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景既败，不知所适，时鄱阳王萧范除南豫州刺史(治寿阳)，尚未到镇，马头戍主刘神茂，素为监州事韦黯(韦叡之子)所不容，闻侯景至，驰谓景曰：“寿阳去此不远，城池险固，王次近郊，黯必郊迎，因而执之，可以集事。得城之后，徐以启闻，朝廷喜王南归，必不责也”。侯景执其手曰：“天教也”。乃至，黯授甲登城，景谓神茂曰;“事不谐矣”。对曰：“黯懦而寡智，可说下也”。乃遣寿阳徐思玉入见黯曰：“河南王，朝廷所重，君所知也。今失利来投，何得不受?”黯曰：“吾之受命，唯知守城;河南(王)自败，何预吾事!”思玉曰：“国家付君以阃外之略，今君不肯开城，若魏追兵来至，河南(王)为魏所杀，君岂能独存! 何颜以见朝廷?”黯然之，思玉出报，景大悦曰：“活我者，卿也”，黯开门纳景。景遣于子悦驰以败闻，并自求贬削，梁武帝优诏不许，景复求资给。梁武帝便以侯景为南豫州牧，本官如故，更以鄱阳王萧范为合州刺史，镇合肥。光禄大夫萧介(萧思话之孙)上表谏称：“窃闻侯景以涡阳败绩，只马归命，陛下不悔前祸，复敕容纳。臣闻凶人之性不移，天下之恶一也……今既亡师失地，直是境上之匹夫，陛下爱匹夫而弃与国，臣窃不取也”。梁武帝叹息其忠心而不用。梁武帝的这一处置，实可称是对侯景的姑息!

太清二年(548年)二月，东魏既得悬瓠、项城，悉复旧境。东魏大将军高澄数遣书于梁，复求通好(梁大同二年，和东魏通好，至太清元年，侯景投梁，其间通好十余年)，梁朝廷尚未许。高澄对被俘的贞阳侯萧渊明说：“若梁主不忘旧好，吾亦不敢违先王之意，诸人并即遣还，侯景家属亦当同遣”。渊明乃遣省事夏侯僧辩致书梁武帝称“若魏梁通好，魏当听渊明还梁。”武帝得渊明书，涕泪满面，与朝臣议之。右卫将军朱异、御史中丞张绾等皆曰：“静寇息民，和实为便”。司农卿傅岐独曰：“高澄何事须和?必是设反间之计，故命贞阳侯遣使，欲令侯景自疑;侯景意不自安，必图祸乱。若许魏梁通好，正堕其计中”。朱异等固执坚持宜和，梁武帝亦厌倦用兵，乃从朱异言，赐渊明书：“知高大将军礼汝不薄，省启，甚以慰怀。当别遣行人，重敦邻睦”。夏侯僧辩还北，过寿阳，侯景窃访僧辩全知个中情节，乃写答渊明之书，陈启于武帝，反对与东魏“求盟请和，冀除其患”。侯景又致书于朱异，送饷金三百两，朱异纳其金而不通其书。於是，侯景乃诈为邺中书，求以贞阳侯易景，梁武帝将许之。舍人傅岐曰：“侯景以穷归义，弃之不祥;且百战之余，宁肯束手就执!”谢举、朱异曰：“景奔败之将，一使之力耳”。梁武从之，复书曰：“贞阳旦至，侯景夕返”。景谓左右曰：“我固知吴老公薄心肠!”其心腹王伟说侯景曰：“今坐听亦死，举大事亦死，唯王图之!”於是始为反计，寿阳城居民，悉召募为军士，辄停责市估及田租，百姓子女，悉以配将士。元人胡三省评曰：“景之反谋彰灼如此，梁之君臣若罔闻知，其亡宜矣”。

侯景自至寿阳，便狮子大开口，征求无已，朝廷未尝拒绝。景请娶于王、谢，上曰：“王、谢门高非偶，可於朱、张以下访之”。侯景心有所惭地说：“到时将吴地儿女配奴!”又启求锦万匹为军人作袍，中领军朱异议以青布给之。又以朝廷所给兵仗不精，启请东冶锻工为其进一步锻造。侯景以安北将军夏侯夔之子潘为长史，徐思玉为司马，夏侯潘遂去“夏”称侯潘，托为侯景族子。夏侯潘之祖父夏侯详为梁朝开国佐命功臣，其子夏侯亶、夏侯夔皆宣力边陲，而其孙则完全投靠侯景。

梁武帝既不用侯景拒绝与东魏通好之言，是年五月，即遣建康令谢挺、散骑常侍徐陵等聘于东魏，复修前好。於是侯景在是后上武帝的表疏中，态度日益悖慢，反谋益甚。元贞(被侯景立为魏主)知景有异志，累上书武帝要求回朝，侯景便对他说：“河北之事虽然没有结果，江南何虑失之，何不稍稍忍耐一下!”元贞惧，逃归建康，并把侯景的反况告诉武帝，梁武以元贞为始兴内史，对侯景之事却不闻不问。

临贺王萧正德，是萧宏第三子，“少而凶慝，招聚亡命，破冢屠牛。兼好弋猎。”原来梁武帝萧衍在未生太子萧统之前，养以为子，生昭明太子后，正德返还于萧宏。天监初，封西丰侯。正德自谓“应居储嫡，心常怏怏，每形于言”。普通三年(522年)，以黄门侍郎为轻车将军，置佐史。因不满而奔魏，自称是被废太子，时齐宗室萧宝寅先在魏，上书魏帝曰：“岂有伯为天子，父作扬州(刺史)，弃彼密亲，远投它国。不若杀之”。因而魏亦不礼遇他，又自魏逃归。梁武帝哭泣着教诲一番，又恢复其本封。但正德志行无悛，常公行劫掠。及随豫章王萧综北侵，又弃军而走，为有司所奏。梁武帝在诏书中说：“汝往年在蜀，昵近小人，犹谓少年情志未定。更於吴郡杀戮无辜，劫盗财物。及还京师，专为逋逃，乃至江乘要道，湖头断路，夺人妻妾，略人子女。我每覆掩，冀汝自新，了无悛革，怨雠逾甚。匹马奔亡，志怀反噬。汝既来归，又令仗节董戎前驱。岂谓汝狼心不改，志欲覆败国计以快汝心。今宥汝以远”。於是免官削爵，徙临海郡(今浙东);未至徙所，追赦之;复以朱异之言封临贺王。为丹杨尹，坐所部多劫盗去职。出为南兖州，在任苛刻，人不堪命。从是黜废，转增愤恨。於是萧正德乃阴养死士，常思国衅。聚蓄米粟，宅内五十间室，并以为仓。自征虏亭至于方山，悉略为墅。蓄奴僮数百，皆黥其面。侯景得知这一情况后，派往日在北魏与正德相知的徐思玉送去信笺对正德曰：“今天子年尊，奸臣乱国，以景观之，计日祸败。大王属当储贰，中被废黜，四海业业，归心大王。景虽不敏，实思自效。愿王允副苍生，鉴斯诚款!”正德见笺后大喜曰：“侯公之意，暗与吾同，天授我也!”报侯景曰：“朝廷之事，如公所言。仆之有心，为日久矣。今仆为其内，公为其外，何有不济! 机事在速，今其时矣”。鄱阳王萧范也上书密启侯景谋反。时梁武以边事专委朱异，动静皆听朱异，异以为必无此理。梁武报范曰：“景孤危寄命，比如婴儿仰人乳哺，以此事势，安能反乎!”范重陈之曰：“不早剪扑，祸及生民”。梁武回复说：“朝廷自有处分，不须汝深忧也”。范复请以合肥之众讨之，梁武帝不许。朱异对萧范派来的使者说：“鄱阳王难道就不允许朝廷容有一个客人!”此后萧范的上书，朱异不为奏通。侯景还曾邀停军淮上的羊鸦仁起兵同反，鸦仁执其使以启朝廷。朱异曰：“景数百叛虏，何能为!”敕以使者付建康狱。於是侯景益无所惮，对梁武帝上书说：“如果臣反是实，应遭国法制裁;如蒙明察非实，请戮鸦仁!”并进一步上言：“高澄狡猾，哪能相信? 陛下纳其诡语，求与连和，臣亦窃所笑也。臣宁肯粉身碎骨，与高澄一决，乞江西(指长江以北)一境，受臣控督。如其不许，即帅铁骑，南临长江，旗指闽越，这样非唯朝廷蒙耻，亦是三公旰食”。梁武帝使朱异宣语景使曰：“比如贫困之家，畜十客、五客，尚能和谐相处;朕唯有一客，致有愤愤之言，这是我的过失啊”。对侯景益加赏赐锦綵钱币，信使往返不断。由此看来，梁武帝一而再，再而三的对侯景迁就、怂恿、放任，毫不加以警惕，从而终于导致侯景之祸，以败国亡身。据《南史·侯景传》载：太清二年(548年)八月，侯景“遂发兵反，於豫州城内集其将帅，登坛歃血。”以诛中领军朱异、少府卿徐驎、太子左卫率陆验、制局监周石珍为名。异等皆以奸佞骄贪，蔽主弄权，为时人所疾，故景托以兴兵，徐驎、陆验、周石珍均以苛刻为务，百贾怨之，世人谓之“三蠹”。这样，侯景便以“清君侧”为名，在寿阳正式起兵反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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