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把复制品造得比原件更好”
随着移民的有增无减，新西兰社会发生了根本变化，以英国移民为主体的新西兰民族自然进入孕育阶段。新西兰民族与澳大利亚民族之间的关系是盘根错节的，人员往来也是相当密切的。尽管新西兰人在体育竞赛等方面从不肯服输，口口声声一定要“战胜澳洲佬”，但在他们心目中“悉尼对于我们，就像纽约对于加拿大人一样”，“第一是感到羡慕，第二是感到有点害怕……第三是有点自卑感。”^[1]因此，近200年来，这个既脱胎于英吉利民族，又与澳大利亚民族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新民族如同尾随在家长和兄长身后的孩子，跟随着英国和澳大利亚，尾大不掉。
新西兰民族的形成过程与澳大利亚民族的形成过程呈相伴状态，两者的民族认同与民族意识的内涵也大同小异。如有差异的话，当属新西兰民族意识的“母国情结”色彩更加厚重，更加鲜明。可以说，在所有英联邦国家中，这份情感在新西兰显得最为显著，影响也最为深远。虽然，也会有一些有着逆反心理的新西兰年轻人会学着澳大利亚人那样，在剧场里听到演奏《天佑女王》时不肯起立，但是，没有疑问的是，“新西兰是它(英国)‘最忠诚的’自治领，安安静静的，规规矩矩的，是‘英国教区牧师住宅的一角’”^[2]。长期以来，新西兰人习惯于以“我是英国人”的口吻说话。1953年5月29日，新西兰蜂农埃·希拉利在世界上第一个登上了珠穆朗玛峰。新西兰总理霍利奥克兴奋地说道：希拉利“将不列颠种族和新西兰推上了世界的顶峰。这是一件多么漂亮的给女王的礼物啊!”20世纪60年代后期，英国与欧共体的关系趋于密切，这势必对新西兰农产品出口英国构成不利，新西兰人因此而大为不满。1970年，一位新西兰政治家在伦敦慷慨激昂地说道：“我们古老的民族尊严和自豪感到哪儿去了?为了几块银币，正在牺牲我们的女王，以及女王所代表的和英联邦臣民所效忠的一切。……我们必须团结起来，齐步前进，这样我们才能永远像兄弟一样举杯祝我们女王陛下的健康。上帝保佑女王。”^[3]
在19世纪时，虽然新西兰隶属于澳大利亚管辖的时间很短，但是，世人往往习惯地看待它与澳大利亚的六个殖民地同为英国的“南方大陆”，是“七姐妹殖民地”，把它们统称为“澳斯特拉西亚” ^[4]。在澳大利亚各殖民地酝酿组成统一的国家时，不少新西兰人也表示出了很感兴趣，连英国政府都为此进行过积极的撮合。然而，新西兰却置身于1901年成立的澳大利亚联邦之外。尽管许多澳大利亚人可以有根有据地声称是澳大利亚拒绝了新西兰要求以基本成员州的身份参加澳大利亚联邦的申请，但实际上是新西兰公众对于这种意味着脱离母国而自治，乃至独立的事情的反应是相当冷漠的，甚至是反感。虽然新西兰社会处处仿效澳大利亚，但是，在澳大利亚人面前，“有点自卑感”的新西兰人不仅自认为自己的祖先不是罪犯，而是地道的英国绅士，而且还认为自己才是英国人当中的精华，是英属殖民地中真正的佼佼者。因此，他们又显得非常高傲，许多人对澳大利亚人不屑一顾，尤其是对澳大利亚人诸多有要与英国分离之嫌的言行嗤之以鼻。
尽管新西兰同英国与澳大利亚的关系都是处于密切的利益攸关和血缘亲情，然而，维系新英关系的是“母国情结”，而联系新澳关系的则是兄弟情谊。前者为有上下之分的宗法隶属关系，而后者为平起平坐的天然平等关系。因此，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虽然新西兰人经常表达出已经拥有建立民族国家的诉求，但是，他们更加注重维持现有的与母国关系的现状，根本没有脱离英国实现独立的念头。虽然他们相当重视与澳大利亚的关系，但是，对于绝大多数新西兰人而言，这种关系是基于双方利益相关的合作，而不是意味着脱离英国，然后再组建独立自主的国家，更无意同澳大利亚为伍而组成势必与英国渐行渐远的国家。这也就不难理解新西兰人为什么放弃与澳大利亚人结成联邦，尽管英国人再三从中撮合。
由此可见新西兰人“母国情结”的纯正与厚重之一斑，或者说，他们在根本上就视自己是真正的英国人。此外，在直接体现利益关系的贸易往来上，这种微妙的区别也是一清二楚的，新英往来一定是优先于新澳交往。众所周知，澳大利亚是新西兰最主要的贸易伙伴，尤其是在出口方面，但这种贸易关系却深受新英贸易的影响，其状况表现为交往频繁，但不稳定。在19世纪80年代以前，作为贸易伙伴，澳大利亚与英国的地位差距不大，但随着航运技术的提高以及冷冻技术的成功，这样的差距明显加大。从70年代到80年代，新西兰对澳大利亚的进出口总额分别从35%和47%均降至17%，后又在1900年降至14%。而在1871年，新英贸易约占新西兰外贸的50%;而到1891年，英国市场占新西兰出口的80%，这一数额一直延续到20世纪中期;新西兰从英国的进口在1876年以后一直维持在进口总额的60%以上，直到20世纪30年代，这一份额还占到50%以上。^[5]因此，新英贸易关系轻而易举并越来越多地取代了新澳贸易关系。有人将这样的变化归结为一是新澳在建立联邦等社会政治问题上的分歧所致;二是由于冷冻技术的成功，使得新西兰对英国的冻肉出口量迅速增长。但显而易见的是，只要条件许可，新西兰人更愿意同英国人交往。
1907年9月，英国政府宣布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和南非为“自治领”。但是，新西兰不为所动，依旧与英国保持着原先的关系。1923年，各自治领得到了可自主同外国签订条约的权利，这意味着它们拥有了独立自主的外交权利，但仅有新西兰和澳大利亚无动于衷。1926年召开的帝国会议上通过的《贝尔福宣言》标志着英联邦正式成立，宣布“英帝国内部的自治实体地位平等，在内部和外交事务的任何方面彼此无任何隶属关系，虽以对英国王室的共同效忠为纽带联合一体，却是各自作为英联邦的成员自愿地结合在一起”。这使得“帝国内的每一个自治成员都是自己命运的主人了”。1931年的《威斯敏斯特法案》则是以法律的形式将这一系列变化肯定了下来。
然而，与其他自治领的欢欣鼓舞形成鲜明反差的是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的反应是冷淡的，尤其是新西兰。直到1947年，新西兰议会才追认了《威斯敏斯特法案》。到1968年时，新西兰国民党才从该党集会时的讲台上撤去英国国旗。在加拿大、澳大利亚和南非都已坚持应由本国人担任总督之职后的很长时期里，新西兰仍接受英国委派的总督。它表现得就像是一个执意不愿离家独立生活的孩子，虽然他已经长大成年了。尽管新西兰时常被讥讽为“延长青春期”和留恋“母亲的照顾”，但是，它根本无动于衷，反之还以此为荣耀。在这样的民族感情作用下，新西兰独立问题更是难以界定。除了英属移民殖民地所共有的诸多因素外，新西兰民族意识中的“母国情结”生成的温床是新西兰社会对英国的传统性依赖，英国的庇护与扶持是新西兰社会稳定发展的条件。
新西兰民族对故乡英国的怀旧感和归属感是十分强烈的，在有意识与无意识当中，英国的一切都为新西兰提供了现成的样板，如政治体制、社会制度、经济模式、建筑风格、生活方式……“有时甚至连英国人也对新西兰的英国风味感到吃惊”^[6]。1912—1925年间出任新西兰政府总理的W.梅西也视自己是在管辖“大英帝国的遥远的牧场”^[7]。然而，尽管“母国情结”深重，但是，新西兰的社会现实与自然环境毕竟与英国及欧洲有着天壤之别，“漂洋过海后，政治制度、社会习俗乃至文化艺术的表现形式，一切都与先前不尽相同”，使新西兰文化与母国文化存在着若即若离的微妙关系。这在其文化特征上显示为既以具有明显的英国文化属性的欧洲文化为主体框架，又以新西兰的地方文化为主要内容。换言之，称新西兰民族与国家是“新生民族”与“新生国家”是无可厚非的，但对其文化冠以“新生文化”则未必妥当，它本是被移植到新西兰的英国之树的某一段枝干，因而留有舶来品的特征;在落地生根后，它大量汲取了当地的养分，与当地的土著传统文化形成嫁接式的融合，因此，它又有绚丽的毛利文化色彩。
在新西兰，政府会经常抱怨或指责英国，言辞时常相当犀利，但这绝不是“国家要独立”的行为，它与英国地方政府批评中央政府的情形别无二致。一些新西兰人，尤其是青年人，也会在公众场合对英国表现出不满或不敬，但这同样不是什么“人民要革命”的显示，这样的现象在英国和澳大利亚也是习以为常的，或许他们就是在模仿英国人或澳大利亚人的这类举止。因此，这些看似有反对英国的现象表现出的非但不是“民族要解放”，而是以自然、自觉和下意识的方式显示出了“我是英国人”。
对英国所持有的“母国情结”不仅深刻地影响到新西兰民族特征，而且对新西兰的社会形象产生了非常重大的影响。在世界上，尤其是在英联邦国家中，新西兰成为民族国家的时间并不迟于其他国家，基本上是相伴或紧随澳大利亚完成了从殖民地向民族国家的转型，但是，它却因“母国情结”而迟迟在社会心理与社会形象上停留在殖民地时代，已新西兰化的社会意识仍保留着“英国”的外型与色彩。1951年，因新西兰是以独立国家的身份参与签署了《澳新美同盟条约》，因此，这被认为是新西兰外交史上“最富有价值”的时刻。但是，“在惠灵顿，《澳新美同盟条约》并非被认为是对与伦敦联系的取代”，新西兰还是习惯于以帝国体系的思维来审视世界，效忠英国仍是新西兰的既定国策。正因如此，才会出现在1956年苏伊士危机爆发后，新西兰仍习以为常地本着履行自治领应尽的责任与义务而出兵支援英国。然而，在这次事件中，仅有新西兰和澳大利亚这两个英联邦国家派出了军队。著名的资深工党领袖H.E.霍兰还喋喋不休地告诫同事：新西兰对英国的支持与追随是基于“我们与母国的关系……这对我们意味着血统、传统和贸易”^[8]。
从新西兰的人格特征与民族特征来看，它明显地混合了粗犷豪放的新西兰开拓者气质与彬彬有礼的英国绅士传统的双重特点。这是新西兰人引以为得意地称这是两种传统的精华，既继承了英国人的遵纪守法、温文儒雅、冷静沉默和含而不露的品质，又以友善真挚、耿直谦虚和脚踏实地的新西兰开拓先驱的气质取代了英国人保守固执与自命不凡的缺点。他们一向心安理得与自鸣得意地接受，甚至是享受着这种具有文化优化组合色彩的自我评价。这也造成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新西兰人不愿意别人将自己与澳大利亚人和美国人混为一谈，他们认为澳大利亚人鲁莽轻率，举止不雅，而美国人则缺乏教养和行为夸张。
虽然这种自我界定仅是新西兰人的一厢情愿，但是，这种由新西兰环境与历史造就的心理，在一定程度上也作用于并反映出新西兰社会在不知不觉中与母国传统分道扬镳的运行轨迹。这种现象在20世纪30年代的民族文学中得到淋漓尽致的显现。这是由一批青年作家和青年诗人组成的文学群体引发的文学现象，它对母国文化传统发起挑战，并以犀利的态度进行批判。诗人A.费尔伯恩在30年代曾去英国“寻根”，进行“文化朝圣”，但结果发现自己就根本不是英国人，于是，他毫不客气地批判了自己之前的诗作，认为英国的文化传统是“新西兰诗人的绊脚绳索”^[9]。
理想主义与务实精神是新西兰民族特征中的又一表现与内容。这主要是新西兰历史中的移民经历所致，即新西兰的移民，尤其是早期移民是带着创建“幸福岛”的梦想而来。他们历经千辛万苦，远渡重洋来到几近是荒无人烟的“新世界”，于是，乌托邦式理想社会的概念从一开始就渗入新西兰的整个社会意识中。在这里，如同白纸一般的新天地诱发起富有想象力的大胆构想与设计，人们以英国社会模式绘制出了理想社会的蓝图——人人安居乐业，没有贫富两极分化，没有尔诈我虞……他们的确想“把复制品造得比原件更好”，于是，摩拳擦掌，跃跃欲试，致力于建立一个合理、正义的社会新体系。
正因如此，各种社会理想，如基督教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基督教社会主义等等，才能够纷纷在新西兰登陆，新西兰也因此被看做是世界的“社会实验室”或“国家实验场”。再有，对于置身于荒凉的新西兰原野的早期移民来说，没有任何机构能够有母国那么大的号召力和凝聚力，也没有任何人能够拥有英王那么强烈的亲近感、安全感和感召力。因为他们当初是以英国臣民的身份移居新西兰，以后又是以这样的名义与英国保持着联系，所以，英国一直是这些移民及后代在海外殖民地开拓奋斗的支持者和保护者，英王则是他们理所当然的精神支柱。
在英国，平等的理想有着悠久的传统;在澳大利亚，平等的理想又被发扬光大。而在新西兰，这种传统不仅被移植和继承，而且也被再度放大了，并自然地体现在人们的言行之中。新西兰人在论及新西兰社会中的平等主义是不免以赞美的口吻将它归结于来自母国的缘故，然而，他们则在不知不觉中将这样的平等推进到大大高于英国和澳大利亚的水平。在这里，“我们的社会是平等的……我们彼此都很了解”，社会成员之间的种种差别并未导致森严的社会等级，因此，新西兰社会“不是属于那种多层的英国类型”^[10]。出身的贵贱并不能决定社会地位，“一些坎特伯雷的畜牧场主想把自己打扮成为乡村贵族”，“私立学校的‘老校友’从不联合起来把持某一部门”，“手艺人、工人、商人和自由职业者邻居杂处”，然而，人们则又会“以受到女王的封爵而感到自豪”。平等主义的张扬使民主发展到极致，“只要找个小小的理由，几乎任何人都可以去见总理，至于去见其他部长，那就更加容易了”^②。这个“复制品”不仅越来越貌似英国的“原件”，而且确实在一些方面比“原件”更完备。
1840年，新西兰正式成为英属殖民地，又在第二年结束了新南威尔士的托管，与澳大利亚各殖民地一样，直接受英国政府的管辖。在此之后，随着澳大利亚自治运动的影响，新西兰也拥有了越来越多的自治权力，也建立起了责任政府。与同期澳大利亚的各责任政府一样，其政府的属性看似与英国的地方政府别无二致，但其作用则越来越类似自主独立管理一方天地的国家政府。虽然新西兰社会在内部问题上的自主性愈加明显，国家的内涵朦胧可见，但它几乎没有独自与英国或帝国以外的国家或地区进行往来的意识或行为，如同英国的地方当局无须过问国家外交事务一般。其唯一与之交往密切的地区就是澳大利亚，澳大利亚在诸多方面也成为新西兰与外界联系的纽带或中转，如从新西兰寄出的信件是途径澳大利亚转送到英国等世界其他地方;伦敦与新西兰之间的电报电缆是经过澳大利亚的中转而连接。
在这一时期，新西兰在经贸方面的意识与作为也是如此，仍基本局限于帝国内部。继澳大利亚成为英属殖民地之后，新西兰因“亚麻、木材和鲸鱼”受到欧洲人的注意，英国凭借优势在这里捷足先登。这也使得新西兰是通过英帝国的渠道接触到外部世界，自然成为英帝国那广阔的商贸网络中的一部分。因此，对于新西兰而言，“国际关系”的概念开始于“帝国关系”。18世纪90年代，新西兰的优质木材和鲸鱼皮革首先被销售到当时世界上最繁荣的贸易市场之一——中国广州，也就是说中国清朝是新西兰的第一个出口商品市场。但是，这仅是英国在中国与印度的贸易内容之一，看似新西兰的“第一个帝国市场是大清国”，但是，这一系列商贸活动是在英国的帝国贸易与帝国市场中运行。^[11]换言之，新西兰的“第一桶金”实际上来自于英国。这样的情形与“牧羊业大潮”兴起前的澳大利亚对外贸易如出一辙。
农牧业的发展使新西兰成为举世闻名的“大农场”，但这是一个以满足“英国厨房”需要为目标的英国的“大农场”。^[12]英国的资本投入对于新西兰社会经济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其增长幅度的变化与新西兰经济发展的水平总体上呈正比状态。来自伦敦的资金1870年为780万英镑，1880年为2850万英镑，1890年为5000万英镑。“因方便、信誉、低廉的运输价格和运输联系的质量，对于新西兰来说，伦敦几乎就是内部市场。”^[13]在以后的一代人的时间里，新西兰成为英国最主要的农副产品供应地。而这样的贸易关系使新西兰获得大量的英国资本，从而在相关的产业和国际市场上独占鳌头。
在这一时期，新西兰社会表现出明显的内向性，处处以英国为马首是瞻。这不仅与当时作为英属殖民地的新西兰社会性质相吻合，而且更重要的是与新西兰的社会意识相符合。尽管新西兰人的自主与自治意识日益增长，但这里的人们比他们的“澳洲表兄弟”更认为自己是“英国人”，“有一点是最为明确的，面对法国人、德国人、俄国人，或甚至还有美国人，英国人不是外国人”^[14]。他们毫无疑问地认为自己的社会是“伟大的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一部分”，种族优越理论甚嚣尘上，认为：“欧洲种族优越于非欧洲种族，而英吉利民族则创造了所有文明中最完美的文明。”^[15]因此，在维护自身利益上，维系与母国的联系被认为是发展新西兰地区利益的最好的办法，“在世界舞台上，对于他们没有经验的国家而言，保持帝国联系有助于在这一地区营建……不断增长的繁荣。”因此，“新兴的新西兰民族主义的表现是帝国意识。”^[16]
从19世纪初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新西兰实际上已经完成了新西兰民族与民族国家的生成与发展的过程，表现为随澳大利亚亦步亦趋。但与众不同的是它的政府与民众并未为此付出多少努力，甚至是多少关注，人们仅是根据新西兰社会发展的需要，移植澳大利亚人向英国争取来的权利与权力以及体制与制度——19世纪中期，通过口诛笔伐，澳大利亚人建立起了拥有自治权力的殖民地责任政府，而新西兰人坐享其成，顺理成章地移植了这种体制;1901年，澳大利亚联邦成立，而屡屡对此不屑一顾的新西兰人则不费吹灰之力地又顺理成章地获得了澳大利亚人费九牛二虎之力才得到的权力和制度，尽管新西兰现有的政治体制看似没有发生变化……
久而久之，在既无刀光剑影，也无唇枪舌剑的和谐演进过程中，新西兰逐渐完成了从英属殖民地到民族国家的转型，但是，因情感深沉的“母国情结”等因素，新西兰社会看上去依然如故，并未随之产生多少变化。200年来，特别是在1907年后，新西兰的名称从未有过改动，仅此就可管中窥豹，可见一斑。如果说澳大利亚的社会变化与变革是在风平浪静中进行的话，那么，新西兰的这番经历则可谓是更加风平浪静，或者说是未见风的踪影与浪的波痕。美国学者约翰·根室在20世纪70年代末如此描述新西兰社会：在新西兰，“‘不必介意’是民族的座右铭，午后茶点是民族的点缀，周末享乐是民族的目标”，“它的外界是英国——只有一个英国……”^[17]
1907年，新西兰成为英国的自治领，但新西兰未曾表现出国家意识，人们仍视新西兰为英国的一部分，就连此时的毛利人也将这些白人认定为英国占领者。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新西兰人明确表示出为母国而战的意愿，并以是第一个向英国提供支持的自治领而沾沾自喜，对德属萨摩亚的占领也使新西兰军队成为第一支攻占敌国领土的协约国军队。在战后的巴黎和会上，同为自治领的加拿大代表为所有自治领争取到单独代表权，使自治领可作为一个独自的国家去伸张自身权利及签署《凡尔赛和约》。新西兰对于单独代表权的解释与其他自治领的理解大相径庭，新西兰总理梅西说道：它证明大战已经使“英帝国铸就成为一个完整的整体”。对于南非、爱尔兰、加拿大进一步争取自治的图谋与活动，新西兰不仅坚决予以拒绝，而且斥责为“另一种伪装的脱离”^[18]。
在对外事务上，这样的内向性更是表现得淋漓尽致，比澳大利亚有过之而无不及。1919年，新西兰政府成立了规模很小的“对外事务部”，主要处理与周边太平洋地区的事务。而公众对外交问题的看法则应由英国负责处理，外交政策被称为“在另一个星球上演出的戏剧”^[19]。在加入国际联盟问题上，新西兰的态度与其他自治领的态度也大不相同，议会为此进行了激烈的辩论，抱怨声此起彼伏，最后是以相当勉强的态度表示同意加入国联。正是如此这般内向性使新西兰社会的国家意识显得相当淡薄，致使人们对1926年《贝尔福宣言》和1931年《威斯敏斯特法案》报以淡漠，甚至是不以为然。
2.“战争路径”：民族国家意识的显现
从19世纪初以来，尤其是1840年后，新西兰的人口逐渐增长，并呈逐步加快状态。1952年，其人口总数达到200万，1973年超过300万，80年代后期逾320万，1996年3月5日的人口普查结果约361.8万，2003年12月为400.9万。其中，80%是以英国移民及其后代为主的欧裔白种人，13%为土著毛利人，4%为太平洋岛国的移民及后裔。^[20]新西兰社会的变化与发展相随于澳大利亚，可用亦步亦趋和一模一样等词汇形容，但在民族与民族国家的形成表现上则有所不同。
19世纪以来，特别是进入20世纪以后，当民族运动在世界上其他地方风起云涌时，就连澳大利亚也因此显得像是一个要求离家的“长大的孩子”，而新西兰则依旧标榜自己是英国“最忠诚的”海外领地，人们好似“是生活在上个世纪的英国”^[21]。然而，同澳大利亚一样，新西兰民族与民族国家的存在无疑是不争的事实，但是，“比英国人还要英国人”的表象使“很少有比指出(新西兰)‘民族特征’这种尝试更为冒险的了”^[22]。因此，与考察其他国家的民族主义与民族运动的思路及方法不同，政治家的言论、社会的诉求及民众的呼声往往显示的是“母国情结”，诸如热衷于赞颂英国的伟大，表达新西兰对英国的忠诚，显示自己与英国的亲情关系。虽然新西兰人拥有了来自坐享其成的独立与自主，但对于其他英属殖民地和自治领争取独立自主的群体行为或社会运动，他们轻则多有微词，重则大加抨击，甚至连澳大利亚都因“伤害母国”而屡屡遭遇来自这位表兄弟的抱怨。然而，新西兰毕竟发生了或正在发生着变化，而新西兰社会对战争问题所持的态度则相对明显地彰显出了新西兰民族利益与国家意识变迁的蛛丝马迹。就此而言，这一系列性质相同的情况同样出现或发生在澳大利亚等其他英联邦国家，或许这对于这些国家已不具典型价值而无需展示，但相比而论，新西兰对待战争的动机与表现则是最能够体现民族性质转变、国家观念变化以及新英利益逐渐相悖等重要线索与演变轨迹。
新西兰孤悬于南太平洋上，与澳大利亚还隔洋相距2000多公里。除了本土上的毛利人战争外，它从未发动过对外战争，也没有遭遇别国的侵略，可谓与世无争。然而，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期，作为英国的附属或美国的盟国，它不仅屡屡现身欧亚多处战场，而且作战英勇，牺牲巨大。有新西兰学者通过罗列新西兰的参战经历，将此与普鲁士进行比较，认为新西兰有从事战争的专长，称新西兰为“太平洋普鲁士”;也有学者认为新西兰有“为别人的战争”而出生入死的传统。^[23]但越来越多的战史研究显示出的则是新西兰的民族利益与国家意识的变化，从中可见其独立性的增强，让世人明白新西兰“是一个国家，而不是一个地区”。
新西兰民族形成基本与澳大利亚民族的形成处于同一时代，但表现得更加朦胧。早期的殖民开拓塑造了新西兰人的形象，这在19世纪新西兰文学作品中的描绘远胜于历史学家们笔下的叙述。该世纪60年代的“淘金小说”充满着浪漫粗犷与惊险传奇的特征，颇为类似美国的“西部小说”。其中的人物也大致雷同美国的西部牛仔，“淘金人气质”是胆魄勇敢、冒险精神、乐天豁达、骑士风度的混合物。这些人物个个豪爽强悍，吃苦耐劳，恪守诺言，坚忍不拔。在1843—1872年毛利人战争中，夺取毛利人土地成为了白人移民的共同利益，这自然构成了新西兰白人社会，并造就了可观的社会凝聚力。在战争中，“新西兰白人军队的战斗力比毛利人的军队更具有强大的战斗力，‘天生的战士’比英帝国的同行更强”。就这样，尽管这里的人们仍笃信自己是英国人，新西兰民族在人们的不经意间逐渐形成了。与母国社会管理中相同的自治原则使殖民地政府愈加形似英国的地方政府，但实际上它是在行使国家管理权力。换言之，早在1907年英国宣布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南非等地为“自治领”前，新西兰人实际上已经自主管理自己的社会，新西兰已经是事实上的独立自主国家，因此，新西兰民族与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存在已是既成事实。
在毛利人战争中，新西兰殖民地与英国之间的利益分歧已经表现了出来。英国政府担心新西兰人会像澳大利亚人对待土著人那样对待毛利人，进而导致毛利人的土地被掠夺殆尽，甚至连毛利人本身都将遭遇灭顶之灾，因此，力图利用《怀唐依条约》中赋予总督保留处置毛利人事务有关权力，对新西兰人的行为进行一定程度上的节制。然而，1860年，新西兰议会通过决议，要求将这一权力交由新西兰政府内阁掌管。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双方达成妥协，即就毛利人事务问题，总督将会同新西兰议会进行协商，并接受新西兰中央政府的劝告。这意味着总督让步，以及新西兰人在新西兰事务中的步步逼近。战争期间，虽然英国出兵，但却将此作为负担，怨言不断，尤其是为出兵费用与新西兰纠缠不清。
从19世纪60年代后期起，国际局势的变化导致英国政坛上“新帝国主义”呼声鹊起，既定的“自由帝国政策”受到抨击，并逐渐被“殖民地自我防卫政策”所取代，英国政府正打算将原本英国在防务问题上对殖民地承担的义务与责任倒置为殖民地对英国及英帝国承担相应义务与责任。对此，新西兰人和澳大利亚人都大为不满，他们称英国的“殖民地自我防卫政策”是“冷淡政策”。新西兰人甚至把英国称做是“没有人性的母亲”^[24]。
毛利人战争后，英国开始逐步从新西兰撤军，最后仅留下了一个团的兵力。这引起新西兰舆论的一片哗然，认为母国不顾新西兰的安全，“正在砍断缆绳”。议会通过决议，要求政府加强与美国的联系。更有甚者，有报刊报道说，新西兰有作为一个州加入美国的可能。其实，新西兰人的不满同样是感到自己的传统权利遭遇了母国的漠视。作为报复，在1882年苏丹战争爆发后，当英国的“殖民问题专家”戈登被围困于苏丹喀土穆，危在旦夕时，英国要求殖民地出力相助，澳大利亚出兵了，但与戈登家族有密切关系的新西兰则按兵不动，坐视戈登于1885年1月26日身首分离。他们的理由是“不愿让新西兰人承担任何海外军事义务，并且拒绝派殖民地军队去苏丹援助英国”^[25]。好在此后新西兰寻找到与英国进行安全合作的新方法，使得因防御问题而引发的纠纷不了了之，与母国的关系恢复如初，没有出现类似发生在澳大利亚社会上的连锁反应。
与澳大利亚人力图通过内部的合作与联合来加强防务的做法不同，新西兰人仍将自己的防务置于英帝国防务体系之中，认为新西兰殖民地是“庞大帝国的薄弱边缘”，并一再强调新西兰安全的主要保障在于英帝国。^[26]那么，在已经无法指望英国单方面承担新西兰防务的情况下，新西兰试图以积极同英国进行安全合作的方式，积极参与到帝国防务中去，借助英国的强大力量来加强新西兰的防务，这就是由日后成为新西兰总督的W.杰沃伊思提出的战略设想与理念，即“杰沃伊思原则”^[27]。其具体做法为：在和平时期，殖民地为用于帝国防务的英国皇家海军提供基地及相应的津贴;战争时期，殖民地为英国提供远征军，支持帝国的军事行动。1885年，新西兰人小试锋芒，参加了英俄战争，派遣了一支1000多人的远征军前往阿富汗作战。1887年，新西兰、澳大利亚与英国达成共建一支海军的协议，商议该舰队平时担负南太平洋的安全防务，战时驰援英帝国的战事。对此，澳大利亚多有勉强和抱怨，但新西兰则始终是津津乐道。值得注意的是，“杰沃伊思原则”的内容充满着“母国情结”气息，看似是殖民地协助母国拱卫英帝国，但相对弱小的新西兰的初衷与立足点则是维护新西兰的利益，以付出一定的，甚至是巨大的代价，使英国感到有亏欠新西兰的“道德债务”，进而换取英国对新西兰安全的支持。尽管当时人们怀着真情实感而视此为加强帝国防务的举措，但这番谋求双赢效果的谋略是基于国家意识基础上的，仅是在此双方分别披着宗主国与殖民地的外衣，新西兰的角色实质上是一个民族——新西兰民族，一个国家——新西兰。
1899年布尔战争爆发后，9月21日，新西兰表示将出兵南非，协同英军作战，而当时其他英属殖民地却大都尚未就是否出兵表态。10月21日，在为第一批由215人组成的新西兰远征军举行的送行仪式上，新西兰政府总理R.J.塞登激动地说道：将为“一面旗帜、一位女王、一种语言，以及为一个国家——英国”^[28]而战斗。战争期间，即1899—1902年间，新西兰先后一共派出了10个团队的远征军，共计6500人，228人阵亡。
对于新西兰而论，这次战争确实与新西兰的防务无关，但它是作为帝国成员而参加这场“帝国战争”的，“杰沃伊思原则”首次得以被正式实践，“战争路径”由此成为维护新西兰国家利益的既定政策。这是新西兰参与国际事务的开始，而这种以参战方式涉足国际事务的目的则是以自己的贡献来换取某种形式与内容的集体安全，英帝国自然成为这种集体安全的载体。在以后的几十年中，以维护新西兰利益为意旨的“战争路径”日趋明显地体现出新西兰的国家意识，并显现出新西兰民族国家独立性逐渐增强的发展轨迹。在布尔战争中，新西兰以英国殖民地的身份出现，是追随英国的小伙伴;但它的作为则又彰显出国家行为的属性，处处表现为是英国盟国的角色。
这是新西兰军队第一次成建制地在海外作战，它努力表现自己对母国的忠诚，并处处本能地表明自己就是地地道道的英国人。然而，“尽管是在一个帝国的范畴内，但战争激发出了新西兰民族主义情感”，也就是说，新西兰并非简单地是为英国而战，而是以为英国而战来换取新西兰的安全。一位新西兰学者说道：新西兰人在战场上已经证明自己是“更好的地道英国人”^[29]，而这种证明与感觉又促进了新西兰社会的一系列变化，国家意识得以滋生与提升，国家形象由此逐渐显现。换言之，新西兰的国家意识以及形象气质是基于“更好的地道英国人”，而这“更好的地道英国人”的体现则在于作为国家政策策略的“战争路径”，即新西兰人以更为地道的英吉利民族品质，在为新西兰的利益而血洒英帝国的疆场。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在对德国宣战不到24小时，英国就向新西兰发出了参战的请求。新西兰随即响应，尽管新西兰人未曾与德国有过多少接触，但是，英国的敌人就是新西兰的敌人，5日，新西兰义无反顾地对德宣战。29日，新西兰远征军攻击德属萨摩亚群岛，旗开得胜。10月16日，首批由8574名军人和3818匹军马组成的新西兰远征军启程，开赴海外战场。这支部队在埃及亚历山大港停留，与一批澳大利亚军队编成一个师，承担苏伊士运河的防御。不久，它与另一个师建制的澳大利亚军队合编组成日后名声响亮的澳新军团。^[30]在以后的四年期间，新西兰先后向欧洲战场派遣出10万左右的军人，而当时新西兰的人口仅为100多万。在其男性人口中，有19.35%的人入伍，这比例仅低于英国的22.1%，高于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等自治领。
新西兰军人作战英勇为世人称道，但其人员损失则是巨大的，1.67万人死于战场，战死率占人口的15‰，4.2万人受伤、被捕或失踪。在英帝国中，这样的人员损失尤其是战死率，仅次于英国。^[31]英国的黑格勋爵把新西兰军队赢得的声誉概括为“无论是从作战上军队的勇敢行动方面看，或是从战场以外军队的良好行为方面看，在法国没有一个师能比新西兰军队所建立起来的声誉更高。新西兰军队的成绩给他们的国家赢得了荣誉，也给他们为之战斗的大英帝国赢得了荣誉”^[32]。无论是在新西兰，还是在欧洲战场上，英勇与战绩使新西兰人感到新西兰在世界上占有“非凡的地位”，民族认同感悄然生成。他们以自己是强大的英帝国军事力量的一部分而自豪，在庞大的英国战争机器中尽忠尽职，但又愈加明确地认为自己是在为新西兰的荣誉而战，而非纯粹地为母国而战，此时“新西兰人”的形象与内涵已同布尔战争时的“更好的地道英国人”有所不同：坚韧、勇敢、崇尚平等、注重伙伴关系与团队精神。
1915年4—5月的加利波里战役是以惨烈而载入战争史册的，这也是新西兰军队参加的最为激烈的战斗之一。^[33]在参战的8556名新西兰军人中，有2721名阵亡，4526名负伤，幸存者也受尽磨难。^[34]它在新西兰人记忆中留下的是荣耀与悲伤。新西兰军人的英勇与英军将领的失误使“一种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在(新西兰)部队中涌动”，而澳大利亚军人对新西兰战友表示出了极大的敬意。^[35]较之更为成熟的澳大利亚国家意识无不对新西兰产生着影响，其明显表象之一是为纪念在加利波里战役中牺牲的澳新军团军人，澳新政府决定将每年的4月25日设为“澳新军团日”^[36]。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澳新军团隶属于英军序列，但是，新西兰人与澳大利亚人一样，人们对于这场战役的情感记忆表现出的是两个国家的民众对于为国捐躯的烈士的崇敬，而其中没有帝国概念或效忠母国的意识;其纪念仪式的属性为国家节日，而不是帝国的节日。
在新西兰远征军中，毛利人在与白人并肩战斗中同样英勇顽强，1917年组建的“毛利先锋营”更是以勇猛彪悍而引人注目。3—7月的墨西拿战役给人们留下的记忆不仅仅是协约国的又一次胜利，而是新西兰军队的善战与顽强，以及它的巨大伤亡。而其中尤以“毛利先锋营”令人赞叹，该营阵亡780人，共计伤亡3700多人。^[37]
战前，在新西兰，白人与毛利人处于隔绝状态;而现在，毛利战士也自然成为新西兰军人，并开创了消除隔阂与团结一致的先例。或者说，这场战争塑造出了新西兰种族关系的新模式，种族和解与和谐由此开端。这无疑对于新西兰的国家形象与国家意识的变化具有突破性促进作用——从单一民族向二元民族发展，单一文化向二元文化转变。
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于新西兰国家意识的演进与提高的影响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但毕竟又是有限的，“在没有放弃英国的意识与联系至上的情况下，第一次世界大战释放出了少量民族国家气息”^[38]。新西兰也越来越多地被称为“殖民地大熔炉”，此时新西兰人的概念与形象逐渐不再是单一的盎格鲁—撒克逊人，而是新西兰白人、英格兰人、苏格兰人、爱尔兰人、毛利人等多种族的“合成物”。^③然而，这样的影响作用的有限性很快就显示了出来。战争结束后，英国的势力江河日下，帝国内部的民族运动风起云涌，英联邦逐渐取代了英帝国。但是，与其他英联邦成员国的情形不同，新西兰则迅速恢复了往日的“常态”，人们依旧以自己是英王臣民而心满意足，新西兰的防务安全仍然依赖于英国的帝国体系。1935年上台执政的工党政府表示：非常重视与英国的关系，“如果战争爆发的话，新西兰一定同英国站在一起”^[39]。
1939年9月1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继英国9月3日对德宣战后，新西兰于5日也对德宣战。总理M.J.萨维格在议会中慷慨激昂地说道：“本着对过去的感激和对未来的信心，我们义无反顾地与英国站在一起，她走到哪里我们走到哪里，她站在哪里我们就站在哪里!……我们将跟随着英国的坚实盾牌，万众一心向前进!”^[40]在这场战争期间，有22.5万新西兰人应征新西兰军队(包括1万名左右的女性)，另有12万人加入英国的志愿部队，而当时新西兰的人口总数是160万。在参战人员中，11625人阵亡，1.7万多人受伤。^[41]在参战的英联邦国家中，新西兰军队参加的军事行动是最多的，伤亡率也是最高的。
在大战中，新西兰的角色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一样，仍是为了自己的国家安全而“依靠强大同盟的忠诚小国”。战争初期，尽管新西兰对太平洋地区的安全局势颇感担忧，但它还是接受了英国的整体防御理念，即只要英国能够在作为“帝国心脏”的欧洲抵挡住法西斯的进攻，英国的盟国才能得以安全，无论它们地处何方。因此，新西兰军队服从调遣，在北非和欧洲等地投入战斗，甚至连势单力薄的新西兰海军也参加了在欧洲和地中海的对德作战。年轻的新西兰空军轰炸机部队是英国皇家空军中第一支英联邦国家轰炸机中队，一直鏖战在欧洲战场。在国内，从1942—1944年，国民经济收入的50%被用于战争。当然，也因战争需要，自然形成的后方局面使新西兰的工农业生产出现大发展的景象。^[42]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新西兰一直担心的局面出现了：在它的军队部署到北非和欧洲时，它的本土则遭遇前所未有的威胁，而在亚太地区被日本军队打得落花流水的英国对新西兰的本土防务已经无能为力了。与新西兰面临同样情况的澳大利亚立刻作出反应，不顾英国的反对，陆续将欧亚战场上不少澳军调回本土驻防。而新西兰本想尾随效仿，但在1942年初，议会还是作出了将军队继续保留在地中海战场的决定，而没有步澳大利亚之后尘。其主要原因并非仅是英国的反对，而是美国替代英国，介入了新西兰的防务事务，取代英国而成为新西兰的保护者。在新西兰人感到来自日本法西斯的威胁之际，美国决定将它的南太平洋战区司令部设在奥克兰，拥有2000多人的美军海军陆战队第一师被部署到新西兰。接着，中途岛战役的胜利使日本在太平洋上的侵略威胁被初步遏止。这一切使新西兰的恐慌逐渐平息。
虽然，新西兰人对英国的忠诚没有发生动摇，但战局的变化导致了新西兰转向美国。从这时起，为了自己的国家安全，新西兰实际上是从英国手中收回了军事上的指挥权，并将其转交给了美国。新西兰依旧是为了自己的国家安全而“依靠强大同盟的忠诚小国”，但明显的变化一是这“强大同盟”已由英国变化为美国和英国，并且正逐渐以美国为主;二是现在的国家安全中的新西兰属性更加鲜明，而原先帝国的色彩却黯淡了。此时此刻，新西兰人确实是在直接为新西兰而战斗，即以在欧洲、北非和西亚战场上的战斗，换取美国在太平洋战场上对新西兰国家安全的保护。
“杰沃伊思原则”塑造的“战争路径”的理念并未发生多少变化，但新西兰参战目的中的国家意识则明显较前大为张扬，表现为民族利益与国家意识的洋溢。这一点突出显示在新西兰人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纪念中。新西兰人在大战中是英勇的，他们理所当然地愈加引以为骄傲，认为这是一场新西兰历史上最伟大的国家战争，因此，人们自然热衷探究它的来龙去脉，于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呼唤出了“新西兰历史上最大的出版热潮”^[43]。为此，1945年4月，新西兰政府成立了战史出版局，负责编写新西兰的战争经历，出版了一套48卷的具有官方权威性的历史读物和24套短篇丛书。这种由国家资助的、规模庞大的史学研究项目无不聚焦于记录新西兰在战争期间的行为、功绩与贡献，使人们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纪念更加具有民族主义的气息与色彩，新西兰的名字越来越多地与“我们的”而不是“帝国的”等词汇相联系，人们也越来越明白“我们的”国家战争中所包含的民族意义。值得提及的是，新西兰研究战史的热潮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来自其他国家，尤其是澳大利亚的影响，甚至连战史出版局的成立也是效仿澳大利亚的举动。就这样，新西兰的国家意识因新西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作为而被进一步彰显和放大。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新西兰追随美国参战，出动了4700多名陆军和1300多海军，其中33人丧生。然而，新西兰军人在这场战争中显得很平庸，没有能够续写过去的辉煌，以至于人们形容这是一支“被遗忘的部队”^[44]。在后来的诸多历史论著中，新西兰的这段经历或寥寥数笔，或仅在大事年表中标注，或未予提及。对于新西兰而言，这次战争经历并未使国家意识有多少显示或提升，而是美方对军需物资的需求使新西兰的不少经济部门得到了数量可观的订单。相比之下，1951年《澳新美同盟条约》的签订更具深远的影响，这是新西兰第一次参加没有英国的正式联盟体系。它显示出新西兰的国家安全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与发展，即不仅表明美国正式替代英国而成为新西兰的同盟者和保护者，而且显示出新西兰的国家独立性提高了。1951年10月，新西兰外长韦伯在新西兰众议院有关《澳新美同盟条约》的辩论中婉转地指出：“当大不列颠在中东地区承担军事义务时，要求它到太平洋地区承担军事义务，这将是不公平的。”^[45]
这一同盟条约在大大提升了新西兰防御能力的同时，也强化了新西兰的外交与国防政策对美国的依附，“杰沃伊思原则”使新西兰成为冷战时期美国最坚定的盟国之一。^[46]10多年后，也是这个同盟条约导致新西兰第一次参加没有英国介入的战争——越南战争。
1965年，作为《澳新美同盟条约》的成员国，新西兰出兵越南，先后有3890名新西兰军人被派往越南作战。截止1972年撤军，有37名军人阵亡，187名负伤。^[47]与以往不同，从一开始，新西兰社会对这场战争的看法与议论可谓是众说纷纭。尽管议会以多数支持通过了参战的决议，但反对派的呼声也得到了人们的注意，他们指责新西兰政府纵容了自私的美国对腐败的南越西贡当局的支持;还有人认为新西兰出师无名，因为这是干涉越南的内战，而不是阻击共产主义的蔓延。从前线回来的老兵谈论的不再是功勋与战绩，而是越南丛林的恐怖和战争的野蛮。凡此种种，再加上美军在战场上的不佳行为和累累败绩，导致新西兰国内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反战运动，并促使新西兰人反思作为新西兰既定国家政策的“杰沃伊思原则”及与之相配的“战争路径”。以往，围绕新西兰的利益，国家意识与参战行为是一致的，即“如果新西兰期望得到盟国提供的安全保护，那么，它就不得不缴付‘保险金’，即使在自身利益并未受到直接威胁的情况下，它也得积极地去维护盟国的利益”^[48]，而这种一致在越南战争中出现了错位。
与其他国家反战运动的内容是反对造成人员及财产巨大损失的战争行为有所不同，新西兰反战运动的主旨是要求新西兰的外交政策应有较大的独立性，而不能一味依附于美国。其实，与以往跟随英美参战一样，新西兰参加越南战争也是既定政策的延续。而在越南战争期间，这一执行了80多年的国策却遭遇置疑与抨击。基于新西兰国家利益的考量，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东南亚的共产主义根本没有对新西兰构成威胁，而且也不可能构成威胁，因此，新西兰无须直接采取军事行动。因而，从反战运动中可感觉到独立性在新西兰国家意识中愈加鲜明——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民族国家，新西兰已经无须以国民生命为代价来换取国家的安全，“杰沃伊思原则”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90年代，冷战结束，新西兰遭遇其他国家攻击的可能性更加微乎其微，于是，历届新西兰政府屡屡削减军费开支，压缩军队的规模。这意味着存在100年的“杰沃伊思原则”逐渐被放弃，新西兰人将不再会以“战争路径”向盟国支付“保险金”，不再以“道德债务”去换取盟国对新西兰的国家安全保证。有学者将这种变化称为“军事事务革命”^[49]。从20世纪末起，新西兰介入了多场冲突或战争，但它的身份不再是盟国的“小伙伴”，而是作为独立国家而参加由联合国授权的维和行动，新西兰军警在波斯尼亚、东帝汶、阿富汗、所罗门群岛等地频繁现身。21世纪以来，反恐又成为了新西兰执行军事任务的内容之一。“当问及当代国家意识的定义时，新西兰人几乎不会将它的概念与战争联系在一起，而更多的人则喜欢议论国家的坚定反核政策。”^[50]
国家意识的变化非但未造成对过去战争中新西兰的作为的否定或遗忘，反而使国家意识中的民族性更加张扬。在对过去参加过的战争的评论、解读和纪念中，新西兰学者或民众越来越少地关注当初参战的动机，即向强大的盟国支付“保险金”和制造“道德债务”，而是将新西兰军人的事迹与新西兰的国家利益联系在一起，将他们的牺牲说成是为国捐躯，而不是为帝国或是为其他民族而献身。这也导致对于阵亡将士的纪念仪式越发隆重，如“澳新军团日”。通过对百余年来新西兰“战争路径”的考察，人们可以从新西兰国家意识发展与变化的轨迹中品味到一种气息，即新西兰的民族性在逐步增强，国家的独立性在不断提高。

[1] 约翰·根室:《澳新内幕》，第397页。
[2] 约翰·根室:《澳新内幕》，第397页。
[3] 同上书，第432页。
[4] 澳斯特拉西亚（Australasia）是一个含混的地理概念，通常是指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及其附近岛屿。
[5] 蔡佳禾:《新西兰——追随中的创新》，第139—140页。
[6] 约翰·根室:《澳新内幕》，第397页。
[7] 虞建华:《新西兰文学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15页。
[8] G.Byrnes,The New Oxford History of New Zealand,p.587.
[9] 虞建华:《新西兰文学史》，第133页。
[10]② 约翰·根室:《澳新内幕》，第396页。
[11] G.Byrnes,The New Oxford History of New Zealand,p.578.
[12] Ibid,p.581.
[13] Ibid,pp.580-582.
[14] K.Sinclair,The Oxford Illustrated History of New Zealan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p.237.
[15] G.Byrnes,The New Oxford History of New Zealand,p.582.
[16] K.Sinclair,The Oxford Illustrated History of New Zealand,p.147；p.303.
[17] 约翰·根室:《澳新内幕》，第395、396页。
[18] G.Byrnes,The New Oxford History of New Zealand,p.583.
[19] W.Livingstone and W.Louis,Australia,New Zealand and the Pacific Island Since the First World War,Canberra,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1979,pp.62-63.
[20] T.Brooking,The History of New Zealand,p.137；M.King,After the War,New ZealandSince 1945,Auckland,The Penguin Press,1988,p.175； 王章辉《新西兰》，第16页；蔡佳禾:《新西兰——在追随中的创新》，第6页。
[21] 约翰·根室:《澳新内幕》，第399页。
[22] 同上书，第396页。
[23] G.Byrnes,The New Oxford History of New Zealand,p.266.
[24] T.Brooking,The History of New Zealand,p.71.
[25] 蔡佳禾:《新西兰——追随中的创新》，第135页。
[26] G.Byrnes,The New Oxford History of New Zealand,p.247.
[27] 蔡佳禾:《新西兰——追随中的创新》，第136页。
[28] T.Brooking,The History of New Zealand,p.xxii；G.Byrnes,The New Oxford History of New Zealand,p.247.
[29] G.Byrnes,The New Oxford History of New Zealand,p.249.
[30] T.Brooking,The History of New Zealand,p.98.
[31] 蔡佳禾:《新西兰——追随中的创新》，第145页。
[32] J.B.康德利夫和W.T.G.艾雷:《新西兰简史》，第358页。
[33] 该战役概况参见王宇博《和平之殇——人类历史上的战争灾难》，南京出版社，2006年版，第77—84页。
[34] T.Brooking,The History of New Zealand,p.100.
[35] Ibid,p.103.
[36] 在澳新两国，澳新军团日又称安息日或老兵节，是一个非常隆重的纪念日，均列全国性节日。后来，它逐步成为纪念与承认所有在战争中为国牺牲的本国军人与平民，人们因对捐躯者的肃然起敬而对这个节日郑重其事。
[37] T.Brooking,The History of New Zealand,p.102.
[38]③ G.Byrnes,The New Oxford History of New Zealand,p.255.
[39] J.B.康德利夫和W.T.G.艾雷:《新西兰简史》，第368页。
[40] G.Byrnes,The New Oxford History of New Zealand,p.255；T.Brooking,The History of New Zealand,p.124.
[41] G.Byrnes,The New Oxford History of New Zealand,p.256；M.King,After The War，New Zealand Since 1945, p.13.
[42] G.Byrnes,The New Oxford History of New Zealand,p.258.
[43] G.Byrnes,The New Oxford History of New Zealand,p.260.
[44] G.Byrnes,The New Oxford History of New Zealand,p.261；T.Brooking,The History of New Zealand,p.135.
[45] 汪诗明:《1951年〈澳新美同盟条约〉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年版，第272页。
[46] 同上书，第267—276页。
[47] G.Byrnes,The New Oxford History of New Zealand,p.262；T.Brooking,The History of New Zealand,p.141.
[48] 汪诗明:《1951年〈澳新美同盟条约〉研究》，第269—270页。
[49] G.Byrnes,The New Oxford History of New Zealand,p.263.
[50] Ibid,p.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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