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待功臣、优容皇族子弟和官吏是梁武帝统治实施的政治措施和具有的特点之二。在对待佐命功臣方面，梁朝与宋、齐两代有所不同。宋、齐开国之君，即位不久即死去。继位的皇帝对开国佐命之臣，特别是武将疑忌较深，因而往往多加杀戮。如宋文帝杀徐羡之、傅亮、谢晦、檀道济;齐武帝杀垣崇祖、张敬儿等，他们与开国之君或比肩共事，或效死疆场，这对继位的皇帝而言，无形中具有功高震主，潜具威胁之嫌，因而翦灭功臣便成为巩固其统治必然采取的措施之一。而梁武帝萧衍登上帝位后，对开国佐命功臣，不仅未加诛杀，且能善待。究其原因，其一、因梁武帝本身的统治就长达47年，几与梁统治相始终，社会大背景，与宋、齐不同。其二，萧衍重要的佐命文臣，如范云、沈约，原与萧衍均为齐竟陵王萧子良“竟陵八友”之一，原地位不相上下。但范、沈二人当时均以文义见长，没有什么政治实力，他们在萧衍夺取政权前后，起过参谋、顾问作用，并不会对新政权构成威胁，因而仍然成为萧衍所要倚靠和重用的力量。如范云，在梁武帝刚登上帝位的天监元年四月，即迁散骑常侍、吏部尚书，以佐命功封霄城县侯。云以旧恩见拔，超居佐命，尽诚翊亮，知无不为，武帝亦推心任之，所奏多允。一次他侍梁武帝宴，梁武帝对参与宴会的其弟、临川王宏、鄱阳王恢曰：“我与范尚书少亲善，申四海之敬，今为天下主，此礼既革，汝宜代我呼范为兄”。二王下席拜，与云同车还尚书下省，时人荣之。因而《梁书》作者，陈吏部尚书姚察评曰：范云、沈约“参与缔构，赞成帝业;加云以机警明赡，济务益时，约高才博洽，名亚迁、董，俱属兴运，盖一代之英伟焉”。其三，一些重要的武将，如王茂、邓元起、吕僧珍、曹景宗等原都是受禅前追随萧衍的部下，新政权建立后，他们均以功勋之臣，加官晋爵，更是尽忠于皇室，不会对帝位存有觊觎之心。王茂在天监元年(502年)就诏为镇军将军，后讨平江州刺史陈伯之叛乱后，为都督江州诸军事、江州刺史。天监八年(509年)，任过丹阳尹、侍中，天监十二年(513年)，出为使持节、骠骑将军、都督江州诸军事、江州刺史、卒于任。曹景宗早在萧衍为雍州刺史时，便“深自结附”，及义师起;“景宗聚众”，跟随萧衍起兵东下，梁朝建，曹景宗封竟陵县侯，为都督郢、司二州诸军事、郢州刺史。天监七年(508年)，迁侍中、中卫将军、江州刺史，“赴任卒于道”。曹景宗和萧衍关系十分密切，景宗在郢州，“鬻货聚敛”。天监二年(503年)司州被北魏攻陷，景宗被御史中丞任昉所奏，“高祖以功臣寝而不治”。梁武帝数宴见功臣，“共道故旧。景宗酒后谬忘，或误称下官，高祖故纵之，以为笑乐”。其他功臣，如邓元起，天监初，封当阳县侯，为益州刺史。吕僧珍在梁朝建立后为左卫将军，入直秘书省，后授使持节、平北将军、南兖州刺史。由此《梁书》作者，陈吏部尚书姚察评曰：“昔汉光武全爱功臣，不过朝请、特进，寇(恂)、邓(禹)、耿(纯)、贾(复)咸不尽其器力。(王)茂等迭据方岳，位终上将，君臣之际，迈于前代矣”。

梁武帝萧衍对皇族子弟和官吏十分优容，特别对诸王，宽纵尤甚，这恰酿成日后之祸根。梁武帝共八子：长昭明太子萧统，以天监元年(502年)立，中大通三年(531年)卒。统有五子：即华容公欢、枝江公誉、曲江公詧，以及、鉴。 次子为豫章王综，实为齐东昏侯子。三子为晋安王纲，昭明太子母弟。昭明太子薨后，梁武帝犹豫，自四月上旬至五月二十一日，乃决定立纲为太子。而封欢为豫章郡王、誉为河东郡王、詧为岳阳郡王、为武昌郡王、鉴为义阳郡王，以慰其心。不仅不足以消弭争端，恰复授以争夺之资，同室操戈之机，于此伏矣。第四子为南康简王绩，第五子为庐江威王续，均先武帝死。第六子为邵陵王纶，第七子为湘东王绎，即梁元帝，第八子武陵王纪。史惟言绩无贬辞，于续即言其贪残，而纶悖礼尤甚。侯景之乱后，纶既不能尽忠君父，而史更言其图谋弑逆。而梁武帝之宽纵，又不但己子，于昆弟，于昆弟之子，无不如此。如梁武帝六弟临川王萧宏“恣意聚敛，库室垂有百间”，关锁甚为严密，有人报告梁武帝，说库房里可能都是武器。他大吃一惊，认为萧宏要夺取皇位。一天，他带了昔日旧友丘佗卿前往萧宏处饮酒，半醉后对萧宏说：“我今欲履行汝后房”。未等萧宏答复，径往后房走去，间间库房，都亲自检查一遍，但见“百万一聚，黄榜标之，千万一库，悬一紫标。如此三十余间”。梁武帝与丘佗卿屈指一算，“见钱三亿余万，余屋贮布、绢、丝、锦、漆、蜜、纻、蜡、朱砂、黄屑、杂货，但见满库，不知多少”。萧宏认为这一下糟了，哪知梁武帝知库房内藏的不是武器，知道弟弟没有夺取皇位的野心，非常高兴地对萧宏说：“‘阿六，汝生活大可。’方更剧饮，至夜举烛而还，兄弟情方更敦睦”。由此可见，对萧衍来说，只要不危害其皇权，贪污聚敛是允许的。再如梁武帝的侄子萧正德和大臣子弟夏侯洪等为百姓巨蠹，多聚亡命，黄昏多杀人于道，谓之‘打稽’。时勋豪子弟多纵恣，以淫盗屠杀为业，“父祖不能制，尉逻莫能御”。可见梁武帝纵恣亲贵，诒害于民至烈。

王公贵人贪污聚敛，一些州郡官吏也毫不逊色。据《魏书·岛夷传》记载：“衍所部刺史、郡守，初至官者，皆责其上礼，献物多者，便云称职;所贡微少，言为弱惰，故其牧守在官，皆竞事聚敛，劫剥细民，以自封殖。多妓妾、梁肉、金绮，百姓怨苦，咸不聊生。又发召兵士，皆须鏁械，不尔便即逃散。其王侯贵人，奢淫无度，弟兄子侄，侍妾或及千数，至乃回相赠遗。其风俗颓丧，纲维不举若此”。这虽系敌国之记载，可能有夸大的成分，但绝非子虚乌有。试看梁将鱼弘，历南谯、盱眙、竟陵太守，他曾对人说：“我为郡有四尽：水中鱼鳖尽，山中獐鹿尽，田中米谷尽，村里人庶尽”。武将之贪鄙，更甚于文吏。梁后军将军郭祖深在上梁武帝封事中说：各级官吏“各竞奢侈，贪秽遂生，颇由陛下宠勋太过，驭下太宽，故廉洁者自进无途，贪苛者取入多径”。侯景之乱中，王伟为侯景草檄告建康城中市民曰：“梁自近岁以来，权悻用事，割剥齐民，以供嗜欲。如曰不然，公等试观：今日国家池苑，王公第宅，僧尼寺塔;及在位庶僚，姬妾百室，仆从数千，不耕不织，锦衣玉食，不夺百姓，从何得之”。可见，在梁武帝的宽纵政策下，当时官僚的奢侈腐化，肆情搜刮是十分普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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