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人们回首徐悲鸿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的选择，不难发现理想的色彩。1948年，平津战役之后，北平已经在解放军的包围之中。国立北平艺专作为官办的高等学府，被南京政府教育部一再催促，要求所有的北平高校尽快南迁。
徐悲鸿、廖静文1948年在北平
国立北平艺专向何处去? 徐悲鸿召集校务会议，主要是各部门领导与教师代表，学生代表是李天祥。这个会上大家充分发表意见，大多数人倾向于反对南迁。徐悲鸿的态度很坚决，我们学校就是学校，不去管其他事情，不南迁。
原上海美术学院院长李天祥，当时是学生会主席，作为学生代表参加校务会议。他说：“徐悲鸿当场决定，把国民党政府发的应变费，拿到市场买成小米，用来发工资，也给学生食堂做饭。这是1948年冬天，天很冷，毛泽东和周恩来派田汉到北平。田汉戴着个猴帽，露一点眼的。冯法祀专程把田汉接到徐先生家，吴作人也在场。”
田海男听父亲田汉说过当时情形：“我父亲到徐先生屋里，脱掉了帽子，去掉了口罩，这两个南国社的老朋友离别多年，面对着面，看了以后，互相地拥抱。多少年不见面了。廖静文先生在门口把着门，任何人不许进。”
那是一个停电的夜晚，徐悲鸿家的客厅点燃了一根蜡烛，摇曳烛光里映着几张兴奋的面孔。田汉低沉而急促的湖南口音，激动着在场的每一个人。田汉说：“毛主席希望你不要走，而且请你尽量动员一切文化人，不离开北平。”
在那个多雪的寒冷冬天，最先离开北平的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建议蒋介石增派了一架专机，与傅作义说好了，南苑机场已不能降落，这一架专机就停在东单那条马路上，要接十二个著名学人，其中包括徐悲鸿。但他拒绝了，他和他的同事与学生一起留了下来。第二天，徐悲鸿就到齐白石府上拜访。
冯法祀说：“齐白石原来也是要走的。他想啊，我是靠画画卖钱的，共产党来了我这画还能卖钱吗? 我的画要不能卖钱，就不能生活了。徐悲鸿这一留下来，影响可不小了。首先是齐白石，他很听徐先生的话。徐悲鸿一找他，他就同意不走了。那当然不止他喽，像北平艺专那不是一个人两个人了，一大批人啊。徐先生的同事，他的学生，他的朋友，都留下来了。这就是历史的事实，谁也改变不了的。”
此时，徐悲鸿最为忧虑的，是古老北平城如何免于战火的摧毁。
兵临城下，是战是和，手握几十万大军的傅作义犹豫不决。他请一些北平的名流学者，到中南海开座谈会，徐悲鸿也接到了通知。廖静文心里害怕，不知道去开这会有没有危险。徐悲鸿笑着说，没事，很坦然地去了。
在中南海的座谈会上，傅作义将军征求与会的各界名流，请教北平究竟何去何从。傅作义将军说过话就冷场了，没有人发言，大家都互相看着。他们都有各自的看法，但不知道傅作义将军的态度，贸然发言有莫大风险。徐悲鸿第一个发言了，他希望傅将军以民族利益为重，顺乎民心，使北平这座闻名于世的古城得以完整地保存。
徐悲鸿在会上带头发言后，立刻有北京大学史学教授杨人楩站起来，这位毕业于英国牛津大学的著名学者说：“徐先生的建议我完全赞成，望傅将军接受他的建议，和平解决北平的问题。如果这样做，我在中国的历史上，要为傅将军大书一笔。”这个话题引开了头，其他著名学者也都发言，支持徐悲鸿的意见。
那天晚上，吴作人、冯法祀等人陪着廖静文，在徐悲鸿家等消息。大家没有丝毫睡意。等到半夜，徐悲鸿回来了，他把开会的经过告诉大家。想象着会议的气氛，众人还是有些担心。徐悲鸿却觉得，他能为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建言，在所不辞。
冯法祀说：“从徐悲鸿先生的为人上，我觉得他真的是我们一代宗师，真的是了不得的。这种胆量，在那个时候不是谁都拿得起来的。”
历史悠久的古城保住了。北平以和平的方式，迎接入城的解放大军。
此时的徐悲鸿并不寂寞，他虽然身体尚未康复，但他时常挥毫作画，也时常款待客人。一个新中国的即将诞生，让徐悲鸿充满期待。
应邀参加全国政治协商会议预备会议而到北平的老友，常来徐悲鸿家做客，其中有郭沫若、沈雁冰、李济深、沈钧儒、柳亚子、郑振铎、翦伯赞、田汉、洪深等人。徐悲鸿家高朋满座，可以列出长长的现代名人名单，如雷贯耳。
没有任何政党与派系背景的徐悲鸿，对于老友来说，更可以畅所欲言，无拘无束。徐悲鸿笔下的奔马，最能代表他的心声。他以高涨的情绪，画了大幅的奔马，它似在昂首，飞奔，嘶鸣，题记曰：“百载沉疴终自起，首之瞻处即光明。”
徐悲鸿借马抒怀，显然不是某些个人的得失，而是整个民族的向往。他与许多经历过中国人被帝国列强欺凌和压迫的文化人一样，渴望他的祖国如同这匹强健而雄壮的骏马，跨越重重阻碍，踏碎专制束缚，向着理想的未来不断前进。
王农当时名叫王立田，想转到杭州美专继续学国画，他大着胆子向徐悲鸿说了，徐悲鸿当即同意，抱病给杭州美专的校长写了推荐信：
荻浪学长惠鉴：
得手书，感慰之至，三生蒙照拂栽培，弟同身受也。兹尚有王生立田，拟转学贵校。王生多才多艺，天生艺术家，弟留之不得，殊深惆怅，深望兄能善待之，拜祷不尽，弟状王生面述不赘。
敬祝 艺祺
弟悲鸿顿首
王农说：“徐悲鸿称杭州艺专校长汪日章为荻浪学长，他介绍我，我不敢当，徐老师太过奖了。我在台湾，连信带信封都裱起来。我不能带在身边，丢了怎么办。在大陆的这封信都是复制品，不过谁都能看出来，笔迹是徐老师的。”
王农把这封信带到杭州，给汪日章校长看了，又要回来留做纪念。老同学都知道王农有这么一封徐悲鸿亲笔信。徐悲鸿素来爱才与惜才，与这封信似乎有些不相符。
王农诉说了一段以前不便说的内情：
“我们当时在北京，所有学生迎接新社会。后来学校有点乱，工友可以骂人了，学生可以骂老师，我们觉得不对，想到南方去。我的三个同学，到杭州艺专去了。那一天，我跟校长讲，我也想到杭州去，能不能给我写封信。他说好吧，你明天早上六点钟到我家里来。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到他家去了，我看到他的心情确实不好。
“因为，前三个到杭州的，也都是徐悲鸿招进来的学生。那时刚刚解放，连工友都要斗争他，我感觉他是受压迫了。哪有老师给学生写信你想到哪里去，你就到哪里去的。因为当时的环境，徐先生还是给我写了信，这封信就是这么来的。我跟你说啊，徐老师虽然同意给我写信，写信的时候心里很沉闷。真的，他落泪了。王生多才多艺，天生艺术家，这几个字我用了一辈子，我要感谢徐老师给我的这几个字。”
王农长叹一声，又说了一件事：“我很后悔，徐老师写了一条自白书，贴在学校的教务处的门口，很长，至少有一丈长，一尺宽，我们当时没注意。我现在想，那个字条，我在夜里头把它偷回来，就好了嘛，偷回来就是个宝贝了，后来字条不知去向。绝对是徐老师自己写的，写假的干什么。那个时候很多学生都很激进，徐悲鸿心情也不好，有高血压，时常晕过去。不像现在，高血压病能控制了。”
幸而，学生的冲动并没有形成气候。
1949年3月，周恩来亲自点名，徐悲鸿被邀请参加新中国的代表团，前往巴黎出席保卫世界和平大会。代表团团长为郭沫若，团员包括曹禺、艾青、丁玲、田汉、洪深、许广平、马寅初、郑振铎、程砚秋、古元、曹靖华、翦伯赞、邓初民、戴爱莲等。
这在当时，对于徐悲鸿是高规格的政治待遇。
周恩来亲自过问代表团的行程和行装，考虑到代表团多数成员年龄较大，而西伯利亚的严寒袭人，派了医生和护士同行，并特意指示有关部门给每人做一件皮大衣，选用的是轻柔暖和的貉皮。这是徐悲鸿生平第一次穿皮大衣。
4月23日，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大会执行主席突然宣布一个最新消息，中国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攻占国民党政府首都南京。与会全体代表起立欢呼，热烈鼓掌，人们纷纷离开座位，前来与中国代表握手、拥抱，整个会场一片欢腾。因为国民党政府受到美国的支持，当时社会主义阵营已经把旧中国归入西方阵营。
也许，今天已经难以想象这些著名的文化人在国外受到尊重的喜悦之情。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曾在海外住过，对于西方列强的歧视有着不可磨灭的记忆，对于民族平等的渴望尤为强烈。1919年曾以中国留学生的身份前往巴黎的徐悲鸿，1949年再赴欧洲时被视为一个新国家的代表，三十年的沧桑巨变给徐悲鸿以巨大鼓舞。他当场掏出速写本，把这个激动的场面画在纸上，他要画出一个中国人在国外的扬眉吐气。
也就在这一个代表团里，徐悲鸿结识了多位神交已久，却未曾谋面的友人。坐火车的漫长旅途中，徐悲鸿的笔从不闲着，给其他人画速写素描，然后把画像送给被画者留作纪念。徐悲鸿抓形之准，下笔之快，让围观者连声赞叹。徐悲鸿所画的人物中，就有他曾撰文赞扬的版画奇才古元。古元时年三十，见到徐悲鸿激动地说不出话来。徐悲鸿素来不端架子，他像老朋友似地与古元聊天，一路上叫他古元兄。
访问列宁格勒时，徐悲鸿请翻译带他逛文物商店和书店，古元也同行。他在书店里买了一些画册，准备带回送给学生。古元翻阅一本《谢罗夫画集》，定价150卢布，当时供给制，古元又买不起。他就买下这本画册，在扉页上用钢笔写：“一九四九年五月五日与古元兄同游列宁堡购赠纪念。悲鸿。”古元接过画册，很感动。与徐悲鸿相处数日，看到一位大师的俭朴，连买东西的包装纸和小绳子也舍不得扔，留着备用，反之，对于需要帮助的人，他却很慷慨，不计较花钱多少，如此古道热肠。
徐悲鸿学生宋步云说：“1949年春末夏初，徐先生参加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归来，我去车站接，徐先生见到我就高兴地说：‘步云，这件东西最重要，千万要保护好，这是一匹马的解剖石膏模型，我回国途中辗转多少地方，都是这样抱着它，你把它送到学校教具组保管，供教学使用。’我小心翼翼地从先生手里接过用先生自己大衣包裹着的马，生怕稍有损坏。先生从千里之外的异国，居然带回这件易碎品，叫我又吃惊又敬佩! 后来很多学校的石膏马解剖模型，就是借助于徐先生辛苦带回的这件模型制成的啊。”
回到北京的徐悲鸿，很快就投入紧张创作。他站在大张宣纸前面，屏气凝思，急切地走笔挥墨，要把他亲眼目睹的那一幕国际会议场景生动描绘出来。也许，不同国籍、不同种族的人们对于中国的祝福，才是徐悲鸿此画的初衷。
《在世界和平大会听到南京解放的消息》，是徐悲鸿一生难得的一幅立轴彩墨画，长达360厘米，宽仅70厘米，许多真实人物的神态都记录其间，使这幅画具有名流荟萃的强大阵容，是一部不乏昂扬热情的急就章。从这幅画的构思，似乎可以看到徐悲鸿不愿意重复自我、顽强开创新路、跟上革命时代的努力。
作为一首充满中华民族精神的共和国国歌，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在天安门广场无数遍响起，一年四季，朝朝暮暮，激励过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这首国歌与徐悲鸿大有关系，因为徐悲鸿就是最初的推荐者。
1949年6月15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平召开，议程中有拟定国旗、国徽、国歌的内容。毛泽东亲自召集讨论会，集思广益，徐悲鸿也是与会代表。
当会议讨论国歌方案时，征集来的600多件作品，大家都不满意。此时徐悲鸿提出建议，用田汉作词的《义勇军进行曲》代国歌。这首歌可谓人所皆知，当时有人说，歌词中写的“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似乎不太妥当。
田汉之子田海男告诉我：“后来大家都讲，这个没有什么不合适的。就拿法国的《马赛曲》来讲，它也是讲过去的历史。最后毛主席、周总理都同意用这首歌。‘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周总理说这个提得好，我们要居安思危。周总理还讲这个词不能改，要是一改的话，就没有当时革命历史的意味了。”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在怀仁堂召开。这次会议宣言，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正式通过《义勇军进行曲》代国歌的提案。
早已参加中共地下党的田汉，与没有政治背景的徐悲鸿亲如手足。直到1949年他们一同参加保卫世界和平大会中国代表团，行前廖静文上街买毛巾、香皂与手帕，徐悲鸿嘱咐她买两份，其中一份，给独自住在北京饭店的田汉。
1968年，徐悲鸿病逝15年后，田汉死于文化大革命之中。与徐悲鸿不同的是，他没有遗体守灵，更没有追悼会。徐悲鸿当年营救田汉出狱，对田汉在狱中的坚强十分钦佩，没想到田汉的入狱竟成叛徒的“铁案”，冤死狱中。
1979年2月，文化部复查委员会审查结论：“田汉同志1935年在南京经徐悲鸿、宗白华、张道藩保释出狱后，在南京组织中国舞台协会演出《洪水》、《黎明之前》、《械斗》、《回春之曲》等进步话剧。……田汉同志这段历史是清楚的，撤销1975年5月21日中央项目组所做的错误结论，建议中国文联举行追悼会进行平反昭雪。”
在居庸关下的中华名人园里，田汉与徐悲鸿的塑像排得最近。他们的背后就是长城，象征着不屈的民族的长城。
徐悲鸿像是青铜铸的，他随意地坐在岩石上，举止潇洒、神色飘逸，仿佛一路上山后小憩片刻。田汉像是花岗岩的，他仍然是目光如炬、精力充沛，花岗岩碑面刻着“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与音符。这两位艺坛老友，他们奋斗一生，相知一生，似乎聚在长城脚下，谈天说地，指点江山，说不尽的往事，说不尽的人生与艺术。
眉眼与肩头落雪，似在证明他们人格的高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