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民族与民族国家的研究是20世纪以来国际学术界的热门课题，而研究的关注点大都是以争取独立和伸张主权为内容与线索的民族运动以及相关的社会运动。与当今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一样，新西兰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民族国家，但在从英属殖民地转型为独立自主的民族国家的过程表现则多有与众不同。它的政府与民众并未为此付出多少努力，或是给予多少关注，甚至还一再表示对宗主国的忠诚，批驳其他自治领及殖民地要求与英国分离的言行。它们所做的仅是根据新西兰社会发展需要，顺理成章地移植澳大利亚人向英国争取来的权利与权力以及体制与制度，再适当地对舶来品进行本土化改造。对英国的忠诚与依赖使新西兰社会也存在内向性现象，甚至比澳大利亚的这类现象更为明显与深刻。
进入20世纪后，英联邦逐步取代了英帝国，包括新西兰在内的英属殖民地相继以和平的方式成为自治领。尽管自治领与英国的感情和文化纽带未受多少损伤，政治和经济联系基本依旧，但是大多数自治领因谋求独立的国家主权与完整的国际地位表现出了越来越明显的离心倾向。对此，英国采取了宽容与支持的态度与政策，顺应了这一系列变化，使其与各自治领的关系由隶属关系在平缓的过渡中逐渐转变为平等关系。虽然新西兰一再表示忠实于母国，并对其他自治领的分离言行多有微词，但英国并未因此而对它给予多少眷顾，至少是愈加视新西兰为拥有独立主权的国家。久而久之，这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新西兰民族国家走向成熟，如同父母以温柔的方式将长大了的孩子送出了家门。因而新西兰民族国家发展过程则更多的是体现在其与外部世界的各种关系中，即通过考察新西兰外交政策的变化和对外贸易的发展，可较为清晰地观察到新西兰民族国家发展过程的脉络与轨迹——在国际舞台上，从英帝国的殖民地到英联邦的成员国，再从追随大国的小国到具有独特洞察力和独特作用的独立国家。而与之几乎同步的是其内向性现象的逐渐弱化，乃至消失。
20世纪前半期，新西兰的利益所在仍与英国息息相关。换言之，新西兰的“对外”关系确切定义应为以英国为主的“英联邦内的家庭联系”^[1]。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出于战时给养考虑，英国加大了对新西兰畜牧业的投资与进口，导致在1915—1920年间的肉类和乳制品的生产与出口成为新西兰的一桩“相当重大的事情”。但是，1921年，新英间的相关协议相继期满，原有的市场戛然消失，而发达的生产能力造成相关产品的数量积压与价格暴跌。如此现实迫使新西兰为自己的产品寻找新的出路。1928年，通过官方谈判，新西兰与日本签署了一项贸易协定。这是新西兰基于“完全的新西兰主权”，第一次没有通过英国而与其他国家进行的直接接触。接着，新西兰又同若干欧洲国家签订了更多的贸易协定。虽然这些贸易协定所涉及的贸易数量还相当有限，但这可被视为对英国依赖减弱的开始，新西兰国家利益与国家形象得以初步显示。
然而，就在新西兰人刚有高兴的感觉时，接踵而来的1929—1933年世界性经济危机则使这刚开辟的国际市场顷刻间就对新西兰关闭上了，国际间盛行的贸易保护主义使新西兰的出口收入在短短的两年间就损失了几乎一半。在1932年“帝国贸易会议”上，英国与各自治领签订了一系列双边贸易互惠协定，建立起了贸易保护主义的“帝国特惠制”，使新西兰感到摆脱经济危机的出路还在于“与英国保持密切的关系”^[2]。可是，依照互惠协定和“帝国特惠制”进入英国市场的新西兰肉类和乳制品却遭遇到英国农民的抵制，英国政府爱莫能助。可怕的危机与巨大的损失使新西兰痛定思痛，人们意识到需要对自己的产业结构进行多样化与工业化变革与改造，以适应国际市场的需求。政府的“国家干预”再次当仁不让地在国民经济中发挥起作用。1938年，工党执政，旨在减少对海外市场的依赖是其施政举措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其具体做法如有计划鼓励本国工业的发展、建立限制进口的贸易管理制度等。这些做法产生的直接影响不仅维护了新西兰的经济利益，而且导致了与英国利益的对立与相悖，因为英国毕竟是新西兰传统上最大的进出口市场和主要资本来源，但这些做法的最终效果则是新西兰在经济上的自立能力与其在国际贸易中的自主地位提高了。^[3]
与此同时，新西兰对待国际政治的看法与态度也逐渐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新西兰人逐步开始从自身利益的立场上看待国际事务，理性主义与现实主义对新西兰对外政策产生着越来越大的影响作用，外交问题逐渐被人们当做是自己的事情，而不再是表示简单地交由英国处置。在国联成立初期，许多新西兰人认为，新西兰的外交事务完全应该托付给英国，所以，这个国际组织对于新西兰来说可谓是无关紧要的，更何况它是由英国所掌控的国际组织。工党中一些激进的社会主义分子还认定它是“掠夺成性的富裕国家的俱乐部”。但自30年代以来，新西兰人则对它愈加重视，尤其是1931年中国的“九·一八” 事变在国联引起激烈争论后。基于对小国安全的考虑，新西兰政府明确表示拥护“集体安全”的理念，新西兰与英国在对待国际事务上的离心现象趋于明显。相比较于以英国为首的“大国集团”尽量回避对日本侵华行径进行谴责的做法^[4]，新西兰代表则明确地站在指责日本侵占中国东北的“小国集团”一边。1935年，在国联围绕意大利侵略埃塞俄比亚的讨论中，推行绥靖政策的英国承认了意大利对埃塞俄比亚的吞并，但新西兰政府不但拒绝响应英国，而且还严词谴责了日本对中国东北的侵略和德意对西班牙的入侵。政府总理M.J.萨维奇还为在自治领之间缺乏对这一系列事关集体安全问题的商讨而感到遗憾。在1937年的“帝国会议”上，萨维奇对英国的绥靖政策和加拿大的孤立主义提出了批评，强调在反对法西斯的问题上，帝国应比国联更重要。^[5]
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新西兰义无反顾地追随英国，加入到反法西斯主义的世界大战中。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英军在新加坡和马来亚等地节节败退。新西兰颇感震撼，过去假设的安全威胁大有成为现实之势，而美国的适时进入使新西兰大有化险为夷之感。新西兰人意识到“美国有能力在两个半球进行战争——而英国的联邦和帝国则做不到。”新西兰依然效忠于英国，但它又必须以国家利益为重，以国家的名义面对世界，与帝国之外的国家进行交往，处置纷繁而复杂的事务，新西兰的国际关系理念与对外政策因此而发生了重大转变。美国逐渐成为新西兰又一位强有力的同盟者与保护者，并是一个大有以越来越重的分量而超越英国之势的同盟者与保护者。然而，对新西兰而言，对美国的依靠不同于对英国的依赖，区别在于新美关系是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联盟关系，而新英关系则属依附关系，至少此时是表现在情感与心理上。这两种关系在新西兰国家政策与社会意识中的平行地位导致新西兰人的心态被世人视为“复杂的混合物”^[6]。为了适应新的需要，1943年，新西兰政府重新组建了外交部。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初期是新西兰对外政策发生转变的时期，尽管它还是习惯地固守对英国的传统政策，但正在越来越自然以及越来越频繁地立足于新西兰的利益，独立自主地制定政策和采取行动。在这期间，新西兰与澳大利亚都意识到它们的安全已无法再寄托在英国身上，因而都分别在基于平等的国家关系的前提下而与美国建立起了同盟关系。此外，战争也使新西兰与同样关心太平洋地区安危的澳大利亚越走越近，尽管双方对于某些军事行动尚有分歧。
1944年1月17日，澳新代表在堪培拉举行会晤。两国政府着眼于战争的进展及未来局势的变化，保证彼此间要进行充分的协商和合作，同意“在处理西南太平洋和南太平洋地区上两国共同关心的各种问题方面采取一致行动”。1月21日，澳新签署《澳新协议》。紧接着，在1月24日和2月1日，两国政府分别批准该协议。^[7]这个协议强烈要求在太平洋安全安排中，澳新两国应该拥有发言权;“两国应通过协商，并在双方同意的情况下，提高共同拟定计划来促进两国之间的商业和工业的发展;两国应通力合作，以实现两国国内的充分就业和达到最高水平的社会保障”。“为了保证根据协议所制订的方针进行继续不断的合作和便利于执行协定所规定的各种任务和职责”，双方互设“澳大利亚—新西兰事务秘书处”^[8]。
《澳新协议》不仅是这两个太平洋英联邦国家在解决战时及战后有涉自身利益问题方面所达成的共识，而且是在没有任何大国的参与下制定与签署的。这一切无疑是向英美等大国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在战后世界和平的安排中，尤其是涉及澳新两国战略利益时，忽视中小国的立场或利益不是明智之举。^[9]就这次外交举动而论，为了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新西兰是以独立自主的国家形象出现于国际政治舞台，其目的之明确，态度之坚定，行为之果敢可谓是前所未有，以往的“殖民地形象”明显消退。而作为该条约的延伸产物就是1951年《澳新美同盟条约》。对此，新西兰的出发点不是为美澳充当冲锋陷阵的同盟者，而是旨在通过集体安全来确保与维护自身安全。
1945年4月25日，由美、英、苏、中、法五国邀请《联合国家宣言》的签字国，在旧金山召开了联合国制宪会议。新西兰欣然接受邀请。会前，澳新政府进行了接触，就《联合国宪章》达成了12点意见。^[10]在会上，与会的新西兰代表团首席代表P.弗雷泽处处策应澳大利亚代表团首席代表伊瓦特，力主战后新的国际体系应建立在所有国家一律平等的基础上，强调小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作用，竭力维护小国的利益和权益。在如此重大的场合，新西兰紧随澳大利亚，处于反对大国的领头位置，甚至与其他中小国家一起反对英美等国家。伊瓦特抨击《联合国宪章》只适合在安理会有常任席位的大国，认为给予美、英、苏、中、法五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权限过大。弗雷泽对此予以支持，指责这些规定是“不公正和站不住脚的”^[11]。虽然澳新的这些努力并未在会议上产生多大的直接效果，但是，通过弗雷泽的言行所显示出的新西兰的策略成为日后新西兰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的组成部分之一——基于维护小国权益而发展集体安全体系。
从战后新西兰外交政策发展与变化来看，这是由一个专注欧美大国关系到逐步注重亚太地区，进而最终立足不断扩大的周边地区的渐变与渐进过程。这也是新西兰从依附英国的殖民地向主权自主的独立国家的明显转变时期，尤其是在大战结束后的最初20年间。在这一时期，独特的新西兰外交风格逐渐形成，既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审时度势地调整外交政策，秉持自己的道义立场，有所作为。围绕安全防务与经济发展，新西兰外交政策的基准是在同最强大的国家保持友好关系的同时，重点发展与周边邻国的友好合作关系，“我们的历史、文明和利益应努力与我们的地理环境相一致”^[12]。
50—60年代，新西兰屡屡因参与欧美大国的军事行动而得不偿失，如朝鲜战争、苏伊士危机和越南战争，这促使新西兰政府愈加注意避免卷入国际纷争，注重游离于大国政策之外的地区政策逐渐成为新西兰所奉行的外交政策。而远离世界政治权力中心的地理位置则大大提高了这一政策的可行性。然而，又因新西兰的安全保障和经济发展离不开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因此，为了既不被世界“遗忘”，又不陷入外部冲突，新西兰将走向世界的方向确定为立足于南太平洋地区，积极发展与邻近国家的关系，重视开展与该区域内国家的合作。
对于独立自主性不断增强的新西兰而论，周边地区都是其战略设定的根本所在。首先，从新西兰的国家安全来看，由于远离冲突迭起的主要大国及热点地区，特别是在“冷战”期间，加之太平洋所构成的自然屏障，新西兰拥有了天然的安全保障。再就是与美国和澳大利亚的盟友关系更使得新西兰的国家安全不会遭遇外部威胁。因此，既然外来干涉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安全防务只需要维持在防御的水平上，无须全方位依赖外部军事介入。所以，新西兰将安全战略更多是依靠与区域国家建立集体安全体系，与安全伙伴国共同维护所在地区的安全。基于这样的思维与考量，新西兰与美国、英国、澳大利亚、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保持着密切的军事合作关系，并签署有一系列军事安全条约。
其次，就新西兰的经济发展而言，新西兰是一个对海外市场依赖性很强的国家，对外贸易至关重要，因此，这自然是其外交政策的重要指向。由于国内市场狭小，以及生产品种相对单一等因素，新西兰经济生产主要是依靠海外市场。英国及英联邦国家是新西兰传统的主要贸易伙伴，尽管这些国家的市场对于新西兰仍是重要的，但是，这已无法向新西兰经济提供持续稳定增长的保证。于是，通过发展与外部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寻找新的贸易伙伴以及扩大与其他国家的贸易联系随之成为新西兰外交政策的一项当务之急。而此时正值国际经济重心向亚太地区延伸时期，澳大利亚、日本、中国、东盟诸国以及南太平洋岛国顺理成章成为了新西兰商品可进入的市场，“新西兰的商界和政界精英认识到他们具有真正的地缘优势：他们正好处在世界上最有活力的地区的大门口”^[13]。
作为利益攸关的近邻，澳大利亚对于新西兰有着特殊意义。新西兰将与它的关系置于优先考虑的地位。在政治领域，新澳关系超出了新西兰与其他任何国家的关系，双方合作的范围广泛，并逐步机制化。两国在一系列外交和经贸等方面的政策上密切合作，诸如涉及南太平洋和东亚等地区的事务，以及在联合国、WTO等国际多边组织中的密切协调。在经济合作方面，澳大利亚一直是新西兰最大的贸易伙伴。1966年，新澳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1983年，双方又签署了《进一步密切经济关系协定》;1990年，两国宣布建立澳新自由贸易区。与澳大利亚的经贸关系对于新西兰经济的长远发展非常重要。
在新西兰推行的集体安全体系中，澳大利亚被视为最为重要与密切的安全伙伴。两国的防务合作可追溯到殖民地时代，而作为独立国家之间的防务合作则开始于确定两国为准军事同盟关系的1944年《澳新条约》。接着，1951年的《澳新美同盟条约》、1971年的《五国防御条约》、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组织等多边安全机制，无不是不断强化着新澳安全合作关系。在新西兰政府历次公布的《防御白皮书》中，每每提及新澳军事合作的重要性。80年代以来，因反核问题，新西兰与美国的军事同盟关系松动，甚至一度终止，这使新西兰更加重视与澳大利亚的军事合作问题，澳大利亚在新西兰安全战略中的地位大幅度提升。1991年，新澳签订了《密切防务关系协定》，宣布建立更加紧密的防务关系。2003年，两国国防部长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密切防务关系的联合声明，再次重申两国的“战略伙伴关系”。
在战后初期，亚洲地区屡屡成为“冷战”中的热战战场，各种矛盾冲突因美苏对抗而错综复杂，令新西兰人感到棘手和畏惧，“感到如果与亚洲国家接触，新西兰的相对富裕和它相对稀少的人口就会遭遇有被来自这些国家贪婪的目光所觊觎的危险。”因此，它仅同几个自认为相对安全的国家建立了往来，如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泰国和印度尼西亚。^[14]而进入70年代后，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作为新西兰外交政策的独立性提高的内容与标志之一，新西兰对待亚洲国家的态度与政策发生了明显的变化。1972年执政的N.科克政府被认为是“独立的对外政策发展的重要制造者”^[15]，而它针对亚洲国家所采取的举措一是从越南撤出了已为数不多的新西兰军队，二是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与之建交。而新西兰最为关注的则是地理位置接近与经济发展良好的东盟集团。
1975年，新西兰与东盟建立了正式对话关系，双边往来日益增进，多层次合作有增无减。新西兰重视与东盟关系的根本原因是双边在战略利益上有着诸多共同点：第一是双方均希望保持南太平洋地区的持续稳定，都在谋求建立亚太地区安全机制，并支持建立东南亚和南太平洋地区为无核地区;第二是双方都愿意促进开放的国际贸易体系，并致力于维护贸易环境安全。在新西兰逐渐将外交重点向亚太地区转移中，自然将东盟置于外交战略的重中之重。
概括而言，新西兰与东盟在政治与安全领域的合作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1)通过双边和其他区域性的国际调节机制，为和平解决区域性争端和纠纷而作共同努力;(2) 在反恐、打击海盗和跨国犯罪等问题上加强合作;(3) 在消除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运输能力、裁军和反核扩散方面加强合作。除了与东盟整体合作外，新西兰还分别与东盟成员国进行交往。1994年，新西兰加入东盟地区论坛。2005年，新西兰加入《东盟友好合作条约》，并参加了东盟主导的东亚峰会。这是新西兰参加的第一个由东盟领衔的地区政治安全机制，显示出新西兰与东盟的政治关系非同一般。
谋求经济利益是新西兰发展与东盟关系的重要推动力。新西兰与东盟国家在经济发展战略上利益趋同——无论是以出口导向战略为主，还是以进口替代战略为主，都需要一个开放的国际贸易体系。自1975年以来，双边经贸关系发展良好，各方都从中获得了较大的经济利益。在APEC和WTO等国际组织中，双方为寻求共同的经济利益而保持着友好的合作。2006年，与东盟国家的贸易额约占新西兰当年对外贸易总额的11%。其中对东盟的出口额约占当年出口总额的8%，对东盟的进口总额约占新西兰当年进口总额的14%。^[16]2001年，新西兰连同澳大利亚与东盟10国达成了《密切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并决定建立相关的顾问委员会，以推动新西兰与东盟共建自由贸易区。与此同时，为了加快这一进程，新西兰还有选择性地与诸如新加坡、泰国等单个东盟国家进行加强经济合作及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谈判，签署更加紧密的经济伙伴关系协议。
然而，新西兰人的目光不仅在注重周边地区，而且也在观察世界，其中以欧美为重点关注对象，这同新西兰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与利益紧密相关。自殖民地时代起，新西兰经济作为英国经济的一部分而进入世界市场，并因此而受到世界经济变化的影响。此外，新西兰与英国在经济上的联系也是维系双方关系的纽带。可是，战后，新英各自经济的发展以及国际经济格局的变化发生了诸多“越来越有意义的变化”，使传统的联系松懈，原有的纽带也自然松动。以传统贸易为例，英国人一方面对新西兰肉类制品的需求量仍居高不下，但另一方面则是对新西兰乳制品的需求则每况愈下，“英国的厨房”需求与口味的变化自然给“帝国遥远的牧场”造成损失和苦恼。1973年1月，英国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这对新西兰出口贸易所造成的不利影响更是显而易见的。
对于诸如此类的变化与影响，新西兰政府所作出的第一个反应是尽一切努力维护传统的新英经济关系，如商业谈判、外交配合、感情沟通等等。1982年，“马岛战争”爆发，英国与阿根廷大打出手。作为策应，新西兰政府立刻驱逐了阿根廷驻新西兰大使，并派出一艘护卫舰前往战区助战。政府总理R.穆尔顿是“以殖民地的语言”向记者解释“我们为什么支持我们的母国”^[17]。它的第二个反应就是努力在传统市场以外的经济领域进行拓展，于是，澳大利亚、美国、东盟等国家和地区逐渐成为新西兰越来越重要的贸易伙伴。在战后的世界经济体系中，美国的强大势力对新西兰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其对外贸易和外资投资的走向逐渐发生了变化。1958年，新西兰加入了由美国主导的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美国和澳大利亚进而取代英国而成为其最大的外资投资来源，并影响到新西兰的进口贸易。^②
尽管新西兰社会对英国的情感并非有多少变化，但是，经济利益的变化与贸易结构的变迁势必作用于新西兰外交政策的原则与目标。在国际政治中，新西兰与英国的关系已越来越充满着两个平等国家的气息，这意味着新西兰逐步脱离了对英国的依赖，在处置内政与外交等方面完成了从依附追随到独立自主的转变。
90年代初期，“冷战”结束。新西兰是以乐观的态度看待雅尔塔体系解体后的世界，充满自信地预料这是新西兰对外关系中的又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其一，“冷战”的结束势必削弱大国对国际政治的决定性，取而代之的将是联合国作用的提升;其二，“冷战”时期的世界经济格局必因“冷战”结束而变更，而全球资本将因此出现可观的增长，并有助于亚太地区成为又一个世界经济中心。而这一切都将对新西兰的社会、政治、经济和外交产生重大而积极的影响。换言之，新西兰已经敏锐地意识自己所面临的转折和机遇。
90年代初，告别结盟时代的新西兰政府确定其外交政策的主要任务是继续积极参加联合国的机构改革，制定投资和贸易自由化计划，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执行乌拉圭回合决议，推进亚太地区安全机制及环境保护等。在国际政治中，新西兰逐渐将既定的集体安全政策基准点由国家之间的结盟移至联合国，积极参与联合国的维和行动是这一政策的具体落实与体现。为此，新西兰已向联合国提供了数百位维和军人及军事观察员，他们的身影先后出现于卢旺达、前南斯拉夫、柬埔寨、索马里、海地等。1998年2月，伊拉克武器核查危机爆发，新西兰派出空军赴美国在科威特和印度洋的军事基地，参加了以美英为首的多国部队对伊拉克进行的军事行动。但在2003年，当美国再度对伊拉克发动战争，即第二次海湾战争，新西兰则以美国是绕开联合国的授权而对伊拉克动武为由而加以反对。此外，作为对联合国的支持，新西兰积极参与有助于建立国际新秩序的活动，热心参与重要的国际或地区性组织。例如，新西兰在旨在降低关税的关税总贸易协定(GATT)谈判及1995年后的WTO中表现活跃，显示出了新西兰利益的重要性。
亚洲仍是新西兰所关注的地区，而较前不同的是快速发展的亚洲经济对新西兰产生了越来越广泛与强劲的吸引力。1990年10月，新西兰政府预见到“新西兰长远的未来无可争议地是与东亚经济联系在一起的”。外交部长D.马克金诺呼吁新西兰应“以戏剧般的大幅度跳跃跳进亚洲”^[18]。新西兰与亚洲国家的经贸交往日益频繁与增长，其范围已由东盟国家扩大至许多亚洲国家。1996年，新西兰出口总量的1/3是销往亚洲。中国与新西兰的经贸关系持续提升：2007年，来自中国的游客达到逾17万;2008年，两国签署贸易协定，中国已成为新西兰的第三大出口市场。^[19]此外，新西兰与韩国、日本等国家的经济与贸易交往也进行得热火朝天。
新西兰在“冷战”以后与亚洲的交往对其社会产生了愈加明显的影响，即它身上的“欧洲”烙印越来越模糊，取而代之的是“太平洋”印记，“白色新西兰”已是明日黄花。1986—1998年，有16.2万亚洲人移居新西兰，占移民净增总数的一半以上。在奥克兰，有20%的居民认为自己是亚裔新西兰人。^[20]大量亚裔人口的增加不仅使传统的种族主义意识与政策遭遇抨击与否定，而且使新西兰社会逐步认可了亚洲对新西兰的重要性，甚至使新西兰社会越来越像亚洲国家。1995年，政府总理J.博尔格在出访日本时说道：他为“作为一个亚洲的领导人而感到骄傲”。当然，他也因此言而遭到国人的嘲讽。^②
在战后的国际政治舞台上，尽管新西兰是偏居南太平洋一隅的小国，但是，它却常常在某些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超出一般小国能力的作用，表现出一种“积极进取”式的小国外交，显得相当活跃，甚至引领某种世界潮流。其中以70—80年代的反核运动最具有代表性。这场运动既符合当时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利益，又对新西兰国家独立性的提高发挥了积极作用。
自日本广岛在1945年遭遇原子弹袭击后，破坏性巨大的核武器无不叫人心惊胆战。50年代以来，各大国不断增加，核试验、核威慑、核事故及核污染更使越来越多的人提心吊胆。而令新西兰人更为深恶痛绝的是太平洋已经成为了美、法等国的巨大“核试验场”，再加之美、苏的核潜艇在太平洋接二连三地发生事故。新西兰一向认为这一切已经对自己的安全构成极大的威胁，并担心作为西方盟国的新西兰会因大国间的核战争而遭遇殃及。法国于1966年在南太平洋法属波利尼西亚进行的第一次核试验终于在新西兰引起了反核运动的出现，人们强烈要求核大国停止核试验，令世界为之侧目。
民间的反核运动呈自下而上的状态逐渐升级，进而对国家政策产生越来越重大的影响。1972年，新西兰政府宣布支持反核运动，告诫法国停止即将在南太平洋地区进行的核试验。由于法国拒绝这一告诫，新西兰政府将法国告上了海牙国际法庭。反对核武器由此成为新西兰政府的既定行为以及国家对外政策的组成部分。次年，在科克总理的推动下，议会通过了一项反对核试验的决议。同年，“新西兰绿色和平组织”成立，这是新西兰的第一个环境保护组织。该组织随之派出船队前往法国的核试验区进行抗议活动，并在与法国军舰的周旋中发生碰撞。不断扩大的事态导致新西兰社会和政府的抗议升级，新西兰工会宣布将拒绝为法国货船装卸。一艘新西兰海军的护卫舰奉命前往试验区，舰上还搭载了一位政府内阁成员，以此显示新西兰政府的重视。不久，执政的新西兰工党政府提出了建立南太平洋无核区的主张和计划。新西兰的反核运动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一个小国在向核大国挑战。
在以后的10年里，新西兰社会上的反核呼声此起彼伏，到80年代初，全国已有400多个反核团体。^[21]但是，自1975年国民党执政后，新西兰政府的反核行动则处停滞状态，建立无核区计划被搁置。其原因是按照《澳新美同盟条约》，长期以来，有大量包括核动力舰只及配备核武器的美国军舰访问新西兰，以此显示两国间的同盟关系，而无核计划势必激怒作为盟国的美国，进而危及新美同盟关系。因此，政府以模棱两可的“既不确认也不否认”的态度对待美舰的到访。可是，新西兰社会对此则不认同。在1984年大选中，仅有国民党支持美舰对新西兰的无条件访问，而其他党派均提出反核主张，要求阻止美军的核动力舰只及配备核武器的军舰进入新西兰，并力主为此修改《澳新美同盟条约》的相关条款。
新执政的工党政府试图采取一方面支持国内的反核运动，另一方面在保全与美国同盟关系的前提下，积极同美国政府斡旋，希望美方能够本着理解与克制而不向新西兰派遣与核动力及核武器有关的舰只。但是，美国朝野反应激烈，对新西兰的反核运动及政府的态度大加抨击，其中不乏威胁的声音。以为反核仅是新西兰冲动行为的美国政府打算采取冷处理的方式来对待此事，以图此事不了了之，自行平息。1984年底，美国宣布将派遣 “布坎南号”军舰在1985年3月澳新美联盟“海鸥”I—85海军演习期间进入新西兰港口。“布坎南号”本是一艘常规动力驱逐舰，然而，新西兰政府则要求美方提供该舰的非核化证明。而美国的反应是断然回绝，新西兰因而随之拒绝该舰的访问。这就是轰动一时的“布坎南号事件”。接着，新西兰政府宣布将于1985年7月通过反核政策的立法提案，禁止所有与核动力及核武器有关的军舰和飞机进入新西兰。
美国政府立刻意识到新西兰反核运动与反核政策的严重性，并担心这会在更大的范围内引起连锁反应，因此，决意对新西兰采取高压措施，以杜绝类似事件的发生。它相继宣布了一系列惩治举措：取消即将进行的“海鸥”I—85海军演习;取消新西兰国防委员会对夏威夷的军事访问;撤销预定在悉尼召开的澳新美联盟交流会议;不再允许新西兰军官前往美国军事院校学习与进修;将新西兰的军事采购级别降低到“友好国家”标准之下，等等。而其中最为厉害的做法是宣布限制向新西兰提供情报。
美国的做法令新西兰社会群情激奋，也使新西兰政府感到了压力。而1985年7月的“彩虹勇士号爆炸事件”更使冲突激化。^[22]就法理而论，法国的行为可被视为针对新西兰的战争行为，而与新西兰有同盟关系的美国和英国政府则对事件保持沉默，只有澳大利亚对法国的行径予以了谴责。这使得新西兰清楚地意识到现有同盟关系的局限性与脆弱性，进而导致新西兰社会的反核立场进一步强化，致使新西兰政府只能在非核政策的前提下与美国交涉相关问题。12月10日，新西兰无核区裁军和武器控制提案第一次提交议会，并以48票同意比30票反对获得初审权。
当新西兰无核政策进入立法程序之后，美国颇为尴尬和棘手。如继续施加过大的压力，可能产生反作用;而减轻压力却有可能引起别国纷纷效仿的连锁反应。再有，美国意识到新西兰的政策并不涉及美国的核心利益，对于美国的全球战略也不会造成实质影响。由于拥有可替代的澳大利亚海岸，因此，美国明白是否驻泊新西兰并不对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安全政策构成不利影响。因而，美国决定以适当的妥协来化解事端，以免节外生枝。联盟条约的模糊性被用于美国下台阶的路径：《澳新美同盟条约》既没有规定驻扎核舰艇的义务，也没有规定美国是新西兰防务的当然保护者。^[23]
1986年6月，美国国务卿舒尔茨与新西兰总理D.朗伊在菲律宾的马尼拉举行会晤。这场会晤看似没有取得什么实质性成果，但其作用则是可观的。其一，以双方的实质性妥协使冲突逐渐平息。美国的政策由警告和惩罚转为默认和回避;而新西兰则适时相应让步，表明并非禁止任何船只到访，仅是取决于到访船只在进入新西兰海域时能否出示未携带核武器或核装置的证明。其二，澳新美联盟出现了裂痕已是明显的事实——美国与澳大利亚之间保持着核联盟关系，而美国与新西兰之间则仅是常规联盟关系，新美之间的安全合作关系终止。此后，新西兰为了弥补这一缺失，积极加强了与澳大利亚的军事合作关系。^[24]
有学者认为，这场危机对于新西兰来说如同是一场独立战争。^[25]作为一个小国，整个社会不得不面对真正的考验，在超级大国的庇护与国家的独立自主之间二者选其一，新西兰人选择了后者，社会共识是后者比前者更重要。国际社会因此而对新西兰表示出尊敬与佩服。从此，旨在维护人类和平与安宁的无核化与环境保护逐渐成为新西兰国家形象与国际角色的标志之一。

[1] G.Byrnes,The New Oxford History of New Zealand,p.586.
[2] K.Sinclair,The Oxford Illustrated History of New Zealand,p.247.
[3] J.B.康德利夫和W.T.G.艾雷:《新西兰简史》，第317—319页；G.Byrnes,The New Oxford History of New Zealand,p.585。
[4] 参见王宇博《英国与“九·一八”事变》，《江海学刊》，1995年第5期。
[5] K.Sinclair,The Oxford Illustrated History of New Zealand,pp.250-251.
[6] G.Byrnes,The New Oxford History of New Zealand,p.586.
[7] 参见汪诗明《对〈澳新协定〉历史成因的解读》，《世界历史》2010年第2期。
[8] J.B.康德利夫和W.T.G.艾雷:《新西兰简史》，第387—388页。
[9] 汪诗明:《1951年〈澳新美同盟条约〉研究》，第80—82、88页。
[10] 汪诗明:《1951年〈澳新美同盟条约〉研究》，第93页。
[11] G.Byrnes,The New Oxford History of New Zealand,p.587.
[12] G.Byrnes,The New Oxford History of New Zealand,p.588.
[13] 程晓勇:《小国外交的区域性基石:解析新西兰的周边对外政策》，《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第137页。
[14] G.Byrnes,The New Oxford History of New Zealand,pp.588-589.
[15] Ibid,p.590.
[16] 程晓勇:《小国外交的区域性基石:解析新西兰的周边对外政策》，《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第139页。
[17]② G.Byrnes,The New Oxford History of New Zealand,p.591.
[18] G.Byrnes,The New Oxford History of New Zealand,p.594.
[19] Ibid,p.594；p.598.
[20]② G.Byrnes,The New Oxford History of New Zealand,p.595.
[21] 蔡佳禾:《新西兰——追随中的创新》，第287页。
[22] 1985年7月，绿色和平组织的“彩虹勇士号”前往南太平洋穆鲁罗瓦岛抗议法国拟在该区域进行的核试验。7月10日，当它停靠在新西兰奥克兰港内时，遭到法国特工安放的炸弹袭击而沉没，一名随船摄影师殉职。经过5个月的调查，新西兰宣布已掌握有充分证据表明是法国情报部门所为。后来，法国政府被迫承认了这一事实，法国总统密特朗向绿色和平组织正式道歉，法国政府则支付了700万美元的赔偿金。事件之后，绿色和平组织提出“彩虹不会被炸沉”的口号，另外找了一艘船替代彩虹勇士号。
[23] 王帆:《美国与新西兰联盟的裂痕》，《世界历史》，2007年第2期，第58页。
[24] 蔡佳禾:《新西兰——追随中的创新》，第290页。
[25] 同上书，第2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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