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政治：游走于现代与传统之间
在很多人看来，考察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现代化水平，政治体制的属性与特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参数。什么样的政治体制契合现代化的水准?多数人的观点是，威斯敏斯特体制是政治现代化的标尺，但世界现代化的进程表明，威斯敏斯特体制尽管在包括英国在内的一些西方国家获得了成功，却并非是政治现代化的唯一途径或标尺，因为在亚洲的一些国家，威权政治同样体现了代表的选举制和管理决策程序的民主化等，并在促进所在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那么，如何看待西南太平洋岛屿国家的政治体制呢?既然我们用“边缘”一词来概括这一地区现代化的特征，那么，这种特征在政治体制方面又是如何体现的?
首先，岛屿国家披上了西方民主制的外衣。
尽管现代化各种理论广受批评，但是它们仍然被人们所津津乐道。西方人的一些政治思维在今天很多发展中国家很有市场甚至处于主导地位，正因为如此，对于去殖民化的“新国家”(‘new states’)来说，效仿其宗主国被认为是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必要步骤。^[1]
由于殖民地新兴民族力量的软弱和大英帝国利益需求的缘故，西南太平洋岛屿殖民地在获得了政治独立之后，都在不同程度上沿袭了威斯敏斯特模式。这一模式的核心架构是建立在党派政治基础上的议会制，而议会制的基础则是选举制。在一些新独立的岛屿国家中，议会制度以两院制或一院制的形式而存在。
西南太平洋岛屿在取得自治或国家独立后，都留在英联邦大家庭内，但与宗主国宪政上的关系不尽相同。它们有的仍奉英女王为国家元首;有的沿袭古老的政治传统，如国王制;有的则干脆选举自己的国家元首(实行总统制或元首制)。
承认英国女王为国家元首的岛屿国家或属地有所罗门群岛、图瓦卢、巴布亚新几内亚、库克群岛、纽埃以及1987年前的斐济等。^[2]上述国家或属地的宪法都规定独立后仍为英联邦成员，保留英女王为国家元首。女王的代表或是总督，或是高级专员。^[3]不管女王的代表是以什么样的身份出现，其共同点就是他们对所在国家或属地的影响在逐步地减弱，其影响多半是象征性的或程序上的。如1986年6月图瓦卢修改宪法，总督就失去对政府所提建议的否决权。在上述国家或属地，首相或总理由议员选举产生，然后报女王的代表正式批准。首相或总理为内阁之首，内阁对议会负责。
基里巴斯、瑙鲁、瓦努阿图等群岛在取得民族独立后，便建立了共和国，选择了总统制，但仍是英联邦大家庭中的一员。在实行总统制的国家里，总统产生的方式和享有的权力千差万别。在基里巴斯和瑙鲁，总统既是国家元首，又是政府首脑。基里巴斯总统由议会提名，经公民投票产生，任期四年，连任不得超过三届。基里巴斯的内阁称部长委员会，由总统、副总统、部长和检察总长组成，这与惯常的以总理或首相为首的内阁制有所不同。瑙鲁总统也是由议会选举产生的，但总统兼任外交、公共事务、投资、工业、建设、住房和民航部长等。瑙鲁人认为总统的双重身份是合理的，因为国家小，没有必要分设总统及内阁总理。总统按照他的双重身份，行使宪法赋予的职权，如批准内阁或任命阁员担任各部部长，主持内阁会议等。瓦努阿图宪法是1979年制定的，1980年生效。宪法规定：总统由议会和地方委员会主席组成的选举团选举产生，任期五年。立法权归议会，行政权归部长会议(内阁)。总理由议会选举产生，内阁部长由总理任命。
萨摩亚实行元首制。该国宪法规定国家元首由议会选举产生，任期五年。第一任元首为终身制。除元首外，还设立代表委员会，委员不超过三名，其职能是一旦元首出缺或不能行使职务时，该委员会将代行国家元首之职。
实行国王制的要数汤加。汤加现行宪法是由国王乔治·图普一世于1875年颁布的。宪法规定汤加实行君主立宪制，政府由国王统辖的枢密院和内阁、立法院、司法部等三部分组成。现任国王陶法阿豪·图普四世是在1965年12月16日继承王位的，并于1967年7月4日登基。在汤加，国王被认为是始祖嫡系的后裔，而全体汤加居民都是这同一始祖的后代，因而都是国王的亲族。汤加的政治统一是建立在对族长忠诚的基础上的。各个酋长对他们的传统职责也能自觉遵守。汤加国王掌握军政大权，其权力要远远大于欧洲的立宪君主。议长、内阁大臣和外岛的两名行政长官等高级官员以及地方官员均由国王任命。国王有权决定何时召开立法会议，并且享有立法议案的否决权。
众所周知，议会制度发端于西欧。议会制度是建立在政党制度之上。换言之，议会是平衡各党派政治利益的场所。西南太平洋岛国都采用了英国的议会制度，这是英国殖民制度的遗产，也是殖民地人民在经过不同形式的斗争之后参与国家立法和管理工作的重要方式。由于政党基础薄弱，西南太平洋岛屿国家尽管照搬了英国的议会制度，但多数岛屿国家都实行一院制。在一些国家，国家元首也是议会成员。这样一来，议会就不仅仅是个立法机构，而且还是一个权力执行部门。
多党制是实行两院制议会的前提，但多党制的国家并非一律实行两院制。如瓦努阿图就实行一院制议会，每年只有两次例会。不过，应多数议员、议长或总理的请求，议会可举行非常会议。在多党制的巴布亚新几内亚也实行一院制议会。在岛屿国家中，只有斐济实行两院制议会——众议院和参议院，两院任期均为五年。议案由众议院讨论通过，参议院认可后，交总统签字，并从政府《公报》公布之日起生效。众议院是斐济最高立法机构，有71席，其中民族议席46席(斐济族23席、印度族19席、罗图马岛人1席、其他族3席)，按各自民族选区分别进行选举。除民族议席外，余下25席是开放议席，分选区但不分民族自由选举产生。每五年举行一次大选，获议席最多的党派组成多民族党派联合政府。拥有10%以上众议院席位的党均有权参与组阁。参议院有32席，其中14席由大酋长委员会提名，9席由总理提名，8席由众议院反对党领袖提名，1席由罗图马岛酋长理事会提名，最后都须经总统批准，总统不参与提名。斐济是一个由总督制到总统制的国家。现任总统由大酋长委员会任命。^[4]
总体来看，在西南太平洋岛屿地区，无论是哪一种形式的议会制，均存在名不副实的现象。其一，议会的召集或解散不是取决于该机制正常的运转程序，而是依赖于国家元首的个人意愿，议会成了个人操控权力的工具，甚至成为某个权力家族的聚会场所。其二，议会反对派要么不存在，要么起不到应有的作用。众所周知，议会运转的一个重要体现或特征就是反对派的存在。但在西南太平洋岛屿国家，反对派难有立足之地，这并非由于反对派自身存在问题，而是在很多人看来，它的存在本身就违背了岛屿国家传统文化中所倚重的集体一致的原则精神。1999年，太平洋岛屿国家的政治家会晤后发表了一份有关太平洋岛屿议会的报告，对议会反对派概念的含混与矛盾之处进行了澄清：
“本届会议有关议会民主的反对派角色的热烈讨论显示，很多太平洋文化并没有领会议会反对派的性质。与会者一致认为，一个强大的反对派对一个健康民主的成功是至关重要的，但是，普通民众对此理解却有很大的困难。这种困难的很大一部分源于这样的事实，即在很多太平洋文化中，事情总是按照一致认可的方式来进行的……特别是在波利尼西亚，领导权是酋长的特权，甚至是对有酋长背景的政治领导们决策的合法批评都被认为不仅是对有关个人而且是对他或她所代表的那个地区、组织、部落或氏族的不尊重。”^[5]既然集体一致是传统文化所崇尚的原则，维护酋长的权威地位又被视为天经地义，那么，民主原则下自然出现的不同观点甚至争执就很容易给一致原则带来麻烦，这是岛屿传统文化所不能容忍的，所以，以体现民主原则的议会制如要存在下去，就必然以一种非正统的或异样的形式来体现。^[6]
与议会制存在密切相关的便是选举制的推行。尽管一些岛屿在赢得民族独立之前，就实现了选举制，如从1929年起，斐济就将投票权给予所有成年印度族男性，在20世纪60年代，又把选举权赋予所有不同种族的妇女(这一点领先于瑞士10年)，但从结果来看，选举制推行得很不理想。在绝大多数岛屿国家，政治党派的选举不是基于意识形态或经济政策，而是基于对部落的忠诚、亲缘关系、个人品质甚至宗教因素。一些国家在取得民族独立后，其政治体制运转得并不好。如巴布亚新几内亚在1975年取得独立后，采用了“一轮通过”投票制，即在唯一的一轮选举中获得票数最多的人即宣布获胜。如在2002年选举中，有3000名候选人竞选109个席位。也就是说，一个政治家获胜的票数可能不及总票数的10%。
这种选举制度看上去很民主，每个人都有机会参与这样的政治游戏，但简单多数获胜的人所代表的仍然是少数，它与民主制度所体现的多数原则相违背，因而被指责为浪费政府的支出和官方腐败。^[7]除此之外，西南太平洋岛屿地区还存在一个普遍现象：那就是妇女的社会和政治地位的低下，广大女性得不到平等参政的机会，如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就不存在性别代表权的平等。该国妇女人口占总人口一半左右，但在议会中很难发现妇女代表的影子。这与威斯敏斯特体制主张不同利益和观点的群体具有平等代表权的民主原则相违背。由此可见，选举制在不同的国家仍然以不同的方式存在着，甚至某些时候还得到一些国家政府的重视，但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使得选举制更多的时候是一种形式，与平等意义上的选举制所体现的广泛参与性并没有必然的联系。
其次，传统精英势力以及公众力量左右政治属性及其发展。
既然民主政治徒具其形，那么西南太平洋岛屿国家的政治灵魂就必然是传统的酋长制。斯坦福大学研究亚洲及太平洋当代问题的专家杰弗里·M.怀特和拉蒙特·林德斯特姆曾对太平洋岛屿国家的酋长制进行了较为系统和深入的考察。他们一致认为，“酋长”一词已经成为太平洋地区各种不同的传统领导权类型的共同注释。他们把酋长解释为从当地传统文化中取得其权威和影响的政治领袖。在他们看来，这一地区的酋长可以划分成三种类型：代表国家的酋长，作为国家领导人履行其职责，如汤加;作为国家的中间人以及地方上的掮客，施行国家控制并提供国家服务;作为地方群体和希望的代表来反对国家的酋长。^[8]
从上述的研究结论中可以看出，尽管酋长的类型或者扮演的角色层次有别，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他们拥有的特殊地位与权力是毋庸置疑的。酋长这种几乎不受挑战的地位与权力是族群社会传统文化的产物，而西方殖民者利用当地人管理当地人的做法也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酋长的这种特殊权势。在殖民时期，土著政治领袖们时常在殖民政府和管理机构中发挥着非常积极的作用。^[9]如斐济，酋长们在1914年就被任命为立法会议的成员。而在取得民族独立之后，以族群松散联合为基础而产生的国家单位更是将酋长权力程式化和合法化。尽管该社会存在一定的社会流动性，但是，酋长在现代民主体制下所扮演的政治角色仍然是殖民后时期斐济的一个主要政治问题。^[10]在汤加，19世纪的宪制改革见证了由于采用基本的法制原则而使当地酋长的专制权力受到了一定的遏制，但当小酋长失去其绝大部分权力时，君主以及被挑选的贵族却在宪法中获得了高度的特权地位。有关重要的决策从不会在超过一次的会议上由酋长们作出。汤加社会精英所采取的专制态度似乎与该国长期存在的一种政治秩序相吻合，这种政治秩序就是以平民对酋长权威不受怀疑的服从为特征的。在西萨摩亚，1948年成立的“全国立法会议”增加了国家层面政治参与的机遇，但是，投票权被限定在玛他伊(即酋长)阶层。这种制度在1962年西萨摩亚取得独立时仍然有效，直到1999年普选制最终实现为止。尽管如此，候选资格仍然是酋长的特权。^[11]以酋长为代表的传统贵族势力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而在政治上选择了保守主义，“保守主义因此与传统性相联系在一起，意味着在一个信仰的框架内构成了某种均衡(或者社会实践与信仰之间的均衡)。从其神圣性和古老性的角度而言，传统主义抗拒变革”^[12]。
政治制度往往是以个人的权力或意志来体现的，但如果就此认为政治制度是由个人意志或愿望来决定的，那就大错特错了。一个社会的政治制度的基础是那个社会的公众文化或民族文化。也就是说，政治制度是以民族文化为根基的，而“文化从来不会完全屈服于新的事物，不管社会革新的影响多么巨大。传统对现代化的不同反应解释了新兴国家中政治形式的诸多差异”^[13]。一个民族在其演化过程中，其对政治制度的选择一定是出于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爱护与弘扬，没有哪个民族会乐意选择否定自己传统文化的政治制度。虽然在殖民时期，岛屿居民受到了西方文化的侵染，而在以后时期，岛屿居民，尤其是年青一代，对外面世界抱着一种较为开放的态度，但这些外来文化如同调色剂一样，不会对岛屿地区的传统文化这一底色或主色起到颠覆性作用。此外，岛屿国家虽然存在相当数量的外来移民，但就其本质而言，它们都不是移民社会。^[14]土著居民仍是这些国家的主体民族，是这些国家选择政治体制的中坚力量。其他少数民族有可能在某些方面如经济领域产生一定或较大影响，但在政治方面始终是一个弱势或边缘群体。由此可见，当传统精英势力与一般公民力量因利益趋同而形成合力时，任何外来的文化势力是很难对传统社会制度产生威胁的。
最后，政局不稳仍是多数岛屿国家的共同特征。
20世纪80年代前，西南太平洋地区给人们的一个刻板印象就是和平与稳定。但自80年代末期以来，政局不稳成为这一地区多数国家的共生现象。进入21世纪，这一现象似乎更加加剧。概括起来看，这一地区主要存在两个方面的不稳定现象。一是选民对政府的不信任，造成政局动荡。如2006年4月19日，所罗门群岛因议会选举而发生骚乱。数千名示威者前往霍尼亚拉的议会大厦、总理府和中心商业区等地举行抗议活动，要求新当选的总理斯奈德·里尼下台。街面出现多次打砸抢事件，唐人街由于距离议会大厦较近而损毁严重。^[15]二是部族或种族关系较为紧张，造成流血冲突。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布干维尔省，1988年至1997年的持续武装冲突摧毁了村庄，并使数以千计的人失去生命。在该国的其他地方，一个鲜明的特征就是族群冲突。在所罗门群岛，两个主要族群于1998年就兵戎相见，并致政局不稳。2000年发生的政变以及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无效的和平协定导致了该国经济崩溃以及法律和秩序的恶化。由于无力向所有公民提供安全保障，所罗门群岛被一些观察家贴上了“失败”(failing)国家的标签。^[16]2003年7月，一支由澳大利亚人领导的2000余名警察和军事人员组成的干预力量前往所罗门群岛，以稳定那里的局势。^[17]斐济是西南太平洋地区一个经济发展较快的国家，但较为发达的经济并没有给本国居民带来和平与安宁的生活。自1970年宣告独立后，斐济国内深刻的民族矛盾未能得到有效化解，结果导致多次军事政变。如2000年5月19日，七名武装人员闯入议会大厦，将印度族首位总理乔杜里以及内阁部长、议会领导人等八人扣为人质，并宣布成立新政府。2006年10月7日，斐济武装部队总司令姆拜尼马拉马向恩加拉塞总理下达最后通牒，让他在三周之内撤销有争议的法案，否则就将被赶下台。11月30日，斐济军方发出24小时最后通牒，威胁要对政府进行“清洗行动”。12月5日，斐济军方发动政变，恩加拉塞总理遭士兵软禁。2月6日，恩加拉塞及其夫人被迫离开首都苏瓦，回归故里。政局不稳的现象似传染病一样波及其他国家。如曾经以富裕和稳定而著称的汤加近年来也状况迭出，群众示威游行活动不断，传统王权面临前所未有的考验。
考察西南太平洋岛屿国家的政治文化后，人们发现，体现氏族部落特色的酋长制仍是岛屿国家政治体制的根本所在。由于各岛屿国家部族众多且具有一定的自治倾向，所以，无论是殖民前、殖民阶段还是殖民后时期，基于各部族之上的统一权威尚未也很难真正地建立起来。在殖民时期，这种较为分散的部族势力却在客观上有利于西方殖民体制的建立。西方国家长达一个甚至几个世纪的殖民统治给这一地区打下的烙印是深刻的，其中引人注目的便是威斯敏斯特体制在这个传统势力极强但又没有抱团的地区扎下了根。但发人深省的是，这里的土壤似乎没有为它的生长提供充足的养分，传统的贵族势力不愿意别人从他们的权力中分一杯羹，而普通民众也不愿从本质上去动摇这种制度。于是，映入眼帘的便是一幕独特的画面：西方民主形态包裹下的传统政治体制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与号召力。
2.经济：艰难转型与缓慢增长模式
殖民时期，西南太平洋各群岛的政治关系塑造了它们的殖民地型经济模式。这种经济模式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岛屿殖民地不得不向有隶属关系的宗主国提供原料，后者自然担当向前者供应制成品的角色。二战后，随着自治进程的加快，西南太平洋各岛屿依托实际环境，制定各具特色的发展方案，尤其在取得民族自治或独立后，这些新的发展方案的实施确实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好时机。新的民族国家政府在不断稳固政权的同时，把发展民族经济放在突出位置。在延续以农业、林业、矿业和渔业为支柱产业的传统经济模式的同时，力图通过技术创新来挖掘这些产业的潜力，并且鼓励新兴产业的发展，走多元产业发展道路。
(1) 传统经济模式仍在延续
以农业、林业、矿业和渔业为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是绝大多数西南太平洋岛国所遵循的经济发展模式。就岛屿经济的运作来看，这种经济模式是以自然资源来支撑的。经济发展速度和经济总量的大小都取决于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的程度。在竞争日益激烈的现代市场经济中，岛屿国家的经济无论其规模、产值还是其技术附加值，都处于缺乏竞争力的地位，这在某种程度上又强化了这些传统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优势地位。
A.农业是太平洋岛屿国家传统的基础产业。农业的主导地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事农业的劳动人口是劳动力的主体，一般都在半数以上。农业是斐济基本的经济活动，有55%的劳动力从事于农业生产。汤加全国80%的人口为农业人口，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农业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87%。而在所罗门群岛，20世纪90年代以前，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70%，近年来，农村人口又呈上升趋势，在总人口中的比例高达90%以上。
第二，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处于主导地位。农业是巴布亚新几内亚经济中的支柱，这种状况长期以来没有什么改变。2001年，农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0%。汤加有土地70万英亩，其中适宜农业生产的就有50万英亩。在所罗门群岛，耕地面积占土地面积的25%—30%，农业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60%。农业是汤加经济的支柱产业，其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0%以上。西萨摩亚是个农业国。它的四大农作物是椰子、可可、香蕉和橡胶。西萨摩亚政府在制订经济发展计划时，把农业放在重点发展位置，其主要措施是逐步扩大椰子种植面积。农业是瓦努阿图占优势的产业。农作物大部分种在沿海平原。主要的经济作物为椰子、可可和咖啡。
第三，农产品是主要的出口商品。斐济是个典型的以农业产品出口为主的国家。1958年，斐济农产品的出口占全年出口贸易总额的85%，其中蔗糖和糖浆就占到63.75%，椰干和椰干制品占19.93%，香蕉占1.33%，生皮和皮革占0.14%。1962年，斐济制造食糖24.8万吨，出口23.4万吨。这一年食糖的销售给斐济挣得约1000万镑的收入。当时苏瓦市的市民说，“当制糖厂开工时，大量的钱就流通着。”食糖出口市场是新西兰、加拿大和其他英联邦国家。^[18]到了80年代中期，斐济农产品的出口占出口总收入的75%。^[19]巴布亚新几内亚是南太平洋很有影响的农业国，其中椰油和椰干的产量在这一地区居首位。农产品是大宗的出口产品。2001年，橄榄油出口32.6万吨，咖啡出口5.15万吨，椰干2.1万吨，可可豆2.71万吨。近年来，所罗门群岛政府强调利用本国自然条件发展粮食生产，开展多种经营。椰子是主要经济作物，也是最重要的出口物资，大约占出口总值的81%。汤加主要农产品有南瓜、山药、椰干、西瓜、香草、香蕉、芋头等。其中南瓜、椰果和香草是主要出口商品。椰干是西萨摩亚最重要的出口商品，年均出口量在1万吨以上。可可是西萨摩亚占第二位的农产品，出口可可的收入早在1957年就达648562镑，占同年该国海外收入的35%。^[20]近年来，西萨摩亚又培育了一种叫“拉菲7”的可可品种，质量很好，是国际市场上的畅销货，远销欧洲各国。
B.依托自身矿产资源优势，发展矿物经济。
受地质条件的影响，太平洋岛屿国家的矿产资源较为丰富，并且得到不同程度的开采。矿物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20世纪60年代，巴布亚新几内亚发现了一批蕴藏量丰富的铜矿。据勘探，布干维尔岛屿的铜矿储藏量大约有9亿吨，同世界著名产铜国赞比亚不相上下。进入70年代，铜矿的开采迅速取代了金矿的地位，成为最重要的出口商品之一。80年代，石油资源得到开采。库土布和戈贝两大油田的储量就达4亿桶。2002年1月，巴布亚新几内亚南高地省又发现一处储量达1700万桶的新油田。天然气储量14万亿立方英尺。2001年，巴布亚新几内亚产品出口总额为67.436亿基那，而铜、金、矿砂等产品是主要的出口产品，50%以上的出口收入来自矿业。^[21]
C.渔业是国民经济的优势部门。
太平洋各岛屿国家与海为伴，渔业资源丰富。仅金枪鱼产量就占世界总产量的1/3，并且有5%—8%的人直接或间接从事这一行业。^[22]历史上，岛屿居民曾以捕捉鱼虾为生。独立后，各国纷纷重视渔业资源开发。在岛屿国家中，巴布亚新几内亚无疑是渔业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1978年，该国宣布200海里经济区后，其捕鱼区达230万平方公里，是南太平洋地区第三大渔区，盛产金枪鱼、对虾和龙虾等。金枪鱼储量占世界的20%，年均潜在捕捞量约10万吨，出口3万吨，其他各种鱼类出口达数千吨。巴布亚新几内亚是世界上唯一还有许多鳄鱼品种和相当数量鳄鱼的国家。所罗门群岛海域广阔，水产品种很多，沿海沼泽地多产鳄鱼，鳄鱼皮是所罗门重要的出口商品。金枪鱼年捕捞量约为8万吨。渔业产品为第三大出口商品。1990年渔业产品年产值达3120万所元。1996年，所罗门渔产品出口收入约为10532万所元，已大大超过同期椰干出口2351万所元的收入。^[23]图瓦卢渔业资源丰富，但自身无开发能力。该国与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签有渔业协定，每年可获捕鱼费30万澳元。图瓦卢还是世界上重要的鲨鱼产地，鲨鱼加工以后可以制成鱼翅出口。基里巴斯经济落后，被联合国列为最不发达国家之一。磷酸盐矿被开采殆尽后，渔业资源成为其主要经济来源。
70年代，斐济政府在鼓励发展深海商品性渔业方面卓有成效。斐济政府为自助性的造船计划提供资金，并且在船员的培训方面提供帮助。国家销售管理局负责鱼的收购、冷藏保存、分级和出售。1973年，共处理356吨鱼，其价值为4.8万美元左右。另外还出口了一些海产品(活的热带鱼、蝾螺、珍珠母贝壳和食用海参)，其价值在20万美元以上。与此同时，为发展多种渔业经济，斐济政府积极引进淡水鱼，并且取得成功。^[24]1979年至1985年年底，渔业产量翻了一番，达到近6000吨，价值为1000万斐济元。斐济还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有黑珍珠农场的国家，拥有世界上最现代的金枪鱼罐头加工厂和相对先进的金枪鱼船。^[25]2000年，渔业产值为3685万斐元，比1999年增加5.6%;2001年产值为4610万斐元，增长25.2%。目前，渔业已成为该国重要的出口产业之一，也是外汇的主要来源和就业的主要产业之一。^[26]
汤加为加强对渔业资源的管理，成立了渔业部。该部下属三个主要部门：即行政管理与后勤援助、渔业调查和发展以及渔业经营。其中行政管理与后勤援助又细分四个支部：人力资源发展、政策与规划、金融以及信息等。渔业部必须不断通过它的渔业战略规划来优先安排其活动，下属部门须各司其责，确保国家渔业发展战略的完成。1990年颁布的《渔业条例》，明确规定了每个渔厂必须制定管理计划。2001年，又出台了《汤加全国金枪鱼经营与发展规划》，规定渔业部要对优先发展问题尽快作出反应。^[27]由此可见渔业在该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D.林业在部分岛屿国家经济中占有一定的比重。
西南太平洋岛屿国家大都位于热带和亚热带地区，多山地和丘陵、雨量充沛，森林资源较为丰富。代表性的国家有斐济、所罗门群岛和巴布亚新几内亚等。
斐济的林业发展经过了一个转变时期。传统上，斐济的林木主要用于国内生产和生活所需。自70年代实行有计划造林以来，斐济已成为森林资源较为丰富的国家，热带雨林覆盖面积85万公顷，约占全国土地面积的一半，有开采价值的约25万公顷，出产优质硬木和松木。80年代中期，斐济每年约有30万立方米的木材用于当地生产，而同期出口的木材价值达800万斐济元。在所罗门群岛，森林已被视为一种重要资源。1996年11月，所罗门政府同绿色和平组织及一些国际公司合作实施一个为期三年的林业可持续发展项目。该项目现已初见成效。目前，森林覆盖面积占陆地总面积的90%，约263万公顷。近年来，林业发展迅速，热带阔叶林有着广阔的市场前景。大批圆木出口，林木加工以及林木产品制造潜力不小。^[28]1996年，所罗门木材收入为34936万所元。巴布亚新几内亚森林资源丰富，天然热带原始森林覆盖面积3600万公顷，约占国土面积的77%，林木总蓄积量约29亿立方米，可采蓄积量为5亿立方米。
(2) 向现代经济的艰难转型
由于国内市场的需求以及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影响，西南太平洋岛屿国家的经济正处在向现代经济的缓慢转型之中。
A.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渐变。
首先，发展多样化农业，改变传统的单一作物模式。殖民时期甚至独立之初，大部分岛屿国家种植单一的农业作物，椰子或甘蔗是主要的经济作物，椰类产品和蔗糖是主要的出口商品，但制糖工业和椰类产品加工易受气候变化和国际市场波动的冲击，其前景并不光明。如斐济，2000年的原糖产量为34万吨，2001年就下降为29万吨。因此，因地制宜发展多样化农业就成为大多数岛屿国家发展经济的重点。
随着区域经济合作的加快，太平洋岛屿国家充分利用其自身优势，挖掘农业生产潜力，试种和引进其他作物品种。在这方面，巴布亚新几内亚、斐济和瓦努阿图做得较为成功。
为解决粮食问题，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积极引进中国水稻品种，并且取得良好成效。中国援巴布亚新几内亚菌草专家组自2001年1月起开始旱稻丰产栽培试验。经过艰苦努力，已培育出“金山一号”宿根旱稻。该品种具有生长期短、适应性强等诸多优势，其最奇特的优点是“一次播种、多次收获”，即稻谷收割后还可以从根上再发出新的植株，从而进行第二茬、第三茬……的生产，省时、省力，成本也较低。几年下来，旱稻种植在该国迅速推广，种植农户日益增多。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对中国的援助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中国选择小麦、菌草、旱稻等不少农业项目与巴布亚新几内亚开展合作，是真正从农业基础上援助巴布亚新几内亚经济的发展。这对消除贫困，有效地减少食品进口，保障巴布亚新几内亚人民的食品安全具有重大意义。
中国与巴布亚新几内亚在农业方面的成功合作在太平洋岛屿地区产生了广泛影响。斐济希望借鉴中国与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合作模式，来推动本国粮食生产。2001年8月8日，中斐两国农业“谅解备忘录”^[29]在苏瓦签署。同年11月，两国农业联合委员会在北京成立。在河南省农业厅的直接参与下，在斐济恢复水稻生产已被优先纳入计划。瓦努阿图视发展农业为经济多元化的基础。政府根据自然环境以及气候条件，制定了岛屿专业化生产规划。如马莱库拉地区种植可可、塔纳种植咖啡、帕马等地生产胡椒。专业化生产不仅促进了生产率的提高，而且有利于生产技术的改进。
第二，鼓励农业发展、并以科技来提高农业生产率。传统农业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生产技术落后，靠天收是一种惯常的耕作方式。随着岛屿社会的发展和教育的推广，岛屿居民开始认识到科学技术在农业生产中的重要性。各国政府在这方面都做了大量的工作。
汤加等地的生产改进协会成立于60年代末期，目的是通过产销者的合作，从质量和数量方面提高生产。比如在改进出口香蕉的运输、经营、检查和贮存方法方面，生产改进协会就做了有益的工作。除此之外，汤加积极寻求与中国在农业技术方面的合作。2010年11月18日，中国援助汤加小型生态示范农业项目技术培训结业典礼在汤加农业部研究中心隆重举行。在仪式上，汤加农业部总监马托托代表本国农业部对中方提供的农业技术援助表示衷心的感谢。他说，农业是汤加的重要产业，汤加政府非常重视农业发展和农业技术的改进。本次成功的培训使得汤加人民特别是学员受益很多，希望中国政府继续支持汤加农业。本次农业培训于2010年5月开班，为期6个月，共培训学员863人次。培训学员们自发组织了汤加养猪沼气协会。该协会在汤加大力宣传使用中国农业技术，并协助数家农场建设了养猪—沼气系统。培训取得了很好的社会影响和实际效果。^[30]
近年来，斐济政府对发展农业给予了高度重视。2008年，斐济政府制订了农业发展规划。该规划的主要目的就是建设以市场为动力的可持续发展新农业。为此，斐济政府将采取有效措施逐步将现阶段自给自足农业转换为商业农业，不但要满足国内市场需求，更要鼓励出口，增加外汇，政府还将增加农业科技研发方面的资金投入，提高生产力，确保食品安全。^[31]
总之，现代化经济并不是抛弃农业，而是重视和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重视运用科技来推动农业生产率的提高，运用市场手段来调节农业生产，并为其他产业的兴起与发展创造条件。
B.发展加工工业，调整产业结构。
第一，对兴办企业实行免税和奖励措施，并提供人力支持。1965年，巴布亚新几内亚出台了《工业发展条例》，对新兴工业规定了奖励办法。该条例对厂商实行低税率，对批准的新工业给予五年免税优待，并可免税进口成套器材、设备和必要的原材料。政府还负责对新企业提供基本设施建设及工业用地。针对新企业缺乏技术或熟练工人等情况，政府根据人力使用和未来需要实施各种训练计划。劳动政策为发展产业工人组织创造条件，承认它们的合法地位，鼓励企业之间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倡导建立合理工资标准和雇用条件，提倡举办技术和职业训练，并为职业上的危险规定了保护和赔偿办法。不同时期还制定了相关的法律来贯彻这些目标的实施。^[32]1984年，政府又制定了《国家投资和发展条例》。为配合这一条例的实施，政府每年出版《国家投资优先项目》指南，列出了政府鼓励投资以及希望巴布亚新几内亚人参与的保留领域。优先投资的领域是矿业、农业、林业、渔业、轮船制造和修理业、旅游业等。^[33]进入21世纪，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更加重视本国加工工业的发展。2003年，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邀请国内外投资者在巴布亚新几内亚设厂，希望将原本作为初级商品出口的大宗农产品加工增值后作为制成品出口。目前，该项目主要由巴布亚新几内亚贸工部负责推动，并与农畜部、林业部等经济部门协商。主要加工的产品有可可、椰子、咖啡、香草、纸浆、纸张加工、稻米加工和销售等。^[34]认识到充满活力的私营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瓦努阿图政府承诺进一步发展私有经济。为鼓励国内私有经济的发展，政府计划加强对土著人办企业的服务。
斐济是南太平洋岛屿发展程度较高的国家。私有经济的发展在政府的第九个发展规划(1985—1990年)中就开始占据重要地位，政府希望私有经济在整个国家经济发展中发挥更加积极和有力的作用。^[35]近年来，斐济的私人服装加工企业有较快发展。为了吸引更多的私营企业投资，斐济政府制订了一揽子优惠投资政策。如折旧补贴——对所有的投资者所建的楼宇给以优惠的折旧补贴;对进口建筑材料和机械采取较低的进口税收——斐济优惠的进口税率低于3%，对于进口并用于基础建设的机械可以免除进口税;减征投资者出口获得的收入税收。为推动民族工业的进一步发展，斐济政府设立了免税区和免税工厂，规定对产品出口达95%以上的工厂给予13年免税的优惠待遇。斐济政府还对投资具有很大发展潜力的一些经济领域给予优惠税收政策，这些领域是制造业、与旅游业相关的产业、与影视相关的产业、矿业开采相关产业、渔业、农业、信息通信产业等。^[36]
第二，吸引外资，以弥补国内投资之不足和提高生产技术。国内资金短缺，已成为岛屿国家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的一大制约因素。因此，在民族国家建设过程中，各岛屿国家都规划了一批吸引外商投资的项目，希望外资的注入来推动本国经济的发展以及多元化产业的形成。
巴布亚新几内亚油气资源较为丰富，但苦于资金不足和技术落后，油气资源得不到有效开发。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到80年代初，在巴布亚盆地共钻井360口，仅对其中20口井进行了测试，有8口井见到油气。1983年，政府吸引外资对巴布亚盆地油气潜力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勘察，找出了油气远景区，并确立了未来的勘探方向。截至1990年，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颁发石油勘探许可证共41个，许可面积为23427平方公里，进行油气勘探作业的公司和集团达24家。^[37]2008年10月，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还向中国推荐一批投资项目，包括稻米种植项目、橡胶园改造、咖啡园复兴项目、妙亚肯油棕大开发、咖啡茶园改造、柚木种植合作、农林综合开发以及养牛牧场振兴等项目。^[38]西萨摩亚积极吸引外资，尤其对能取代进口和增加出口的外资项目提供免征进口税和营业税，合法利润可自由汇出等优惠政策。为方便外国投资，政府在协调各主管部门职能的基础上，设立了专门的登记审批机构和管理机制。斐济政府鼓励外商在初级产品加工、满足当地市场需要的大宗商品、在当地无法解决的技术和管理方面以及生产出口商品等方面进行投资。^[39]
早在1979年，所罗门政府就制定了有关吸引外资的法律。1984年又出台了新的政策，对那些能够促进所罗门经济发展、能够解决人口就业、能够在技能和管理水平方面为所罗门公民提供培训、能够利用当地原材料和资源等产业给予鼓励。优先投资的领域是农业、生产生活必需品的农产品加工业、替代进口和有利于出口的高附加值的制造业、装配工业等。对那些先驱公司和所罗门人投资达到60%的公司给予五年的免税待遇。^[40]
第三，逐步推行国有企事业单位公司化或私有化政策。国有企事业单位曾在岛屿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管理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由于缺乏竞争机制、企业职工生产积极性不高以及公有财产浪费等现象，这些企事业单位的生产和工作效率普遍低下。因此，开源节流，支持优先发展项目，实现部分企事业单位私有化，鼓励企业与市场对话，已在一些国家政府中形成共识。
1990年以来，所罗门政府采取了旨在调整经济结构，鼓励加工出口等国营企业单位私有化政策。这一举措使得80年代中后期一度下滑的经济形势有所好转。1990—1997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达3.5%。从1997年开始，巴布亚新几内亚实行电力(发电、配电和供电)的公司化和私有化。同年实行电讯服务的公司化和私有化。政府与私人企业之间已经建立了对话制度，以促进争端调解机制的不断发展完善。^[41]汤加政府由于对公办企业不适当的干预，结果造成20世纪90年代末期43家公办企业中仅有4家营利。为改变这种现状，汤加政府对一些公有事业单位实行公司化，如汤加电信委员会、国际日期变更线饭店以及汤加电力公司都进行了改制。^[42]
第四，实行较为积极的财政金融政策。瓦努阿图政府利用国内储蓄来增加生产投入，削减进口开支，平衡周期性的财政收入与预算。瑙鲁曾经是太平洋岛国首富，主要收入来源是向澳大利亚、新西兰出口磷酸盐。由于磷酸盐矿即将枯竭，瑙鲁近年来利用磷酸盐的出口收入在国外进行了大量的房地产投资，但多数项目经营不善，效益不佳。1989年，瑙鲁政府开始出现财政赤字。1995年，瑙鲁银行崩溃，瑙鲁政府陷入严重的财政危机。为解决财政危机，瑙鲁政府采取了出售其航空公司五架飞机和三艘轮船以及瑙鲁国护照、限制货币外流等措施，并在亚洲开发银行的支持下开始实行全面改革计划。此外，1994年，瑙鲁向国际法院起诉英国磷酸盐委员会在1920—1968年期间挖掘磷酸盐时毁坏耕地并造成环境恶化，结果获得澳方1.07亿澳元并在20年内逐年偿付的赔偿。^[43]对入不敷出的瑙鲁来说，这笔赔款对其经济改革的意义不言而喻。为了使银行和财政体制更加适合经济发展，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制定了《信贷担保方案》。该方案旨在帮助巴布亚新几内亚人取得商业信贷，支持小规模经济的发展以及个人住房建设。申请者不一定需要充足的条件或担保来满足银行的要求，但必须有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案。这个方案的目的就是使银行和财政体制更加适合巴布亚新几内亚的经济发展。^[44]
C.积极发展旅游业，推进经济增长
从某种意义上说，经济现代化就是第三产业的兴起和发展。岛屿国家独特的地理位置、优美的自然风光、多样的海岛风情和丰富的文化遗存，吸引了世界各地的游客。旅游业的兴起，不仅增加了各岛屿国家的外汇收入，也带动了其他相关产业的兴起和发展。
60—70年代是太平洋岛屿旅游的兴起阶段，表现为各岛游客人数增长迅速和一些旅游设施的兴建。1966—1967年度，西萨摩亚的游客人数增加了一倍;1968—1969年度，又增加了22.5%。1970年，来汤加的游客人数比1968年增长80%。为把旅游业作为一项产业来发展，加强政府对旅游业的宏观指导，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于1966年建立了一个由12人组成的旅游局。1965年以前，旅馆和空运设备基本上是为领土内的需要服务，可是在这之后，从巴布亚新几内亚以外地区来的游客比例不断增长。斐济的旅游业更是飞跃发展，在1958—1962年间，游客人数从1.2万人左右增至1.8万人，而在1963年，游客人数达到2.4万人。整个60年代，斐济每年的旅游人数增长率不低于25%。即便如此，斐济的旅游潜力远未被挖掘出来，巨大的不利条件是旅馆缺乏，但独特的风光还是吸引了外国旅游机构的浓厚兴趣。
这一时期，各地兴建了一批旅游设施和旅游景点。1966年，第一个具有国际标准的旅馆在汤加对外开放。1970年，汤加塔布岛上已有航空设备，塔布岛上的法奥尼鲁阿热带公园于1969年11月与游客见面。该公园拥有约30亩花木和树林，中间是一块椭圆形草地，草地周围是供游乐、饮食和销售手工业品的货摊。旅游设施为旅客观赏某些岛上的奇景(如60—70英尺高的喷泉，这是暴露在水上的珊瑚礁下面的波浪喷射而成)提供了方便。^[45]
旅游业带来了外汇收益，推动了地方经济发展，并给岛民提供了就业机会。由于旅游的好处多多，而且竞争也日趋激烈，因此，80年代以后，各岛屿国家政府都在采取措施吸引游客，比如发展特色旅游项目、改善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等，使得旅游经济在岛屿国家经济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在一些国家，旅游业业已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之一。
汤加王国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充分利用文物资源，发展旅游业，是重振汤加经济的手段之一。汤加王国的王宫，每年都吸引大量的外国旅游者到此游览，摄影留念。在汤加首都，有一个重约40吨的大日晷。这个日晷的顶部刻有一年中最长的一天、最短的一天和太阳升起的标记，石面上刻着太阳移动时间的标志。这样大的日晷，在世界上还是不多见的，也成为吸引游者驻足观光的好去处。^[46]近年来，旅游业成为汤加政府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在1991—2001年间财政收支平衡中，旅游业的收入占整个财政年度收入的15%—20%。2001年，到汤加旅游的人数近3.3万人。1998—2000年三年间，有1100万汤加元用于宾馆、饭店和旅游设施建设，旅游业创造了300多个新的就业岗位。^[47]2008年，汤加旅游收入较之上一年度增长80%，旅游人数增加了25%，达到6.7万人次。^[48]
基里巴斯在发展旅游业方面更是享有独特的地理优势。基里巴斯是世界上唯一跨赤道、横越国际日期变更线的国家，也是世界上唯一地跨南北半球和东西半球、世界上第一个看到日出的国家，因此，这里被称为地球的“中心”。基里巴斯充分利用这些地理优势，发展旅游业，提高国际知名度。该国最大岛屿圣诞岛是世界上最大的环状珊瑚岛，拥有世界著名的鸟类保护区和一流潜水场，每年有美国、西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地的1500多名游客来此观光。
斐济政府把发展旅游业作为经济多元化的战略之一。斐济政府投资兴建旅馆，改善交通运输，并且充分利用优美的自然风光和民族文化传统来推动旅游业的发展。塔弗乌尼岛是斐济风景最优美的一个岛屿，把地球划分成东西两个半球的180度子午线正好穿过该岛屿。因此，斐济的东部就变成了西部，而西部却又变成了东部。这一有趣的情景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旅游者。当人们从西往东穿过子午线时，就要失去一天;相反，从东往西就可多得一天。因而，想多玩一天的游客都喜欢在岛上西行。70年代末，在维提岛的太平洋港修建了一座斐济古代文化村。村里的街道和建筑和当年第一批欧洲移民来到这里的情况完全一样。村子里还设有古代市场，旅客们可以选购各种古式木器、土产皮革、手工艺品，以及五光十色的贝壳和闪闪发光的珠宝。在海边还准备了独木舟，供游人在珊瑚中畅游，领略岛国风光。斐济已成为南太平洋上的旅游中心之一。
为了增加旅游收益，斐济政府给予旅游业和旅游业设施以税收和关税特惠权。斐济的第五个发展规划就把旅游业作为国家经济发展的支柱之一放在突出位置。为此，政府制定了旅游业发展战略，鼓励建立更多的上档次的宾馆，推动地方参与，更多地吸引来自发达国家的游客，确保旅游收入逐年增加。^[49]1997年制定的《斐济旅游业发展规划》(1998—2005年)明确指出了斐济在发展旅游业方面存在的优势，即未受污染的环境、优美的自然风光和丰富的文化遗产。为促进旅游业发展，斐济政府采取了下列步骤：建立旅游发展区，首先在纳迪湾建立试验区;增加对旅游业的投资;增加对斐济旅游局的资助;加强对几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等工作。旅游业现在是斐济最大的创汇产业，外汇收入中的75%来自旅游业。旅游业也是一个吸收劳动力最多的部门。目前有4万人在旅游部门工作，占就业人数的15%。^[50]2001年，斐济旅游业收入达4.96亿斐元，占GDP总额的23.5%。入境游客人数为34.8万人。^[51]
西萨摩亚在独立以后，其民族政府重视发展旅游业，鼓励当地居民修建旅馆，旅馆开业后即可享受五年免税优待，政府还在首都阿皮亚和乌波卢的西端建造了新型的旅馆和飞机场。1976年，到西萨摩亚观光的外国游客达到3.5万多人次。2000年，入境游客达87690人次，旅游收入为1.3307亿塔拉，较1999年增长6%。旅游业因创汇潜力大，被列为2000—2001年度优先发展领域。为此，政府采取加大宣传力度、促进饭店业发展等措施，大力发展旅游业。2001—2002年度，政府为旅游局提供270万塔拉的营运费用。政府还大力支持国家航空公司的发展，为旅游业发展提供必需的基础设施，但影响旅游业进一步发展的主要原因仍是国内基础设施不足和国际航班少。^[52]
巴布亚新几内亚在发展旅游业方面存在诸多困难，如资金投入匮乏、运力不足，旅游项目单一等，但近年来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在打造特色旅游项目、制定旅游发展规划和旅游宣传等方面大做文章。巴布亚新几内亚旅游促进局推出包括提供财政激励政策在内的一揽子方案，鼓励投资者前来开发特色旅游项目。可行的可供投资的探险旅游项目有潜水、冲浪、徒步旅行、山地车运动、浅水木筏等，可行的可供投资的趣味性项目有观鸟、赏蝴蝶、钓鱼比赛、自然风光摄影和生物学研究等。^[53]
南太平洋岛屿国家国小、人少，旅游资源较为孤散，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游客在此滞留观光的时间。因此，整合旅游资源，集聚规模效应，这在南太岛国已形成共识。为促进地区旅游业的共同发展，20世纪80年代中期，南太平洋13个国家共同成立了区域性旅游组织——南太平洋旅游组织。该组织的目标是推进本地区旅游事业的发展，因而得到各国政府的积极响应与支持。^[54]
各国政府越来越重视旅游业的发展，说明旅游业在岛屿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推动作用。然而，有人担心旅游业可能给传统文化和本土道德带来消极影响;可能造成卫生和环境污染问题;导致有些经济部门把土地卖给外国资本家，使未来的农业发展因土地不足而受到损害等。事实证明，这些担心和忧虑不无道理。因此，正确处理旅游开发与文化保护、景点开发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对岛屿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非常重要的。
D.改善交通，促进经济发展
岛国多山，丛林密布，河网纵横，交通不畅。殖民时期，管理当局不愿在发展交通方面倾注心力，增加投资，而控制殖民地经济命脉的各殖民地垄断公司更不愿舍资筑路，他们往往只关注通往种植园或工厂的道路是否畅通。所以，多年来，许多岛屿成了不与外界往来的世外桃源。独立后，为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融合，各岛屿国家都注意交通条件的改善。
由于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太平洋岛屿国家在改善交通状况时几乎都无一例外地把发展陆路和水路交通放到首位。
巴布亚新几内亚是南太地区的一个大国，改善交通显得尤为迫切和必要。80年代中期，各主要地区的交通网已经形成，并且有较好的交通配套设施，连接各省的高速公路业已修建，例如修建了高地高速公路，把五个高地省份(南部、东部、西部、恩加和基姆布省与新几内亚沿海的莫罗毕和马当省连接起来。^[55]1995年，巴布亚新几内亚公路总长为2.36万里公里，2002年达到2.5万公里。水运方面，1995年有商船约300艘，与澳大利亚、日本、新加坡、南太岛国、中国台湾和香港等国家和地区都建立了海运联系。主要港口有莫里斯比港、莱城和拉包尔等16个港口;主要航运公司有新几内亚澳大利亚运输公司、新几内亚快运公司和南太论坛运输公司等。空运方面，巴布亚新几内亚最大的航空公司为国营新几内亚航空公司，设有飞往巴布亚新几内亚各主要城市及澳大利亚、新加坡、菲律宾和所罗门群岛的航线。此外，巴布亚新几内亚还有六七家私营航空公司，多经营直升机等小型运输飞机。有注册机场492个，大多数为设在偏远地区的小型机场，只有少数机场可停降大型飞机。国际机场有莫里斯比国际机场、莱城机场、韦瓦克机场、哈根山机场和达鲁机场。^[56]
斐济政府意识到基础设施建设与经济发展之间有着密切的拉动关系。70年代，斐济有各级公路2500公里，其中不到4%的公路是沥青路面或者是焦油沥青路面。铺上焦油沥青的主要公路段是从巴城到塔瓦以及苏瓦到瑙索里机场。而同期全国共有铁路700公里，其中560公里在维提岛上，有145公里在瓦努瓦岛上拉巴萨周围。这些铁路主要是用来运输已收获的甘蔗、肥料以及其他农用材料，也可以用来输送旅客。^[57]
独立后，斐济充分利用地处南太地区交通枢纽的优势，发展陆、水、空交通。陆路交通更是飞跃发展。斐济现在的公共交通网络就其覆盖面来说被认为是较为充分的。交通的改善为乡村与城市的连接并为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岛屿农民可以利用便利的交通而接近中心市场，获取最新的市场信息来发展经济。交通的改善还可以减轻城市化的压力。乡村道路的改善对支持旅游设施的改进和旅游事业的发展都是必需的。^[58]90年代末，斐济公路总长达5300公里，其中沥青路面1340公里。铁路总长820公里(窄轨)。海运方面，苏瓦港系重要国际海港，可泊万吨巨轮。注册商船达747艘。苏瓦、纳迪、劳托卡、莱维卡为重要国际港口。在空运方面，1999年4月12日，成立了斐济民航管理机构，负责民航规则的制定和空运安全。同日也成立了斐济航空有限公司，这是一家政府所有的商业公司，负责瑙索里机场、纳迪机场及其分机场经营。^[59]目前，斐济拥有多条国际航线，“香港协定”确保了一条飞往中国的“通道”。斐中航空服务协定于1997年签订。有效期为五年，附有自动续签的条款。2002年底，斐济太平洋航空公司正式接洽中国东方航空公司，以探讨上海—南迪直航的可能性。
所罗门群岛公路总长1900公里，其中130公里是在首都霍尼亚拉、奥基和吉佐地区，乡村交通甚为不便。80年代中后期，政府重视交通发展，制定了交通发展规划，计划在全国建立一个把港口、机场、开发区以及每个省的中心地区连接起来的桥梁和道路交通网络。由于岛屿众多，人口多集中在沿海地区，而公路交通又不发达，所以，水路运输成为所罗门群岛最重要的交通方式。岛际之间的船运既有中央和省政府的运作，又有私人的参与。海外运输有16条固定的国际航线和13家国际运输公司。霍尼亚拉成为主要的进出口港。
汤加虽是个小国，但在发展交通方面也不甘落后。该国现有公路总长约为1030公里。水运方面以各岛轮渡运输为主，共有六个海港。汤加塔布岛的努库阿洛法港和瓦瓦乌岛的纳阿夫港可停靠远洋货轮。空运方面，辟有至澳大利亚、斐济、萨摩亚和日本等国的航线。机场共有六个。皇家汤加航空公司同外国航空公司合股经营国际和国内航空业务，开设了汤加至奥克兰、悉尼、斐济、萨摩亚及夏威夷的空运业务。其他国家如基里巴斯、瑙鲁、西萨摩亚、图瓦卢、瓦努阿图近年来都在重视海运发展的同时，对陆路和空中运输也都给予相当的重视。像瓦努阿图各主要岛屿都有机场。维拉港有国际机场，直飞澳大利亚、新西兰、斐济、所罗门群岛和新喀里多尼亚。瓦努阿图航空公司是该国唯一经营国际航线的公司。国内航线近10条。瓦努阿图还是新兴的船旗国，目前有约600条船悬挂瓦努阿图国旗。中国与瓦努阿图的海运航线有天津或上海——釜山——维拉港，广州——香港——悉尼——维拉港。
值得一提的是，为有效利用有限的航空资源，太平洋岛屿国家目前正在执行一项称之为“开放天空”的战略。为此，有关国家达成了《太平洋岛屿航空服务协定》，允许协定成员国的航空公司更多地利用相互之间的航线。^[60]这一协定的生效必将推动太平洋岛屿国家航空业的进一步发展。
(3) 经济增长缓慢或处于停滞状态
由于传统经济形态仍在西南太平洋岛屿国家中占据主导地位，所以，这一地区的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仍取决于这些传统产业的发展及其前景。既然如此，那么这些传统产业的经营状况及其前景如何呢?种植业是农业的主要生产形态，种植的作物仍以热带水果为主。由于自然灾害的频发，这些受自然环境影响较大的作物深受其害，而国际市场的动荡又对这些季节性且不易储藏的产品极易造成严重冲击，所以，农业生产率低下是一个长期存在的现象。除此之外，移民还对传统的农业经济带来挑战。从事农业尤其是粮食生产的工作正失去优势，年轻人当中从事这一劳动的人越来越少，他们的父母希望自己的子女去找一份白领工作，年轻人涌到城市的后果是把重担压在那些仍然呆在农村的人身上。依赖于进口和加工食品是这些国家共有的特点。那些原本能够生产自己绝大部分粮食的国家现在却正进口绝大部分粮食。一些更为年轻的人正在受饥挨饿，因为他们不知道如何去种植庄稼或采集他们周围的食物。公共资金投向那些出口食品的生产而不是本地的粮食生产。^[61]
矿产资源属不可再生资源，矿产的开采虽然一度能改善一国的财政状况，并且给人们生活水准的提高带来帮助，但很难从根本上解决一个国家的可持续发展问题。这一地区渔业资源丰富，特别是200海里专属经济区的建立，使得渔业产品成为很多国家主要出口商品之一。^[62]但岛屿国家在渔业开发方面大都面临资金短缺或技术不足等问题，虽与一些外国政府或跨国公司开展过合作，但基本上无利可图。近年来，很多太平洋岛屿国家都把发展旅游业作为振兴经济的手段之一，但在吸引游客方面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困难，如大多数航空公司属政府所有，客机数量少，客源严重不足，航空公司的财政基本上入不敷出。有些航空公司由于旅客少，为吸引更多的乘客，只得允许乘客携带更多的包裹和行李，这样，太平洋岛屿的乘客也许是世界上携带物件最重的乘客，而航空公司却为此损失了可观的收入。正如萨摩亚国家航空公司——波利尼西亚航空公司总裁约翰·费兹吉拉德说：“我们不得不允许每位乘客携带92千克而不是77千克的物品。”^[63]
较为单一的经济结构模式决定了其产品出口基本上是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初级产品为主，如农业以出口干椰肉、椰子油、可可、水果、卡瓦为主;海产品以鲜鱼和罐头鱼、珍珠和海草为主;林业以木材、矿业以黄金为主，如1993年，所罗门群岛仅林业产品出口就占出口总额的56.7%。^[64]即使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瓦努阿图和斐济，同期林业在出口产品总额中的比重也相当可观，分别占到16%、13%和7%。^[65]由于岛屿国家产业结构基本相同，它们之间发生贸易的可能性较小，交易的份额也不大。而在国际市场上，由于小国寡民并且远离世界主要市场，这些小国面临高昂的商品贸易成本，利润空间相对较小。在通常情况下，商品进口价值五倍于出口价值，因此，绝大多数岛屿国家都出现大量的贸易逆差。贸易逆差所带来的财政赤字只能依靠国外汇款、旅游收入以及海外发展援助资金来填补。^[66]财政赤字很可能扩大对收支平衡、外汇储备、银行系统的机动性以及最终对信心、投资以及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67]
在过去的十几年间，几乎所有的国家在人口持续增加的情况下却见证了经济的低增长或停滞不前的现象。在一些国家，现有的财政资源不得不用于与台风有关的重新安置和人道主义援助方面。经济缓慢增长的后果在乡村地区体现得最为明显，成为改善人们生活水平以及促进人的发展的一个限制性因素。^[68]
(4) 岛屿国家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边缘地位更加突出
根据W.W.罗斯托在《经济增长的阶段》(1960年)一书中确定的模式，现代化过程可以分为五个时期或阶段：第一阶段是传统社会阶段，它在经济上的特点是技术水平低，农业资源高度集中，生产率极低。第二阶段是为发展准备基本的先期条件的阶段，也就是形成了集中高效的民族——国家，人们对经济发展普遍抱有信心。在这个过渡阶段，资本被动员起来，商业活动高涨，技术得到发展，政府开始推动经济增长。这个阶段发展到一定程度，便进入第三个“起飞”阶段——社会“直接挂挡”。由这个阶段，社会靠自己的动力开启第四阶段，即“走向成熟”，直到进入第五阶段——“群众高消费阶段”。^[69]根据现代化的这一发展模式，西南太平洋地区绝大部分岛屿国家尚未完全处在在第二阶段，也就是说，它们中的大多数仍处在第二阶段的初期或中间阶段。这就是西南太平洋地区的经济发展现状。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经济全球化进程在加快。经济全球化将各国经济卷入世界经济潮流之中，但在全球经济体系中，各种市场结构在全球范围内产生一种不平衡发展的中心—边缘模式。处在中心的是富裕的、组织良好、强大的社会，处在边缘的是贫穷、无秩序的弱小社会。^[70]世界经济的这种不平衡结构由来已久。它是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以及在全球范围内的殖民扩张而逐步建立的。当资本成为一种扩张的利器时，没有资本或少有资本的国家或地区就不可避免地沦为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的附属部分。当军事优势和政治霸权思想结合时，资本的扩张就无孔不入，无所不往了。
这就是“一种以资本主义核心区域为主导、而不是以各国各地区平等互利为基础的世界经济秩序，是一种令人称之为国际经济旧秩序的世界经济秩序”^[71]。这种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旧秩序在其构建之后虽在不同时段受到了来自包括民族国家在内的不同经济主体、不同部门的挑战，但其基本架构依然牢固。虽然全球化为各经济体提供了参与全球生产、贸易和投资的机会，但这看似平等的平等实则不平等。因为在这自然分工中，各经济体由于其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份额存在差异，所以，它们在制定和影响全球经济和贸易发展规则方面所扮演的角色就有主次之分。从世界银行统计的各项发展指标来看，西南太平洋岛屿国家属当今世界最不发达国家之列。所以，在多边贸易体制谈判以及全球贸易规则的制定中，西南太平洋岛屿国家既不受重视又无法对其决策进程产生影响。
虽然岛屿国家一直在呼吁：它们是特殊的且理应受到特殊对待的国家，但是这一愿望与要求难以顺遂。因为全球化世界的新规则是由那些对小国或特殊状况毫无兴趣的人制定的。全球化的全部逻辑就是规则的标准化。^[72]对所有经济体来说，规则的标准化看似是一种公平的选择，即规则面前人人平等，但当规则所作用的对象由于历史与现实的原因而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也就是说，有的国家已经非常发达，有的国家甚至连吃饭穿衣都成为问题时，那么这种不问青红皂白的一体化规则其实是在保护已富者的既得利益，并且在日益竞争的国际环境中，继续充当发达国家牟取不正当竞争利益的护身符。
由此可见，全球化似一柄双刃剑，它虽为所有经济体提供了一个参与全球经济分工的机遇，但极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旧秩序使得不发达国家始终处在一个受人调配和任人宰割的地步，西南太平洋岛屿国家尤甚。眼下正值全球金融危机，当欧美发达国家因债务问题而导致全球资金链吃紧时，那些中小国家尤其是像西南太平洋岛屿国家所面临的情况则更加窘迫，因为这些国家处在全球的边缘角落不被人们所关注，国际金融组织或集团已将主要甚至全部精力放在发达经济体上，中小国家的利益不仅得不到这些机构资金的照顾，而且还会出现原来的资本流出加剧的现象，造成这些国家的资金严重短缺，经济每况愈下，其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边缘地位更加显著。
3.城市化：自发与无序之路
城市化是与经济发展水平相一致的。经济发展水平高，城市化程度则高;反之亦然。这一原理同样适用于西南太平洋岛屿国家。然而，独特的地理面貌、小国寡民的国家特质以及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不仅制约经济发展模式，也对这一地区的城市化进程产生本质性影响，使得这一地区的城市化之路呈现一种自发特征，因而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化水平较低。
西南太平洋岛屿国家的绝大部分居民分布在农村地区，以靠食物和现金收入为生。在与西方人接触之间，这一地区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城市。殖民期间，城市是围绕着西方人的行政和商业中心建立起来的。如在西方人到来之前，斐济的列武卡城曾是一个位于大海与高耸的山丘之间狭长地带的小村庄;欧洲人殖民50年后，列武卡有了相当的发展，并且取得了作为太平洋的一个主要港口和贸易中心的重要地位。1870年以后，它成为斐济的政治首府，直至1882年斐济新首府迁至苏瓦时为止。此间，列武卡是个较繁荣的城市。在城的南端建造了一个优良码头，还有许多从海滨街向外直接建造的比较小的码头。当地政府建立以后，城市街道、台阶、下水道和供水设施也得到了改善。1881年，列武卡有90家铺子，殖民人口1000人以上，而当时苏瓦只有200人。^[73]由此可见，早期的城镇居民绝大多数不是土著，而是殖民者和外来移民。
在西方世界早已完成城市化这一阶段时，作为西方世界的前殖民地，西南太平洋岛屿地区也在20世纪下半叶乃至晚些时候开始步入城市化轨道。推动城市化进程的原因很多。首先也是最基本的因素是人口的自然较快增长。在美拉尼西亚地区，所罗门群岛和瓦努阿图的人口年均增长率超过2.8%，巴布亚新几内亚达到2.3%。^[74]人口的不断增加对陆地面积有限的岛屿国家提出了新的课题，因为乡村吸收持续增加的劳动力以及让他们呆在农村的能力非常有限。而在城市，一些新兴产业的兴起、政府官僚机关的集中以及逐渐发展的服务业对农村富余的劳动力是一个不小的吸引。如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城镇化进展较快。1960年，只有3%的土著人生活在城市，到了1980年，有28%的土著移居到城镇。斐济的城市化呈现稳步发展的特点。1976年有37%的人口居住在城市，1986年为39%。90年代经济的发展为斐济的城市化注入了新的活力。1996年，有46%的人生活在城市。^[75]经济机会以及服务的缺乏“迫使”人们离开乡村，而对有偿劳动和现代生活方式的渴望吸引他们进入城镇。一位来自劳群岛的年轻人说：“劳群岛不似维提岛现代化;这就是我为什么要来这里找工作的原因。我把我应支付的金镑和税款向劳群岛缴纳。我们劳群岛的农村依然是古老斐济的样子。”^[76]但总体来看，西南太平洋岛屿国家的城市化程度并不高，水平也较低。具体表现在如下方面：
第一，人们对城市概念的认识较为模糊。
在西南太平洋岛屿国家，对于城市与乡村的划分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不同的国家是依照自己的居住模式来划分的。在一些环礁国家，由于规模小以及缺乏乡村安置的陆地，所有的田园乡村和城镇都被划为城市。瑙鲁就是由于它的人口分布的独特性以及密度较大而把所有的人口都视为城镇人口。在一些较大的国家，所有城市边缘区域都被纳入城市范围之内。如此一来，库克群岛、瑙鲁等有超过50%的人居住在城市区域;斐济、基里巴斯、纽埃、汤加和图瓦卢，城市人口占30%到50%。^[77]由此可见，这一地区的城镇与乡村尤其是与城郊的界限是相当模糊的。虽然在一些国家，居住在所谓的城市区域的人口比例较高，但这些人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市民，他们既没有工作，也未享受到一般的城市市民的待遇，只是自然区域的位置或者是出于政府管理的需要，他们才稀里糊涂地成为城里人。
第二，城市发展缺乏有法律保障的规划指导。
城市是以规划需要为特征的。一个城市的有序和健康发展离不开合理科学的规划。在广泛的意义上，城市规划描绘了城市区域的发展前景，包括城市用地的大小以及作何用途、人口发展水平及其密度、基础设施建设等等，当然还包括如何来执行这些规划。在西南太平洋地区，除斐济外^[78]，很多城市发展都缺乏法律指导下的规划。如萨摩亚的阿皮亚以及汤加的努库阿洛法都没有适用法律的城市规划。
换句话说，这些城市即便存在指导其发展的规划，但由于缺乏法律保障，城市规划如同纸上谈兵，得不到真正有效的执行。有些城市拥有短期发展规划，但指导其发展的长期战略规划阙如。有些城市干脆就没有任何形式的发展蓝图。总而言之，这一地区的城市发展是处在自发或无序的状态之中。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有很多。首先，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当局，对城市发展均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其次，城市规划专家的缺乏、软弱的行政安排以及过分在意土地所有者的利益，这些均对城市规划产生不利影响;最后，在一些传统领导结构在城市管理中仍有重要影响的国家，采纳法定规划程序来解决一些实际问题是相当困难的。^[79]
第三，城市的发展对整个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拉动作用有限。
城市化是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在城市区域，基础设施和社会服务对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发展至关重要。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统计数据表明，国民生产总值中日渐增长的部分是由城市区域来完成的。这是一个可以理解的现象，因为城镇生产的产品和提供的服务得益于规模经济和外部世界的市场，并且享受比乡村生产的产品更有利的贸易条件。但在西南太平洋岛屿国家，城市规划和土地使用方案往往被中央和地方政府所忽视，很多规划和方案得不到切实执行或被更加广泛的社会所理解;纠结于日常的土地边界以及所有权之争意味着城市的战略规划以及政策问题很少被纳入当地政府的决策议程。^[80]
在某些地方，城市规划被执行了一段时间，但在很大程度上它未与国家经济规划建立适当的联系，即使在形成国家经济发展规划期间，决策部门与所有相关部门以及政府内外的利益阶层进行了广泛的磋商，但将城市规划与经济规划有机联系起来的非常理想的程序并没有取得，结果造成了城市的自发和盲目发展。在这种环境下，首都城市自然是一枝独秀。如斐济首都苏瓦，在1996年的人口就四倍于第二大城市卢特卡。有人预测，苏瓦人口在今后40年还将翻一番。苏瓦的一个特征就是它不仅包括外围的拉米和纳西努镇以及所有城市边缘发展区域，还包括曾经是蔗糖主要生产中心的劳梭里镇。阿皮亚是萨摩亚唯一的城市中心。在所罗门群岛，除了霍尼亚拉外，就没有大的城市中心。在瓦努阿图，除了维拉港和卢干维里外，也没有其他城市中心。这些大城市或城市中心的各个区域之间联系较为松散，缺乏必要的行政联合和经济互动，这种条块分割和松散状态既不利于统一规划的拟定，对整个区域乃至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带动作用也非常有限。
第四，城市管理水平低下，滋生的社会问题较多。
由于政府管理者并没有就城镇的发展制定任何规划，这使得城镇的发展处在一种自发或无序的状态。如来自农村的斐济人往往是依靠那些已在城镇里定居下来的亲戚们过活，从而造成了住房严重拥挤的现象。由于他们的家庭一般都留在村里，所以，村里需要房屋的数量并没有减少。在一些人口比较稠密的地区，人们要取得盖屋的草料、竹子和其他木材的供应，都感到比较困难了。在城镇生活的人虽然不像往日那样在田间地头劳作，但衣食无着以及无所事事困扰着他们。在城市，能够找到一份工作已够幸运的了，但没有稳定的住房倒是司空见惯，只有少数雇主有条件为其雇工提供住房，而绝大多数来自乡村的雇工不得不为自己有一个落脚之地而发愁。这样，擅自定居在城镇中的某一个疏于管理或不被看好的地方，就是司空见惯的事。如70年代的苏瓦市，极度拥挤、卫生条件不良、供水不足和类似的另外一些情况，是该市许多住宅区的特点。到了20世纪60年代，随意定居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已成为一个公认的社会问题。虽然很多定居地已是人口拥挤、肮脏不堪，房屋简陋，但是，这些地方逐渐发展类似于乡村的有着共同种族——语言背景的社区。如何加强对这一特殊群体的管理成为地方政府较为头痛的一个问题。有的地方政府是通过一纸契约形式将政府所有的土地分配给这些定居者，并在其周围修建道路、提供电力和水源等。
失业是南太平洋地区与城市化有关的另一个主要问题。很多就业政策和规划重视正规的部门，而不是非正规的部门或粮食生产部门。小型企业的发展潜力仍然没有得到开发。在莫里斯比港，有高达1/3的城市人口正在寻找工作。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其他城市中心，失业率超过10%。由于新的一批年青一代加入劳动大军，失业人数逐年攀升。城市定居者的无所归依以及巨大的心理落差导致了酗酒、吸毒和家庭暴力的上升，这已成为巴布亚新几内亚众人知晓的一个社会问题。失业也成为大城市犯罪率上升的因素之一。在莫里斯比港，大约有69%的失业人员都曾有犯罪记录。^[81]由于城市化所带来的某些负面影响，健康已成为穷人中最严重的问题。由于较大的市镇农业机会受到限制，以及传统食物供应制度不再产生作用，所以，穷人中总体营养状况近年来逐年下降。在一些人口密集的环礁，过分拥挤正在导致呼吸道疾病的产生，如基里巴斯的塔那瓦，不充分的卫生设施导致水生有壳动物(如牡蛎、贻贝、蟹以及虾等可食用者)的污染，导致了胃肠疾病和传染性肝炎的爆发。^②
在城市生活的无序状态下，没有工作或其他消遣资源的人往往游手好闲、拉帮结派。他们抢劫房屋、商店，偷盗汽车。70年代初，这种社会问题仅限于莫里斯比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已向其他都市的中心甚至很多乡村地区发展，经常干一些无缘无故的暴力恐怖活动。中产阶级的城市市民被迫生活在用电线围成的高墙之内，低收入的家庭受条件所限，常常成为城市犯罪的牺牲品。在某些省份，这些犯罪团伙往往将触角伸向政治领域，一些政客利用这些黑帮势力替自己壮胆甚至威胁、打击其竞争对手。^[82]
城市化是现代化的动力，也是现代化的标尺之一。这是一种通常的标准。从广义上讲，城市化是指传统的、落后的乡村社会向现代的、先进的城市社会转变的历史过程。从狭义上说，城市化是指在工业化过程中，城市人口迅速集中、城市数量不断增加、城市功能更加适应工业化、城市在国家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逐步强化的历史过程。以上观之，西南太平洋地区城市化的发展是相对滞后的，但对于这样一个土著文化源远流长且深厚的特殊区域来说，过度城市化是不可取的。过度城市化不仅没有可能带来经济繁荣，相反还使农业衰败、乡村凋敝，使得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贫富悬殊;造成人口大量涌入少数较大城市，并在那里形成规模不断扩大的城市贫困区。而滞后城市化也会带来一些问题，如不利于经济的快速增长以及居民生活水准的稳步提高。所以，联合国FPA的太平洋地区代表纳吉布·阿西夫就曾敦促太平洋地区的决策者去接受城市化并且积极地予以应对。他说：“如果城市化被很好地掌控的话，如果移民能拥有工作，那么它就可以成为经济增长的机遇。”^[83]

[1] G.D.Berreman,‘Scale and Social Relations Thoughts and Three Examples’ in Fredrik Barth（ed.）,Scale and Social Organization，Oslo:Universitetsfǒrlaget，1978,p.53.
[2] Stephanie Lawson,The Failure of Democratic Politics in Fiji,pp.234-275.
[3] 汪诗明:《20世纪澳大利亚外交史》，第51页。
[4] 王成家:《世界知识年鉴2002/2003年》，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043页。
[5] Centre for Democratic Institutions,Report from the Canberra retreat on ‘Parliamentary Democracy in the Pacific Islands’，22-26 Novermber，1999，Centre for Democratic Institutions，Canberra,p.3.
[6] 戴维·赫尔德:《民主的模式》，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210页。
[7] Economic and Social Commission for Asia and the Pacific，Integrating Economic and Environmental Policies:The Case of Pacific Island Countries,New York:United Nations,2004,p.132.
[8] ‘Chiefs Today:Traditional Pacific Leadership and the Postcolonial State’，http://www.highbeam.com/doc/1G1-78334370.html.
[9] J.W.库尔特:《斐济现代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125—129页。
[10] Erich Kolig,Hermann Mūkler（eds.）,Politics of Indigeneity in the South Pacific:Recent Problems of Identity in Oceania,p.132.
[11] Stephanie Lawson,‘Democracy，Power and Political Culture in the Pacific’,The Journal of Pacific Studies，Vol.29，No.1，2006,pp.94-95；Serge Tcherkezoff,‘Is Aristocracy Good for Democracy?A Contemporaty Debate in Western Samoa’，in Jurg Wassmann（ed.）,Pacific Answers to Western Hegemony-Cultural Practices of Identity Construction,p.418.
[12] 戴维·E.阿普特著:《现代化的政治》，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1年，第41页。
[13] 同上书，第62页。
[14] 何谓移民社会？是基于移民人口数量的考量还是从移民在所在国所处的社会地位来判断？笔者认为，这两个因素都应考虑。前者是基础，后者是本质。没有前者，就无从考察后者。就西南太平洋岛屿国家来说，只有在斐济，印度族裔斐济人口已超过土著族裔斐济人口，但斐济还是一个以土著斐济人为主的国家。
[15] “所罗门群岛暴乱，唐人街店铺被焚烧及数百华人”，http://www.xici.net#b615540/d36726095.htm.
[16] Economic and Social Commission for Asia and the Pacific，Integrating Economic and Environmental Policies:The Case of Pacific Island Countries,pp.131-132.
[17] Craig Collins,‘Conflict Prevention and Human Rights in the Pacific Islands’，http://www.nieuwsbank.nl/papua-lobby/15collins.pdf.
[18] J.W.库尔特:《斐济现代史》，第136—138页。
[19] Asian and Pacific Development Center and South pacific Bureau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Business and Investment Environment in South Pacific（Fiji，Papua New Guinea，Solomon Islands，Tonga，Vanauta），vol.3，Asian and Pacific Development Center and South pacific Bureau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1987,p.6.
[20] J.W.福克斯、K.B.坎伯兰:《西萨摩亚—热带波利尼西亚的土地、生活及农业》，第212页。
[21] 王成家:《世界知识年鉴2002/2003》，第1034—1035页。
[22] Robert Gillett，et al.,Tuna:A Key Economic Resource in the Pacific Islands-A Report Prepared for the Asian Development Bank and the Forum Fisheries Agency,Asian Development Bank,2001，preface.
[23] 王成家:《世界知识年鉴2002/2003》，第1078页。
[24] T.A.唐纳利:《斐济地理》，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15—117页。
[25] Asian and Pacific Development Center and South pacific Bureau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Business and Investment Environment in South Pacific（Fiji，Papua New Guinea，Solomon Islands，Tonga，Vanauta）,p.8.
[26] 斐济群岛驻华使馆网站:重点产业介绍。
[27] Asian Development Bank,Tonga Natural Resource Use and Sustainable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Asian Development Bank,2002,p.176.
[28] Asian and Pacific Development Center and South pacific Bureau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Business and Investment Environment in South Pacific（Fiji，Papua New Guinea，Solomon Islands，Tonga，Vanauta），参见所罗门一章。
[29] “谅解备忘录”，参见斐济群岛共和国驻华使馆网站。
[30] 驻汤加经商处:“我援汤示范农业项目举行技术培训结业典礼”，2010-11-19。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汤加王国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网站。
[31] 驻斐济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斐济农业部制定2008年发展规划”。网址:http://nc.mofcom.gov.cn/news/5537395.html.
[32] 约翰·亨德森:《大洋洲地区手册》，第341—342页。
[33] Asian and Pacific Development Center and South pacific Bureau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Business and Investment Environment in South Pacific（Fiji，Papua New Guinea，Solomon Islands，Tonga，Vanauta）,pp.106-108.
[34] “巴布亚新几内亚农业下游加工项目”，《经济参考报》，2003年7月23日。
[35] Asian and Pacific Development Center and South pacific Bureau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Business and Investment Environment in South Pacific（Fiji，Papua New Guinea，Solomon Islands，Tonga，Vanauta）,p.11.
[36] 参见斐济群岛共和国驻华使馆网站。
[37] 童晓光、关增淼:《世界石油勘探开发图集》（亚洲太平洋地区分册），石油工业出版社，2001年版，第190页。
[38] “巴布亚新几内亚——中国投资家的最佳选择”，http://www.cafte.gov.cn/gwnykj/20081021/6125.asp.
[39] Asian and Pacific Development Center and South pacific Bureau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Business and Investment Environment in South Pacific（Fiji，Papua New Guinea，Solomon Islands，Tonga，Vanauta）,p.11.
[40] Ibid,pp.191-192.
[41] 宫占奎:《亚太经济发展报告——1999年》，南开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41、155、292页。
[42] Asian Development Bank,Tonga Natural Resource Use and Sustainable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l,p.xv.
[43] 王成家:《世界知识年鉴2002/2003》，第1064—1065页。
[44] Asian and Pacific Development Center and South pacific Bureau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Business and Investment Environment in South Pacific（Fiji，Papua New Guinea，Solomon Islands，Tonga，Vanauta）,p.109.
[45] 约翰·亨德森:《大洋洲地区手册》，第403—408页。
[46] 韩振乾、张双鼓:《世界风情大全》，书海出版社，1991年版，第1307页。
[47] Asian Development Bank,Tonga Natural Resource Use and Sustainable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p.xxvii.
[48] “Economic and Social Survey of Asia and the Pacific 2009:Pacific Islands”，http://www.unescap.org/pdd/publications/survey2009/note.
[49] Asian and Pacific Development Center and South pacific Bureau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Business and Investment Environment in South Pacific（Fiji，Papua New Guinea，Solomon Islands，Tonga，Vanauta）,p.11.
[50] J.W.库尔特:《斐济现代史》，第150—152页。
[51] “重点产业介绍”，http://bio-visa.com/program/com/fijicn/index.php?file=detail.
[52] 王成家:《世界知识年鉴2002/2003》，第1073页。
[53] http://www.pngembassy.org.cn/html/html6.html.
[54] http://www.tcsp.com/2003-10-19.
[55] Asian and Pacific Development Center and South pacific Bureau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Business and Investment Environment in South Pacific（Fiji，Papua New Guinea，Solomon Islands，Tonga，Vanauta）,p.121.
[56] 王成家:《世界知识年鉴2002/3》，第1034页。
[57] T.A.唐纳利:《斐济地理》，第128—129页。
[58] Asian Development Bank,Republic of the Fiji Islands 1999 Economic Report,p.238.
[59] Ibid,p.236.
[60] “Recent works”，http://en.wikipedia.org/wiki/Pacific_Islands_Forum.
[61] Richard W.Baker（ed.）,The ANZUS States and Their Region-Regional Policies of Australia，New Zealand，and the United States,Praeger，1994,p.78；珍妮特·肯特:《所罗门群岛》，广东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105页。
[62] C.Conand,The Fishery Resources of Pacific Island Countries Part 2,Rome:Holothurians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1990,p.6；p.9.
[63] http://www.tcsp.com/news/press/newsletter39.shtml#headline3/.2003-10-19.
[64] R.C.Duncan,Melanesian Forestry Sector Study，Canberra:Australian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Bureau，1994,p.27.
[65] Pacific Island Economies-Building a Resilient Economic Base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Washington D.C.:The World Bank,1996,p.74.
[66] Economic and Social Commission for Asia and the Pacific，Integrating Economic and Environmental Policies:The Case of Pacific Island Countries,p.7.
[67] Salvatore Schiavo-Campo（ed.）,Governance，Corruption，and Public Financial Management，Asian Development Bank,1999,p.208.
[68] United Nations Economic and Social Commission for Asia and the Pacific,‘Managing the Transition from the Village to the City in the South Pacific’，http://www.unescap.org/huset/pacific/pacific1.htm.
[69] 特德·C.卢埃林:《政治人类学导论》，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34页；（英）彼得·华莱士·普雷斯顿:《发展理论导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66—169页。
[70] 巴里·布赞、理查德·利特尔:《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277页。
[71] 何顺果主编:《全球化的历史考察》，江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322页。
[72] Stewart Firth,The Pacific Islands and the Globalization Agenda，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00,p.185.
[73] T.A.唐纳利:《斐济地理》，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5—6页。
[74] United Nations Economic and Social Commission for Asia and the Pacific,‘Managing the Transition from the Village to the City in the South Pacific’，http://www.unescap.org/huset/pacific/pacific1.htm.
[75] Asian Development Bank,Republic of the Fiji Islands 1999 Economic Republic,Asian Development Bank,2002,p.186.
[76] J.W.库尔特:《斐济现代史》，第68页。
[77] United Nations Economic and Social Commission for Asia and the Pacific,‘Managing the Transition from the Village to the City in the South Pacific’，http://www.unescap.org/huset/pacific/pacific1.htm.
[78] 20世纪60年代初，第一批地方当局规划方案就获得批准。很多地方政府在这一领域都有着较为丰富的经验。这包括拟定临时性的规划方案、举行公开展示，并且认真对待反对意见和呼吁；取得国家权威对规划方案的法律批准；执行对所有土地的再分配、建筑以及其他基础设施建设的法定程序；如形势需要时，启动规划方案修改程序。在斐济过去40多年的规划做法中，公众看到了通过基础设施的有计划的改进以及对健康居住环境的保护而带来的好处。规划程序也提高了公众有关不同类型的城市发展所带来的社会、经济和环境影响的意识，增强了人民利用公开参与未来发展规划的机会的能力。
[79] United Nations Economic and Social Commission for Asia and the Pacific,‘Managing the Transition from the Village to the City in the South Pacific’，http://www.unescap.org/huset/pacific/pacific1.htm.
[80] United Nations 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Review of Pacific Sustainable Urban Management and Poverty Issues and Introduction of the Pacific Urban Agenda Framework’，20 February 2004.http://www.unescap.org/60/E/PIDC8_1E.pdf.
[81]② United Nations Economic and Social Commission for Asia and the Pacific,‘Managing the Transition from the Village to the City in the South Pacific’，http://www.unescap.org/huset/pacific/pacific1.htm.
[82] K.R.Howe，Robert C.Kiste，and Brij V.Lal（eds.）,Tides of History:The Pacific Island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94,pp.355-357.
[83] ‘Pacific Update:Urbanisation Inevitable but how can it be Exploited?’，http://www.islandsbusiness.com/islands_business/index_dynamic/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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