子”打倒了，家破人亡。当我们再看到《放下你的鞭子》，想到主人翁的不幸命运，会扼腕叹息，也会为王莹深深庆幸，她有功于国家与民族，徐悲鸿油画可以作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