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与北魏在军事上的争夺，主要表现在三个地区，一是西部的益州和梁州，即今川北和汉中地区;二是中部的汉水沿线，即今襄阳、汉江以北;三是东部的淮河沿线，即今安徽寿春、凤阳与江苏淮安、徐州一带，其中争夺最为激烈的是东部沿淮河一线的争夺。清初史学家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卷十二《南朝陈地最小》中说：“晋南渡后，南北分裂，南朝之地，惟晋末宋初最大……魏孝文帝时，宋薛安都以彭城，毕众敬以兖州、常珍奇以悬瓠俱属于魏，张永、沈攸之与魏战，又大败，於是宋遂失淮北四州及豫州淮南地。其后齐将裴寂业又以寿春降魏，於是淮北之地亦尽入于魏。故萧齐北境，已小于宋，迨梁武帝使张绍惠取宿豫，萧容取梁城，韦叡取合肥，以及义阳、邵阳之战，浮山堰之筑，两国交兵，争沿淮之地者十余年，互有胜负”。梁天监四年至六年(505—507年)张绍惠取宿豫，萧容取梁城，韦叡取合肥以及钟离邵阳之战等情况，上文已述。

梁天监六年钟离之战胜利以后，天监十年(511年)，复有朐山之捷。是年三月，琅琊民王万寿杀琅琊、东莞太守刘晰，以朐山降魏。魏徐州刺史刘昶，使琅琊戍主傅文骥入据，梁使大将马仙琕攻之，魏使荥阳太守赵遐及萧宝寅等先后往赴，皆无功。十一月，魏主诏扬州刺史李崇等治兵寿阳(今安徽淮北)，以分朐山梁军之势。刘昶本儒生，不习军旅，朐山城中粮樵俱竭，傅文骥以城降梁。十二月，昶引兵先遁，诸军相继皆溃，“会大雪，军士冻死及堕手足者三分之二”。梁将马仙琕追击，大破之，“二百里间，僵尸相属，魏兵免者什一二，收其粮畜器械，不可胜数”。刘昶单骑而走，弃其节传、仪卫俱尽，直至郯城(今山东境)，借赵遐节以为军威。魏主命黄门侍郎甄琛驰骑锁昶，穷治其败状，赵遐也被免官。这是北魏钟离之战失败后，损失最为惨重的一次。《魏书》对此役之败，颇归咎于刘昶。然《游肇传》载肇上书魏帝言：“梁于朐山(今江苏连云港)，必致死而争之。假令必得，亦终难全守。知贼(指梁)将屡以宿豫求易朐山，臣谓此言可许”。魏世宗(孝文帝子，元恪)将从之，寻而昶败。实际上不能完全归咎于刘昶。以地理形势论，朐山固非魏所能争。因朐山所在的郁州，地处梁东北边陲，民俗多与魏人交市。及朐山叛，或与魏通，梁多会必死争之。梁张稷为青、冀二州刺史时，宽弛无备，僚吏又颇侵渔。天监十二年(513年)二月，州人徐文角夜袭州城，杀死张稷，以郁州降魏，魏使前兖州刺史樊鲁率众赴之。魏臣游肇复谏魏主：“以闲远之兵，攻逼近之众，其势不敌”。魏世宗不纳。梁北兖州刺史(治今江苏淮安县东南)康绚遣司马茅荣伯讨平之。

时魏以李崇为扬州刺史，守寿春。天监十二年五月，寿春大水，裴叔业长兄之孙裴绚为扬州治中，与别驾郑祖起等谋反正，梁武帝诏假以豫州刺史，并遣将军马仙琕赴之为援，但事不及，绚被李崇所遣军战败后，投水自尽，郑祖起等皆伏诛。魏将李崇沈深宽厚，有方略，得士众心，在寿春十年，常养壮士数千人，梁军北犯无不摧破，有“卧虎”之称。梁武帝屡设反间计，授李崇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万户郡公，崇诸子皆为县侯;而魏主素知其忠笃，委信不疑。

天监十三年(514年)十月，魏降将王足陈计，求堰淮水以灌寿阳。足引北方童谣曰：“荆山为上格，浮山为下格，潼沱为激沟，并灌钜野泽。”梁武帝接受了这一意见，使水工陈承伯、材官将军祖暅视地形，梁臣咸谓“淮内沙土漂轻不坚实，功不可就”。但梁武帝不听，下令发徐、扬民凡二十户取五丁以筑淮堰，并以太子右卫率康绚为都督淮上诸军事，设堰作指挥部于钟离城，役民丁及战士合二十万，南起钟离南浮山，北抵淮水北之巉石山(在今江苏盱眙县西)，依岸筑土，合脊于淮水中流。

天监十四年(515年)四月，浮山堰将成而复溃，众虑之。或言蛟龙能乘风雨破堰，其性恶铁，乃运建康东、西二冶铁器，大则釜鬵，小则鋘锄，数千万斤沉于淮水，亦不能合，乃伐树叠木为井干沉于河底，“填以巨石，加土其上，缘淮百里内木石无巨细皆尽，负担者肩上皆穿，夏日疾疫，死者相枕，蝇虫昼夜声相合”。是岁冬，又寒甚，淮、泗皆冻，“浮山堰士卒冻死者十七八”。十一月，魏遣将杨大眼扬声决堰，康绚命诸军撤营露次以待之。遣其子悦挑战，斩魏咸阳王府司马徐方兴，魏军小却。早在是年九月，梁将赵祖悦袭据淮水西硖石，又遣昌义之、王神念水军溯淮而上，以逼寿春。魏寿春守将李崇请援，表至十余，魏使崔亮救硖石，萧宝寅於堰上流，决淮东注。十一月，亮围硖石，不克，又与李崇闹不和。

天监十五年(516年)正月，魏以吏部尚书李平为使持节、镇军大将军兼尚书右仆射，将步骑二千赴寿阳，为行台、节度诸军。与崔亮及李崇所遣水军李神合攻硖石，别将崔延伯、伊瓮生挟淮为营，舟舸不通，梁兵不能赴救，魏遂克硖石外城，梁祖悦力屈出降，被杀，梁兵被俘。李平部分诸军，将水陆并进以攻堰，时崔亮因疾请退兵，魏军乃还。其年四月，浮山堰成，其长九里，下阔一百四十丈，上广四十五丈，高二十丈，深十五丈九尺，夹之以堤，并树杞柳，军垒列居其上。其水清洁，俯视居人坟墓，了然皆在其下。或谓康绚曰：“四渎，天所以节宣其气，不可久塞，若凿湫东注，则游波宽缓，堰得不坏。”绚信之，开湫东注。又纵反间于魏曰：“梁人所惧开湫，不畏野战。”魏人信之，果凿山深五丈，开湫北注，水日夜分流犹不减。据《魏书·萧宝寅传》云：宝寅于堰上流更凿新渠，引注淮泽，水乃小减。其月，“魏军竟溃而归。水之所及，夹淮方数百里地。”魏寿阳城戍，稍徙顿于八公山，北南居人，散就冈垄。由魏军“竟溃而归”，寿阳城戍“稍徙于八公山”等情况来看，魏军还是中了梁的反间计。

初，堰起于徐州境内(浮山堰在钟离郡界，梁置北徐州于钟离)，刺史张豹子宣言，谓己必掌其事;既而康绚以他官来此监作，豹子甚惭，接着梁武帝又敕令豹子受康绚节度，豹子遂谮绚与魏交通。梁武帝虽不纳豹子言，犹以事毕征康绚还。康绚还建康后，张豹子便不复修淮堰。至九月，淮水暴涨，浮山堰被冲坏，“其声如雷，闻三百里，缘淮城戍村落十万余口皆漂入海”。魏以任城王澄为大将军、大都督南讨诸军事，勒兵十万，将出徐州来攻堰。会堰自坏，遂不行。对此事，吕思勉先生有一评论：“案淮堰大逆自然之势，即能勤修，恐亦无久而不坏之理……用兵当取远势，不当斤斤于一地之得失。自寿阳而北，梁楚之郊，所谓车骑之地，若能挫魏於此，则寿阳反在军后，其势自不可守。此正与佛狸(指拓跋焘)南略江、淮，而洛阳、虎牢、滑台遂不可固同。与其疲民力以筑堰，曷不以其暇日，大简车徒，以奇兵出襄、邓疑许、洛，而正兵出于陈、宋之郊，与虏一决胜负之为得邪?”这一评论，可谓中肯而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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