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武帝萧衍于天监元年(502年)四月禅齐建梁，至太清三年(549年)五月，饿死台城净居殿，长达47年，几与萧梁王朝相始终，这与他统治采取的政治措施和特点是分不开的。

萧衍统治的政治措施和特点之一，是他竭力调和统治阶级内部世族和寒门之间的矛盾。魏晋以来的高门大族虽然在东晋末年经受了很大打击，但是他们在社会上仍然拥有很高的地位。据有关学者研究，在南朝刘宋时代，作为宋代权力中心的录尚书事、侍中、尚书令、仆射、左仆射、右仆射、中书监、中书令等八种职官，任职者164人次，其中世族105人次，占任职总人数的64%，宗室外戚31人次，占任职总人数的19%，与东晋门阀世族鼎盛时期相比，世族占任职总数的比例大约下降了15%。萧齐时，作为权力中心的录尚书事、尚书令、尚书左仆射、尚书右仆射、中书监、中书令、侍中等七种职官，任职者97人次。其中世族53人次，约占任职总人次的55%，宗室37人次，约占任职总人次的38%。世族在南齐权力构成中的地位，与南朝刘宋相比，又有所下降，但仍占有很高的地位。^①鉴于此，因而笼络高门大族就成为梁武帝巩固统治的一贯政策。为此，他下诏“凡诸郡国旧族邦内无在朝位者，选官搜括，使郡有一人”。并诏于州、郡、县置州望、郡宗、乡豪各一人，专掌搜荐东晋以来淹没不显的旧族，使他们有参加政权的机会，作为萧梁政权的支持力量。如陈郡阳夏大族谢朏在萧齐时为士族首领，刘宋末官侍中，领秘书监。齐高帝萧道成方图禅代，照例应以侍中解玺授齐王，但他却不愿解玺授齐王，萧道成只能以另一大族，左长史王俭为侍中解玺。谢朏为此事险些送了性命，最后被萧道成免官，并禁锢五年。萧衍平京师，进位相国，表请谢朏为丞相府军谘祭酒、加后将军，谢朏不至。萧衍建梁称帝后，征谢朏为侍中、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朏仍不理，衍遣领军司马王果去朏处“宣旨敦譬”。第二年六月，朏“轻舟出，诣阙自陈”。帝笑曰：“‘子陵遂能屈志’，诏以为侍中、司徒、尚书令。”谢朏在梁朝担当台枢之任，但却无所建树，“以此颇失众望”。可梁武帝对他却非常礼遇。他有脚疾，行走不便，萧衍令他“每次小舆升殿”。他死时，萧衍还“车驾出临哭”，诏给东园秘器，赐钱十万，布百匹等，赠侍中、司徒，礼遇极重。又如齐、梁之际的袁昂，出身于东汉以来陈郡的世家大族。他在齐末任吴兴太守，“永元末，义师至京师，州郡牧守皆望风降款，昂独拒境不受命”。萧衍亲笔写信喻之曰：“夫祸福无门，兴亡有数，天之所弃，人孰能匡? 机来不再，图之宜早。”袁昂回信答曰：“窃以一餐微施，尚复投殒，况食人之禄，而顿忘一旦。非唯物议不可，亦恐明公鄙之，所以踌躇，未遑荐璧。”后建康城平，袁昂还举哀恸哭。萧衍使豫州刺史李元履巡抚东土，敕元履曰：“袁昂道素之门，世有忠节，天下须共容之，勿以兵威凌辱。”元履至吴兴宣旨，“昂亦不请降，开门撤备而已。”及至，帝亦不问其过。天监二年(503年)，萧衍任袁昂为临川王萧宏参军事，进一步打消袁昂的疑虑：“朕遗射鈎，卿无自外”。萧衍的优容，终于换得了袁昂对萧梁政权的合作。先后在梁任侍中、吏部尚书，再迁尚书左仆射、尚书令、司空等职。他在临死遗疏戒子书中说：“往添吴兴，属在昏明之际，既闇于前觉，无诚于圣朝，不识天命，甘贻显戮，幸遇殊恩，得全门户……今日瞑目，毕恨泉壤，圣朝遵古，知我名品，或有追远之恩，脱有赠官，慎勿祗奉。”这里所谓“圣朝遵古”及“知我名品”，就是指萧衍尊重高门士族，了解袁氏的社会地位和对高门大族的优容态度。其他的高门大族，如王亮官至中书监，王莹官至尚书令和丹阳尹，王瞻、王峻、王份官至侍中，王志官至中书令，王暕官至侍中、左仆射，王泰、谢览官至吏部尚书等。这些高门大族虽然官位并不低，但只停留在虚名上，并不真正掌握实权。所以形成这种情况，是有历史原因的。《梁书》编纂姚察曾说：“魏正始及晋之中朝，时俗尚于玄虚，贵为放诞，尚书丞郎以上，簿领文案，不复经怀，皆成于令史。逮乎江左，此道弥扇……宋世王敬弘身居端右，未尝省牒。风流相尚，其流遂远。望白署空，是称清贵。恪勤匪懈，终滞鄙俗。”这种风气，到梁时更加泛滥，熟悉当时士族情况的颜之推说：“梁朝全盛之时，贵游子弟，多无学术，至于谚云：‘上车不落则著作，体中何如则秘书。’无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驾长檐车，跟高齿屐，坐棋子方褥，凭斑丝隐囊，列器玩于左右，从容出入，望若神仙。明经求第，则顾人答策，三九(三月三日上巳，九月九日重阳)公宴，则假手赋诗。”即使是那些所谓“文学之士”，他们“品藻古今，若指诸掌，及有试用，多无所堪。居承平之世，不知有丧乱之祸;处庙堂之下，不知有战阵之急;保俸禄之资，不知有耕稼之苦;肆吏民之上，不知有劳役之勤，故难可以应世经务也”。(《颜氏家训·勉学·涉务》)王谢盛族，虽居高位，不亲事务。梁武帝优容他们，只是要利用士族这块招牌，他要的是士族的拥护。因而在萧梁权力中心的八种职官，即录尚书事、尚书令、尚书仆射、尚书左仆射、尚书右仆射、中书监、中书令、侍中，任职者129人次，其中世族达79人次，占任职总人次比例的61%，宗室有23人次，占任职总人次比例的18%。世族在梁代权力中心八种职官中的任职比例，与南齐相比上升60%，宗室比例下降约20%。构成比例大体恢复到南朝宋的水平。(同见《两晋南朝政治史稿》)，这说明世族政治在梁代有着一定的活力。

萧梁时在政治上实际掌握实权的，是那些出身于士族中下层的寒门或寒士。如范云、沈约、徐勉、朱异等均为寒门或寒士。沈约，吴兴武康人，祖先沈林子在刘宋时以军功起家，既是南人，又非高门。范云是东晋范汪的六世孙，亦非士族中的高门。沈、范两人均是萧衍“竟陵八友”之一。徐勉是东海郯人，《梁书》卷二十五本传说他“幼孤贫，早厉清节”。徐勉戒子书也说：“吾家世清廉，故常居贫素”。周捨是汝南安城人，周顗的八世孙。他虽属一流高门，但和何敬容相似，明习吏事，故参与机密二十余年。他们在梁武帝统治时期均执掌实权。据《通鉴》记载：天监二年(503年)“五月丁巳，霄城文侯范云卒。云尽心事上，知无不为。临繁处剧，精力过人。及卒，众谓沈约宜当枢管。上以约轻易，不如尚书左丞徐勉。乃以勉及右卫将军周捨同参国政。捨雅量不及勉，而清简过之，两人俱称贤相，常留省内，罕得休下。勉或时还宅，群犬惊吠，每有表奏，辄焚其稿。捨预机密二十余年，未尝离左右，国史、诏诰、仪礼、法律、军旅谋谟，皆掌之。与人言谑，终日不绝，而竟不漏泄机事，众尤服之。”《梁书·朱异传》也说：“自周捨卒后，异代掌机谋。方镇改换，朝仪国典，诏诰敕书，并兼掌之。每四方表疏，当局簿领，谘询详断，填委于前，异属词落纸，览事下议，纵横敏赡，不暂停笔。顷刻之间，诸事便了。”

梁武帝重视门阀士族的中下层，还从培养和选拔人才的制度上采取了措施。天监四年(505年)置五经博士各一人，“各主一馆。馆有数百学生，给其饩廪。其射策通明者，即除为吏”。《隋书·百官志》记载：“旧国子学生限于贵贱，(武)帝欲招来后进，五馆生皆引寒门俊才，不限人数”。天监八年(509年)五月，又下诏：“朕思阐治纲，每敦儒术……其有能通一经，始末无倦者，策实之后，选可量加叙录。虽复牛监羊肆，寒品后门，并随才试吏，勿有遗隔。”这样，寒门子弟在入学和试吏以进入仕途方面，都得到特别关注。

由此，可以看出，协调士族之间高门与寒门之间的关系，使之共同支持萧梁政权，就成为梁武帝萧衍巩固统治的一个重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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