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弘明集》卷三十载有梁武帝的《述三教诗》：“少时习周孔，弱冠穷六经……中复观道书，有名与无名……晚年开释卷，犹月映众星。”照诗中所说，似乎萧衍青年时期奉儒学，中年信仰道教，晚年才改崇佛法。实际上他把自己的信仰这样分成三期，完全是一种修辞手法，最终目的还是为了抬高佛教，但他崇信儒、佛、道三教却是事实。
 与政治和教化紧密联系的儒学，历来是封建统治者赖以巩固统治政权的重要思想武器，因而尊经崇儒是梁武帝巩固封建统治实施的重要思想文化措施。史称“武帝践祚，尊重儒术，以何佟之为尚书左丞。”天监四年(505年)正月诏：“今九流常选，年未三十，不通一经，不得解褐。若有才同甘、颜，勿限年次。”置五经博士各一人。天监七年(508年)正月乙酉诏：“建国君民，立教为首，……宜大启庠斅，博延胄子。”
 天监八年(509年)五月壬午诏：“学以从政，殷勤往哲，……朕思阐治纲，每敦儒术，……其有能通一经，始末无倦者，策实之后，选可量加叙录。虽复牛监羊肆、寒品后门，并随才试吏，勿有遗隔。”天监九年(510年)三月乙丑，车驾幸国子学，亲临讲肆，赐国子祭酒以下，帛各有差。同年十二月癸未，舆驾幸国子学，策实胄子，赐训援之司各有差。由上不难看出，梁武帝对尊经崇儒，可谓不遗余力。
 从历史的发展来说，两汉时期是儒学与经学发展的黄金时期。汉武帝的“独尊儒术”，选择儒家学说作为该时代的主流文化，经学成为受到官方提倡与保护的显学，最具权威性的儒家经传大半在这一时期择定，影响深远的今文和古文学派，也在西汉形成。在西汉经学成就的基础上，东汉经学获得进一步发展，官方在尊儒崇经方面比以往力度更大，经师人数之众，文献积累之富，使之成为昔日学者艳称的“经学极盛时代”。东汉末年的社会动乱，使得经学研究急剧地由盛转衰，桓、灵年间两次党锢之祸，造成“士气颓丧而儒风寂寥”的严重后果，而董卓之乱，又导致经学文献大量散亡，加上此时经学家“多以浮华相尚”，弱化了儒学“经世”之效能。因此，刑名、法术之学为世所重，作为儒、道之学变种的玄学便趁时兴起。魏晋之际以何晏、王弼为代表的正始玄学，以及以嵇康、阮籍为代表的竹林玄学，主要表现为以道释儒;但到西晋后期，裴頠的“崇有”和郭象的“独化”之说，则主要反映出以儒释道的思想倾向了。这反映出在东汉后期和魏晋之际陷于困境的儒家学说，开始再次受到人们的重视。晋室南迁，皇室权贵、大族名士、玄风甚盛。儒学的开始复兴，则主要反映在朝廷官员和大族名士中主张儒玄双修或亦儒亦玄上。如大族王坦之，“弱冠与郗超俱有重名，时人为之语曰：‘盛德绝伦郗嘉宾，江东独步王文度。’……坦之有风格，尤非时俗放荡，不敦儒术，颇尚刑名学，著《废庄论》曰：……在儒而非儒，非道而有道，弥贯九流，玄同彼我，万物用之而不既，欣欣日新而不朽，昔吾孔老固已言之矣。”充分反映出当时士大夫亦儒亦玄、儒玄双修的思想风貌。
 大约从东晋时期起，儒学开始分为南、北二宗。究其原因，情况相当复杂，有历史的、地理的、民族的以及生活习俗等诸多因素。如儒学内部的“郑学”、“王学”之争，玄学家以道释儒以及佛教、道教的改造等等，都在不同程度、不同侧面影响着儒学的发展。而南北长期的分裂和对峙，则是形成南学和北学的一个重要政治原因^①。《晋书·儒林传序》云：
 “有晋始自中朝，迄于江左，莫不崇饰华竞，祖述玄虚，摈阙里之典经，习正始之余论，指礼法为流俗，目纵诞以清高。遂使宪章弛废，名教颓毁。五胡乘间而竞逐，二京继踵以沦胥。运极道消，可为长叹息者矣。”
 这段话表明，两晋时期的学术思想，已不羁留于儒学内部的“郑学”与“王学”之争，而是出现了儒学与玄学的结合。玄学家多以《易》、“老”并称，儒学与老庄思潮的结合，阐发经义时不拘家法、章句，这正是“南学”的主要特色。反之，在十六国和北朝，儒学家仍然固守古文经学的藩篱，以章句、训诂为学问，拒斥老庄之玄虚，这成为“北学”的主要表征。故《隋书·儒林传序》云：“大抵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世说新语·文学篇》则载，褚季野曾对孔安国说：“北人学问，渊综广博。”孔安国回答道：“南人学问，清通简要。”支遁则更形象地指出：“北人看书，如显处视月;南人学问，如牅中窥日。”
 历史发展到南朝时，随着中央皇权的相对加强，儒家在与玄、道、佛的争斗中得以进一步加强。宋文帝立儒学馆于建康鸡笼山，命儒士雷次宗主持儒学馆，聚门徒，讲学授业，文帝“车驾数幸次宗学馆，资给甚厚。”梁时“武帝开五馆，建国学，总以《五经》教授，”儒学达到了南朝鼎盛的时期。《南史·儒林传序》云：
 “逮江左草创，日不暇给，以迄宋、齐，国学时或开置，……盖取文具而矣。是时乡里莫或开馆，公卿罕通经术，……大道之郁也久矣乎。至梁武帝创业，深感其弊，天监四年(505年)，乃诏开五馆，建立国学，总以五经教授，置五经博士各一人……馆有数百生，给其饩廪，其射策通明经者，即除为吏，于是怀经负笈者云会矣……武帝亲屈舆驾，释奠于先师先圣，……济济焉，洋洋焉，大道之行也如是。及陈武创业，时经丧乱，衣冠殄瘁……天嘉(560—565年)以后，稍置学官。虽后博延生徒，成业盖寡。”
 不难看出，到南朝梁时，儒学已基本恢复了它的正宗地位。现以梁时比较有名的儒学家为例，以见儒学南宗之发展。
 伏曼容，善《老》、《易》，梁时为司徒司马。他聚徙教授，常有生徒数十百人。曾为《周易》、《毛诗》、《老子》、《庄子》作注，又撰《丧服集解》、《论语义》等。他的儿子伏暅，幼传父业，能言玄理，梁武帝时为五经博士。伏曼容的孙子伏挺，通《孝经》、《论语》，曾在建康潮沟家中讲《论语》，听者倾朝。著有《迩说》十卷，文集二十卷。
 严植之，少善《老》、《庄》，精解《孝经》、《论语》等。后习《郑氏礼》、《周易》、《毛诗》、《左氏春秋》，梁武帝时为五经博士。每当登讲时，五馆生毕至，听者千余人。曾撰《凶礼仪注》四百七十九卷。
 崔灵恩，少笃学，遍习五经，尤精《三礼》、《三传》。梁武帝时为国子博士，讲授时听者常数百人。曾集注《毛诗》二十二卷、《周礼》四十卷、《三礼义宗》三十卷、《左氏经传义》二十二卷、《左氏条例》十卷、《公羊·谷梁文句义》十卷等。
 沈峻，博通五经，尤长《三礼》。他在为国子助教时曾讲《周官》，群儒刘岩、沈宏、沈熊等皆执经下坐。迁五经博士后，于馆讲授，听者常数百人。他的弟子张及、孔子方等人，后来皆为五经博士。他的儿子沈文阿，亦通《三礼》、《三传》。及至陈代，仍为国子博士。曾撰《仪礼》八十余条，《春秋》、《礼记》、《孝经》、《论语义记》七十余卷、《经典大义》十八余卷等。
 孔子祛，孤贫好学，通经术，尤明古文《尚书》。他任国子助教讲《尚书》时，听者常数百人。曾助贺琛撰《梁官》，并为梁武帝所撰《五经讲疏》及《孔子正言》作义证。著有《尚书义》二十卷、《集注尚书》三十卷、续朱异《集注周易》一百卷，续何承天《礼论》一百五十卷等。
 司马筠，尤明《三礼》，天监初，入拜尚书祠部郎。子寿传父业。明《三礼》，大同中，历官尚书祠部郎。
 褚修父仲都，善《周易》，为当时最。天监中，历官五经博士。修少传父业，兼通《孝经》、《论语》。初为湘东王国侍郎。
 范缜，尤精《三礼》。子胥传父业，起家太学博士。
 卞华，通《周易》，遍治《五经》，天监初，兼国子助教，转兼五经博士。
 贺琛，尤精《三礼》。普通中，临川王辟为祭酒从事史，武帝闻其学术，召见文德殿，仍補王国侍郎，俄兼太学博士。
 皇侃，尤明《三礼》、《孝经》、《论语》。起家兼国子助教，召入寿光殿讲《礼记义》，高祖善之，拜员外散骑侍郎。
 沈不害，举明经，累迁太学博士。
 吴郡陆庆，遍知《五经》、《左氏传》，释褐武陵王国左常侍。
 梁武帝本人博学多通，对经学也颇有研究，著有《周易讲疏》、《制旨孝经义》、《乐社义》、《毛诗答问》、《春秋答问》、《尚书大义》、《中庸讲疏》、《孔子正言》等凡二百余卷。
 由上所述，梁武帝统治时期，儒学之鼎盛、治经人才之众多、释经著作之繁富，实为南朝之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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