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0世纪后，新西兰国民经济的殖民地经济属性依然如故。就产业结构而言，一是农牧业仍是社会生产中的主要内容，对国民经济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二是外向型经济的性质使它对国际市场的依赖性有增无减。新西兰农牧业产品的市场仍是以英国为主的欧洲市场，如20年代初，新西兰75%的出口是在原本的“帝国市场”范围内，而50%的进口则来源于英国。^[1]在20世纪的最初20年，新西兰的“进出口价格领先于消费者物价指数，农民的实际收入稳步增加”。在以后的10年中，这样的领先愈加明显。^[2]
国内的生产发展与欧洲的需求增加带来了丰厚的财富，令新西兰人生活在安逸与惬意之中，“除了美国和加拿大以外，新西兰是世界上生活水准最高的国家”^[3]。久而久之，公众对政府积极干预经济的国家政策的要求逐渐减弱，保守的政治家们提出了“生意中少一些政府，政府中多一些生意”的口号，国家干预政策的执行渐渐放松，旨在推动经济快速发展，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使农场主们比过去更容易获得贷款。然而，这样的政策非但没能对经济发展产生多少推动力，反而带动了消费上升，推高了通货膨胀，使新西兰经济中积累了严重的泡沫成分。^[4]
1929—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使作为新西兰支柱产业的农牧产品价格大幅下跌，暴露出新西兰经济结构中的弱点——依赖海外市场和产品种类单一。长期以来，新西兰过分依赖欧洲经济，而欧洲经济则过分依赖美国资本，但美国资本却又过分依赖信贷，因此，1929年10月美国证券市场顷刻崩溃所引发的海啸般冲击则又迅速反向波及到新西兰，使其出口贸易遭遇沉重打击。欧洲市场的紧缩导致新西兰农牧业产品的大量过剩，接着便是价格暴跌。新西兰出口总值从1928年的5500万英镑跌到1931年的3500万英镑。从1928—1932年，新西兰出口价格下跌47%;进而产生的是国民经济的萎缩，从1930—1932年，新西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14.5%。^[5]在遭遇这场经济危机的冲击中，农场主们首当其冲，不仅是收入大幅减少了40%，而生产成本仅降10%，而且大都成为银行的债务人，负债累累。因此，不管产品价格如何变化，为了偿付银行的债务，他们不能为减缓自己的损失而停止生产和销售，否则，他们的农场就有被作为借贷抵押品而被银行或抵押公司收走的可能。然而，祸不单行，由于物价的跌幅大大小于收入的跌幅，从1928—1932年的进口商品价格仅下降了14—19%^[6]，新西兰社会对进口商品的强烈依赖性自然加重了新西兰人的窘困，进而使新西兰的社会消费能力明显下降。由此引发的连锁性反应是政府的财政收入因经济衰退而缩减，所得税和关税的锐减导致政府无力承担其他开支，不得不采取削减公共工程的措施，但这又使得失业率上升。
对于呼啸而来并迟迟滞留的经济危机，新西兰则采取加大国家干预的力度来加以应对。1933年，新西兰的经济危机逐渐减弱;1935年，经济萧条有所缓解;1936年，危机与萧条的后果趋于消失，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摆脱了下跌的颓势，较1930年上升了4%。危机过后，新西兰人痛定思痛，改革经济的呼声高涨。人们的共识一是要走出单纯通过扩张性财政政策发展经济的思路，二是要利用国家力量来消除经济体制中的消极因素。灵活的政党政治使这样的改革得以不断修正内容与方式，有序推进深入。在以后的几十年中，围绕着国际市场的变化与国内经济的发展，新西兰政府不断变换着干预的理论与理念，忽而是信守自由主义，忽而是力主保守主义，忽而又奉行新保守主义;政府干预的方式与手段也是多种多样，适时变化，推陈出新，如价格政策、关税政策、税收制度、许可证制，等等，无不是充分利用市场的调节机制，促进生产的发展、效益的提高和财富的增加，以保障经济乃至社会的稳定。
经济危机结束后，新西兰国民经济的恢复速度为世界之首。从1934年到1944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7.5%，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6.7%^[7];1938年，新西兰的人均收入高于瑞士和美国3%—5%，高于澳大利亚和英国8%—13%。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朝鲜战争给新西兰社会生产带来了机遇，因而，这样的增长率得以长期维系直至50年代。50年代时，新西兰人自豪地认为新西兰是世界上第三富裕国家。^[8]
新西兰经济保持着以农牧业为支柱产业的结构，相对平稳地发展。然而，作为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变化，农牧业在战后新西兰国民经济中所占比例则在缩小。以从业人数比例为例，1938年，作为第一产业的农业与牧业雇佣人数占雇佣总数的1/10与1/3左右，1970年时则共为1/8;由于劳动强度的减弱，其中的男性劳动力趋于减少，1952年为24%，1970年为16.5%。^[9]这样的下降趋势同样体现在国民收入之中，1938—1939年度，农牧业收入为总国民收入的30%;朝鲜战争期间为34%，但在50年代的其余时期大致为23%—25%;从60年代到70年代初为20%—23%;70年代中期为17%。^[10]
但是，这一切并不意味着第一产业的萎缩，传统的畜牧业产品的产量依然增长强劲，在国际市场上价格坚挺，1960年时仍占新西兰出口总额的80%。从1945年到1970年，农业生产增长了一倍。^[11]因此，新西兰仍被世人认为是一个农业国家，其农产品和畜牧业产品成为新西兰经济最显著的标志。除了国际市场的不断扩大外，机械化、电气化以及科技水平的提高是20世纪新西兰农牧业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以拖拉机的使用为例，1900年，新西兰拥有了第一辆拖拉机，而到1947年时的拖拉机拥有量为2.1万辆，1970年已至少有10万辆，况且它们的动力与功能得到不断提升与改进。^[12]各式各样适用于农牧业生产的机械越来越多地被应用到新西兰的农场和牧场。60年代时，一半以上的农场和牧场已使用飞机播种与施肥。在农牧业生产中机械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一方面使产量有增无减，农业收入稳步增加，如以1921—1922年度农业总收入为基数，1938—1939年度的增长率为32%，1966—1967年度为42%^[13];另一方面减少了对劳动力的需求，从而有助于劳动力向其他产业的转移与国民经济的平衡发展，进而又巩固了作为支柱产业的社会经济与技术基础。
畜牧业一直为新西兰第一产业中的重中之重。从19世纪末以来，尤其是1929—1933年经济危机后，国际市场上对畜牧业的食物产品(特别是乳制品)需求的增加，以及化纤工业发展而造成的羊毛需求量的下降，直接导致新西兰畜牧业内部发生结构性调整。首先是畜牧业规模扩大。从1922—1940年，全国的羊、牛养殖数量分别增长了30—40%，其中奶牛饲养的发展速度快于养羊和肉牛。^[14]到1945年，全国的奶牛数已占全国养牛总数的65%，乳制品出口占到畜牧业产品出口总值的46%，跃居全国出口产品之首。而在以后的几十年中，国际市场对肉类产品(特别是牛肉)的需要量逐渐增加，于是，新西兰畜牧业产业结构也随之调整，肉用牛羊的饲养迅速发展。60年代，肉牛数量占到全国总养牛数量的60%，肉用羊(罗姆尼羊)和肉毛兼用羊(考力代羊)等新品种取代了传统的专门产毛的美利奴羊在养羊业中的主体地位。到80年代，肉类产品出口在各类畜牧业产品出口总值中的比重升至40%。^[15]
值得提及的是，政府对农牧业生产的介入与管理主要是通过政策干预、价格调控以及财政手段，而其实施不仅体现在传统意义上的宏观层面，而且细致到具体的微观操作之中，通过发放津贴来引导农牧民从事生产是一种常见的方式。50年代期间，为了保护农田和牧场，政府组织和资助了对野兔的清除;出于对环境与产量的考虑，从1953年起，使用磷酸盐肥料的农民得到了政府的津贴;1969年，为了防御虫害，政府动用津贴鼓励农民使用除草剂和杀虫剂，但当发现这些药剂有害于环境时，则及时将该项津贴用于鼓励环境保护;1970—1971年度，为了提高乳制品产量，政府发布了一个激励计划，以发放津贴的方式鼓励奶农更多地饲养奶牛。^[16]凡此种种，不胜列举。而通过这些津贴的发放，可看出政府在市场趋势等方面比个体的农牧业生产者更具有远见，从而不仅有效地提高了产量，满足了市场需求，而且切实地维护了生产者的利益与社会生产的秩序。总的来说，政府的这些政策与举措在70年代以前收到了理想的效果，但此后的国际市场出现了较大幅度的波动，因此，尽管新西兰政府使出了浑身解数，但效果并不理想。^[17]
1929—1933年经济危机后，为改变国民经济中农牧业单一发展的局面，推进经济的多样化成为新西兰政府的既定政策。1936年，政府制定了《提高工业效率法》，它授权工商部部长实施许可证制度。根据这一制度，政府更多的是给进口的工业设备和工业原料发放许可证，而不是给进口的工业制成品发证，以此来推动国内的制造业和加工业的发展，进而达到调整产业结构的目的。
从总的发展趋势上看，在经济危机前的20年代，包括矿业、制造业在内的工业生产约占国民经济的23%;30—50年代期间，该百分比明显上升;60年代至1980年期间，该百分比在35—40%之间波动;此后该百分比是不断下滑，2000年已至20%以下。^[18]与这一百分比变化相吻合的是新西兰的保护关税政策。有学者统计，在50年代期间，该政策涉及逾50%的进口工业品;60年代达到70—75%。又有学者更精确地统计，1955—1958年为45.5%，1964—1967年为66.5%。关税壁垒使外国商品难以或是无法与新西兰货竞争，例如，一双在亚洲价格仅为15美元的进口靴子在新西兰的价格竟是100美元，因此，新西兰人自然就去购买售价50美元的新西兰靴子。购买进口汽车须交付相当于国产车价格将近两倍的各种税项。运用关税税率变化来推行积极有效的保护政策是新西兰政府促进国内工业生产的重要举措。“如果新西兰想要在它的田园基础之外发展的话，那么，它只能以某种方式实行工业化。”^[19]
应予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朝鲜战争极大地刺激了新西兰工业生产的扩大与技术水平的提高。40年代至50年代初，新西兰大量生产无线电和小型船舶等工业用品，还制造了轻型武器等军需用品。汽车装配和橡胶工业也在政府的扶植与鼓励中建立了起来。而导致工业发展的原因主要是新西兰国内对工业品的需求，而非国际市场的推动，因此，新西兰的工业门类多以轻工业产品为主，如奶制品、毛毯、食品、皮革、烟草、服装、纸张、木材加工等。1969年，其工业品出口仅为1亿新元。^[20]战后，外资大量投资新西兰的汽车制造业，给新西兰带来了可观的就业率。但新西兰的汽车厂主要工序就是组装供内需的汽车，或仅生产诸如满足国内汽车组装需要的轮胎和刹车装置之类的次要部件。因此，战后工业的发展在相当程度上减少了新西兰社会在生活日用品等方面对国际市场的依赖，使具有国际化属性的新西兰国民经济的自主性有所提高。
第三产业的发展是战后新西兰经济发展与结构变化的一大标志。新西兰的服务业在国民经济总产值中所占比例在1936年为38%，1966年为50%。在三大产业中，唯有第三产业增长最快。以新西兰从业人员分布结构变化为例，第三产业在1966年时的产业人员数量为505514人，占总产业人数的49.1%;1978年时上述数据为705184，占55.4%。而在第一产业，同期数据呈下降趋势，为140936与133956，分别占13.7%与10.8%;第二产业的相关数据也显下落状态，为381589与433190，分别占37.2%与34.1%。^[21]产业结构的变化连锁性地带来了城市化发展速度加快。1977年，全国314万人口中，一半以上居住在七个最大的城市，这使新西兰成为名副其实的高度城市化国家。当然，这一系列发展与变化与世界经济发展与变化的总趋势是一致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新西兰国民经济稳步发展，无忧无虑的生活在新西兰已经根深蒂固，但是，从50年代后期开始，其总体的经济状况则渐渐显露出颓势。据世界银行估计，1965—1988年新西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仅为0.8%，而同期低收入国家的增长率为2.4%—3.6%，中等收入国家为2.4%—4.6%，高收入国家为2.2%—3.5%。^[22]其中1975—1982年竟几乎毫无增长，人民生活水平从50年代经合组织国家^[23]的第1位降到80年代的第19位。在整个70—80年代，新西兰一直处在高通货膨胀和高失业率的困扰之中，如1971—1981年，通货膨胀率高达12.9%，1982年达到15%，为当时工业化国家之最。^[24]
造成这种局面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突出的原因则是内部的经济管理体制问题与外部的经济形势变化。100多年来，政府对经济领域的干预政策对于新西兰经济的可持续性增长起着关键性的保障作用，也使新西兰因发展与富裕而成为“最成功与最有特色的国家之一”。这又逐渐使新西兰成为发达国家中政府对经济控制最严的国家，尤其是1929—1933年经济危机后。长期以来，人们对于政府的期望与依赖越来越多，认为政府应以其财政收入来提高社会的福利水平，因此，为了保持国内应有的就业水平，政府应保护重点工业与支持农产品出口。为此，新西兰人要求政府高度参与民生、工业、商业、服务业的各项活动。然而，长此以往，结果却是企业的效率下降，成本上升;而政府则是不堪重负，顾此失彼，愈加难有作为。在经济合作组织中，新西兰的投资份额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例并不低于其他国家，但因经济资源不能得到有效配置，进而导致社会生产增长率低下。而形成这种弊端的原因就是政府的过度干预，即新西兰的价格体系已经被政府的各种管制、补贴和税收等措施所扭曲，因此，它已经无法对投资的回报率产生正确的信号，抑制了企业的创新与进取精神。简言之，在市场经济体制中，政府鸠占鹊巢，过多地代替市场，充当起调节作用的角色。
20世纪以来，尽管新西兰同越来越多的国家与地区建立起了贸易关系，对于英国的依赖因此而不断减弱，但是，英国仍是新西兰的“独占性”贸易伙伴，直到70年代初，新西兰几乎一半以上的贸易收入来自对英贸易。然而，1973年1月，英国加入了欧洲共同体，又经过四年半的过渡期而完全加入了欧洲共同体的关税同盟。此举赫然切断了新西兰与英国的传统经贸联系，新西兰失去了这个主要的出口市场。80年代初，输出英国的商品在新西兰的出口总量中不足10%。1973年后出现的石油危机则又雪上加霜，严重恶化了新西兰贸易环境与贸易条件。高价石油引发通货膨胀的加剧、重点工业的萎缩以及物价指数上升，使新西兰的福利与就业水平受到威胁。
面对经济衰退与颓势，仍以凯恩斯主义为既定指导思想的新西兰政府的基本思路与对策是通过增加干预力度，以期缓冲不利影响。于是，在以后的10年里，政府不断加大对进口的管制，更多地以补贴和减税的方式来保护重点工业;为支持出口增长而继续对农牧业发放补贴;为避免因金融市场的波动而对政府财政政策的冲击，控制利息率和资本流动。虽然这一系列反冲击政策使就业率和福利水准未出现进一步恶化，但新西兰的国际竞争力日趋减弱。1980—1985年，新西兰的农牧业出口停滞不前，1985年达到最低点。不良循环由此出现，即国民经济因政府的保护而更加脆弱，因而需要政府的更多保护;政府为了保护国民经济就不得不大举借债，愈加显得捉襟见肘。到1981年3月，官方外债高达48.09亿新元，债务负担已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0.1%^[25];1983年末，外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4%，其增长率为10%以上;1989年，政府总债务占国民生产总值的61.6%。^[26]因巨大的债务，政府财政地位的下降影响到新西兰的信用等级，80年代后半期外债利息相当于出口收入的7—9%。
进入80年代，严峻的现实与不利的趋势使新西兰人意识到必须进行改革，以期寻求新的发展道路。与国际潮流相互呼应，人们以新自由主义责难凯恩斯主义，由此提出的替代性经济方针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最初的改革开始于政策方向从凯恩斯主义政策转向货币主义政策，但这场被称为“新右派革命”的经济改革很快就因其深入而成为体制改革。应予说明的是，此时被标注为“新右派”的新自由主义并非是新西兰的“原创”，而是欧美相同或相近的理论与思潮在新西兰的本土化。例如，工党中主张改革的代表人物是后出任财政部长的罗杰·道格拉斯。他受到美国经济学家汉弥尔顿·弗里德曼和“芝加哥学派”的影响，他的主张与观点被称为“罗杰主义”，但其实就是英国的“撒切尔主义”和美国的“里根经济学”在新西兰的实践。1984年，因新上台的第四届工党政府大张旗鼓地对新西兰经济中的结构性问题进行改革而成为新西兰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年份。
由过多干预而带来的巨额债务已使政府无力继续进行干预了，因此，这次改革的目标就是期望由市场资源配置的优势与职能来替代政府的干预，并抵补政府退出造成的福利损失。由于新西兰的国民经济与新西兰政府联系密切，因此，这场改革主要在经济体制与政府体制内进行，两方面的改革既各有重点与特点，又相互关联，相互作用。
在经济领域，“放松管制与退出介入”自然成为改革的基调。在80年代的后五年中，奉行自由化政策的新西兰政府首先选择的是政府退出价格干预，让市场价格成为资源配置的信号，即用市场价格信号引导资源流向具有优势的产业，以此激活与加强国内竞争力，并随之逐步取消相应的补贴和保护。
在微观经济的改革中，提高市场机制的作用成为改革的主旨与内容，有关的步骤与措施相应出台，渐次推进，逐步扩展。(1) 依据1986年制定并颁布的《商业法》，严禁“不正当竞争”，从1987年开始取消价格管制，通过市场机制来自行定价。(2) 旨在放松工资管制，增加劳动市场的灵活性，促进劳动市场的制度创新，分别于1987年和1988年通过并实施的《劳动关系法》和《政府部门法》规定，准许私人部门与政府部门的雇主和雇员自主选择谈判的方式，自主决定工资水平和工资形式。此后出现的各种新工资合同，如计件、奖金、晋级等把工资与效率有机地连接在一起，有效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3) 为了提高企业的竞争力，逐步放松市场进入管制，如取消运输管制，增强公路与铁路等运输企业之间的竞争，运输成本因此而降低了40%以上;开放航运业，促成国内公司与外国公司的竞争，使新西兰成为世界上44个订有沿海航运法的国家中第一个准许外国轮船公司在其沿海从事航运业务的国家，结果是相关行业的投资环境大为改善，增强了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吸引力;放松对石油、燃气、电力和滩涂工业的进入与开发限制，以提高这些行业的竞争力。(4) 取消壁垒，开放贸易。从1988年7月起，除了产业规划中规定的有待扶持部门产品的进出口外，取消进口许可证管制;按照1987年公布的税目表，到1992年底，平均关税下降1/3等等。对产业规划中受保护行业的进口许可证和关税采取动态递减的办法，如摩托车的进出口许可证于1989年1月1日被取消，其关税在此后一年中三度下调。到1996年时，受限制的进口商品不超过10%。^[27]
当微观经济已能够把市场价格和竞争当做资源配置信号和选择激励时，恰当的宏观经济改革就成为提高国家生产力的关键因素。货币金融具有的宏观调控性质成为价格机制发挥优化资源配置作用的必要条件，而无须政府的过度介入，进而从根本上解决新西兰的难题。因此，比放松价格管制更具“爆炸性”的放松金融管制成为新西兰宏观经济改革的内容，并与微观经济改革同步进行。1984年，新西兰政府废除了对国际资本活动和国内信贷的管制;1985年3月，停止了干预外汇市场，允许汇率自由浮动;1987年，撤销了外资进入新西兰金融业的限制与壁垒，增强了金融机构的竞争;1989年的《新西兰储备银行法》给予新西兰储备银行即中央银行行使货币政策的相对独立性，规定其主要目标是稳定币值。
这些举措虽是新西兰政府不得已之举，但却是恢复市场价格机制的开端，使新西兰有了一个能够发挥市场机制的经济结构。首先，通过金融改革，新西兰金融业可在自主经营与平等竞争的环境中生存与发展，进一步密切了与世界市场的联系。新西兰银行系统因此而拥有大量外资，截止1992年，大约90%的资产属外国银行的总行拥有。其次，面对优胜劣汰的竞争，许多金融机构不断改善服务，提高效率，以增强生命力与竞争力。1987年时，新西兰只有4家注册银行，到了1992年增至20家;经过激烈的竞争，在1994年时，尚存14家有竞争实力的银行。再有，中央银行替代中央政府而对于国民经济的重要性逐渐显露。例如，新西兰储备银行厉行货币政策，使通货膨胀从1987年的18.9%逐渐回落到1992年的2%。
此外，财政制度改革是新西兰进行宏观经济改革的又一重要内容，通过对政府开支和收支、税收总量和税率、公债发行等调节，使总需求与总供给趋向平衡。其中的税收体制改革主要包括扩大税收，引入新税种，降低税率，调整税收结构等。由于税种和税率的变化，个人所得税在总税收中的比重由1983—1984年度的64%下降到1994—1995年度的40%;同时，公司税和其他税种所占比重则相应上升。新西兰的税制因此而被认为是经合组织国家中最完善的。
本着“政府向后走”的原则，政府部门的体制改革是1984年以来新西兰经济改革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新西兰政府进行改革的思路是在国民经济管理中，政府的任务不是直接管理经济，而是通过法律体系和宏观调控来创造良好的经济环境，保证经济的发展与持续发展。围绕对“效益、效果和经济”^[28]的追求，与经济体制改革相伴相随的政府机构改革得以有条不紊地展开。新西兰将企业经营的基本原则引入政府活动中，用以建立高效率的机制，以效益为内容的成绩考核成为标准的“首长责任制”，促使政府部门的职能与视角从重视政策目标和支出转向关注自己的产出数量与质量。政府部门的运作越来越像是“一个个‘好雇主’”;政府工作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也由此而被调动，他们的工作动机不再是循规蹈矩地当“最好的公务员”，而是“要考虑别人，考虑不同的项目，考虑公众利益，最重要的是，他们要考虑别出心裁”^[29]。
根据1988年《国家部门法》，经过一系列“打破官僚制”和“清除官僚制”的改革举措，作为典型的服务型政府，政府部门被划分为三个层次。作为第一层次的公共服务部门由36个部组成，其规模只保留了原政府部门的一半左右，它的作用被定位于“导航而不应该划桨”^[30]。公共部门的责任分工不再是承袭传统金字塔式的管理体制，而是按照管制与执行相分离、赢利的商业活动与非赢利的政策活动相分离的“恒温模式”，严格划分为政策建设、提供服务和监督管制等职能。作为政府部门的核心，在公共部门中不引进竞争机制。改革之前，这些部门有人员8.8万人;改革之初，精简到3.6万人;2002年时，人员总数为32838人，占26万中央政府工作人员的13%。^[31]
第二层次是公共组织，又有“皇家机构”之称，其职能主要是提供教育、卫生、交通与科研公共事业服务。2002年时，它由217个官方实体组成，包括医疗卫生董事局、高等教育机构、科研机构和2664所学校。^[32]其中最独立的机构是国有企业，如新西兰邮政、新西兰电视以及2002年以后的新西兰航空。在运行与管理中，竞争机制被引入其中，并力图远离国家政治。在它的构成中，有相当一部分由原政府部门或官方机构精简改制而来。1987年，新西兰的林业、电力、煤炭、邮电、铁路和国土等九个政府行政部门共有6万雇员，资产200亿新元，但它们上缴给国家的纳税后收入都几乎为零。于是，在随之而来的改革中，它们被改制为国有企业(即政府部门公司化)，但其所有权仍归属政府。除铁路外，政府不再发放补贴，实行自负盈亏，结果是效益大增。政府还将一些经营不佳的国有企业出售给私人经营，如石油公司和钢铁公司，使这些企业通过私营化来提高效率和效益，并相应减轻国家的财政负担。从效果上看，这一举措也达到了增效与减负的目的。
第三层次由私人或非营利性组织组成。它通过竞争的方式，从公共服务部门获得服务合同，并提高提供教育、卫生和社会等外包性服务而不断扩张，因而，这又被称为是“一个‘挖掘’过程”^②。这些具有二次承包性质的服务经营包括财产管理、信息技术、购买、工程、建筑性服务，以及员工培训与联系业务洽谈等活动。而在1988年前，这些工作基本上都由公共部门承担。
从1984年到1991年，这一场经济改革屡经波折与反复，罗杰·道格拉斯也正是在因这些波折与翻覆所引起的非议与置疑中不得不在1987年辞去财政部长，一度离开政府。1992年，经历过改革的新西兰经济显露出转机，逐渐显示出比过去更加旺盛的活力，其经济结构更显得健全与完善。从1992年到1994年，新西兰的经济增长率从0.6%上升到5.5%，增长速度远远高于大多数经合组织国家。进入90年代后，新西兰的通货膨胀率基本上被控制在2%左右或以下，其90年代的平均通货膨胀率比10年前的平均水平下降了9个百分点;相比而言，经合组织国家的该比率从1995—1998年分别为4.9%、4.5%、4%和3.6%。新西兰的失业率也从1991年的11%降到1994年的6.6%，再降到1997年的6%;而在1995—1998年期间，经合组织国家的平均失业率分别为7.6%、7.5%、7.3%和7.1%。90年代以来，新西兰的对外贸易保持着持续增长的势头。1990年其进出口贸易总额为29.3亿新元，到1997年已达到40.5亿新元，增长率达38.2%。正因如此，1993年的《世界竞争力发展报告》将新西兰的总体竞争力从经合组织国家的第15位升到第8位，国内经济实力从第21位升到第7位，管理水平从第18位升到第8位，政府质量和商界乐观情绪分别列为第11位和第2位。^[33]
农牧业仍是新西兰国民经济的主要内容与显著标志，其国际竞争优势得以不断强化和巩固。它的发展是新西兰经济发展的缩影。80年代的经济改革以及1995年加入WTO，使新西兰农牧业发展呈现出新的趋势，即一是随着鹿产品国际市场需求增长以及鹿饲养业高收益的明朗化，作为新兴产业的鹿饲养业发展迅速。其鹿养殖数从1980年的10.4万头增加到1990年的97.6万头，在1995—2004年期间又增加了46.5万头，鹿饲养业一跃而成为羊、牛饲养业之后的第三大产业;二是适应国际竞争变化，新西兰愈加注重林业产品和园艺业的发展，使农牧业格局逐步由单一产品生产转向多元化。在1995—2002年新西兰农牧业产品出口总额提高了63.1%，其中林业产品和园艺产品的出口额分别提高了60.6%和66.8%。除了保护和改善环境之外，森林在全球木材日益缺乏的今天无疑是一笔巨大的财富，新西兰木材每年出口额达26亿新元，与肉类和乳品并驾齐驱，成为新西兰三大主要出口商品。此外，传统的畜牧业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发展趋势和在国际市场上的优势地位。1995—2004年，新西兰的奶牛养殖数增加了107.2万头，1995—2002年新西兰的乳制品出口量增长了1.14倍。^[34]
可持续发展是现代化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内容，而这在新西兰的农牧业中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新西兰农牧业生产的先进性体现为生产机械化、电气化及生产集约化水平的提高，而这样的提高又依赖于农牧业科技水平的不断提高、创新与推广。根据国际趋势与自身优势，新西兰政府提出了重点发展生物技术、创新产业技术和信息通讯技术等科技创新目标，全面实现农牧业由传统经济到知识经济的转型。
完备的科研机构、强大的科研队伍和有效的创新体系为这样的转型提供了技术保障。农牧业科研被列为作为政府部门的科学工作部的首要项目，它负责联合农牧业部门所属实验室、技术台站一起开展具有原创性的研究工作。在21世纪第一个10年的中期，该部设有24个农牧业研究所，拥有2400多名高级专业研究人员。农渔部在北岛和南岛设有4个农牧业技术研究服务中心，拥有5500多名科技人员。^[35]此外，全国的7所大学都设有农牧业系、草原系、园艺系和环境系，研究机构和院校科研人员之间有着密切的业务联系，从而大大提高了综合研究与创新的能力。
在政府的倡导与支持下，科研机构和专业学术团体有着明确的“科研定位”，强调需求、实用和高效原则，注重直接向农牧业经营者推广新技术。为了能够使新的科研成果更为迅速而便捷地被农牧场主接受和应用，新西兰政府的常见做法是帮助科研机构建立示范农牧场。此外，政府还采取了多种办法与措施，如严格规定农牧场主至少应具备高中以上文化水平就是其中的一项。在新西兰，除了与科技水平相联系的畜牧规模的扩大和畜牧品种的优化，牧草新品种的培育和人工草场的扩大也表现出科技发展的作用。目前，新西兰人工草场的当家草种是已经过100年研究培植的禾本科植物黑麦草和豆科植物三叶草，其特点是环保、优质与高产。在配以科学管理的人工草场，它们的平均产量是每公顷4995—15000公斤，平均每公顷可养羊19.5—24只。这般国际一流的水平使草场综合生产能力大为提高，增强了畜牧业生产的稳定。正是科学技术与科学管理的结合，确保了新西兰的农牧业始终保持着可持续发展势头，新西兰经济也因此是名副其实的“绿色经济”。

[1] G.Byrnes,The New Oxford History of New Zealand,p.584； K.Sinclair,The Oxford Illustrated History of New Zealand,p.147；p.303.
[2] G.Byrnes,The New Oxford History of New Zealand,p.569.
[3] 蔡佳禾:《新西兰——在追随中的创新》，第163页。
[4] 同上书，第164—165页。
[5] G.Byrnes,The New Oxford History of New Zealand,pp.568-569； 蔡佳禾:《新西兰——在追随中的创新》，第165页。
[6] 蔡佳禾:《新西兰——在追随中的创新》，第165—166页；G.Byrnes,The New Oxford History of New Zealand,p.569。
[7] G.Byrnes,The New Oxford History of New Zealand,p.568.
[8] P.Callaghan,Wool to Weta,Auckland,Auckland University Press，2009,p.120.
[9] G.R.Hawke,The Making of New Zealand,An Economic Histor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5,p.231.
[10] Ibid,p.231.
[11] 蔡佳禾:《新西兰——在追随中的创新》，第182页。
[12] G.R.Hawke,The Making of New Zealand,An Economic History,p.240.
[13] G.R.Hawke,The Making of New Zealand,An Economic History,pp.240-241.
[14] G.R.Hawke,The Making of New Zealand,An Economic History,p.239；P.Callaghan,Wool to Weta,p.131.
[15] P.Callaghan,Wool to Weta,pp.149-150；G.Byrnes,The New Oxford History of New Zealand,p.578.
[16] G.R.Hawke,The Making of New Zealand,An Economic History,p.248.
[17] Ibid,pp.248-249，552.
[18] G.Byrnes,The New Oxford History of New Zealand,p.542-543.
[19] G.Byrnes,The New Oxford History of New Zealand,p.557.
[20] 蔡佳禾:《新西兰——在追随中的创新》，第184页；约翰·根室:《澳新内幕》，第433页。1967年，因英镑贬值，新西兰实行币制改革，新西兰货币称“新元”，其与澳元价值相当。
[21] 王章辉:《新西兰》，第75页。
[22] 孟庆琳:《新西兰的经济改革》，《世界经济》，1996年第8期，第31页。
[23]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为政府间国际组织，简称“经合组织”。前身为１９４８年４月１６日西欧十多个国家成立的欧洲经济合作组织。１９６０年１２月１４日，加拿大、美国及欧洲经济合作组织的成员国等共２０个国家签署《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公约》，决定成立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公约获得规定数目的成员国议会的批准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公约》于１９６１年９月３０日在巴黎生效，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正式成立。总部设在巴黎。以下简称“经合组织”。
[24] 蔡佳禾:《新西兰——在追随中的创新》，第189页。
[25] 杨宇光:《新西兰经济改革的进展与前景》，《亚太经济》，1996年第6期，第19页。
[26] 孟庆琳:《新西兰的经济改革》，《世界经济》，1996年第8期，第32页。
[27] 孟庆琳:《新西兰的经济改革》，《世界经济》，1996年第8期，第33页。
[28] 即“3E”:Efficiency,Effect,Economy.
[29] 理查德·诺曼:《新西兰行政改革研究》，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06年版，第84、65页。
[30] 同上书，第11、15页。
[31] 理查德·诺曼:《新西兰行政改革研究》，第51—53，56页。
[32]② 理查德·诺曼:《新西兰行政改革研究》，第57页。
[33] 汤明洁:《90年代以来新西兰经济发展的特点及趋势》，《亚太经济》，1999年第2期，第26—27页。
[34] 王业侨、刘彦随:《新西兰农牧业发展模式及其启示》，《经济经纬》，2006年第3期，第25页。
[35] 王业侨、刘彦随:《新西兰农牧业发展模式及其启示》，《经济经纬》，2006年第3期，第25—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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