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衍在雍州，颇修武备。萧懿被诛后，正式树起了反抗萧齐王朝的旗帜，然雍州距都城建康远，且荆州(治江陵)、郢州(治今武汉)扼其卫，若使荆、郢与建康同心，萧衍虽有雄心，也难以作为。因此，联动荆州，就成为其起兵反抗，进而覆齐的必然选择。

当时，南康王萧宝融(明帝第八子)以西中郎将为荆州刺史，西中郎长史萧颖胄行府州事。萧颖胄为齐高帝萧道成从祖弟萧赤斧之子。萧懿被害后，东昏帝先遣巴西、梓潼(今四川境内)二郡太守刘山阳领兵三千，就荆州颖胄兵，共袭襄阳。萧衍洞悉东昏之计谋，遣参军王天虎诣江陵，遍与荆州府官属书，声云“刘山阳西上，并袭荆、雍”。衍因谓其将佐曰：“荆州素畏襄阳人，加以唇亡齿寒，宁不暗同耶! 我合荆、雍之兵，鼓行而东，虽韩(信)、白(起)复生，不能为建康计，况以昏主役刀敕之徒哉!”颖胄得书后，犹豫未决;刘山阳至巴陵(晋武帝太康元年立巴陵县，属长沙郡，宋武帝元嘉十六年分立巴陵郡，属郢州，即今岳阳)，萧衍复令王天虎赍书与颖胄及其弟、南康王友颖达。天虎走后，萧衍对张弘策说：“用兵之道，攻心为上。上次遣天虎往荆州，人人皆给书信;这次再遣天虎去，只有两封书函给行事兄弟，且书函中只书‘天虎口具’，及问天虎而口无所说，天虎是行事心膂(据颖胄传，天虎为颖胄亲人)，这样荆州府将佐必谓行事与天虎共隐其事，则人人生疑。刘山阳惑于众口，判相嫌贰，则行事萧颖胄进退无以自明，必入我计谋之中。这是吾用两个空书函之计而定一荆州矣。”对此，元人胡三省评曰：“萧衍举事于襄阳，智计横出;及遇侯景，庸夫之不若。岂耄邪，抑天夺其鉴也。”确实萧衍在襄阳起兵，联动荆州过程中，智计横出，下了一步绝妙之棋!

刘山阳至江安(晋武帝太康元年立江安县属南平郡)，迟回十余日，不进。颖胄大惧，计无所出，夜，呼西中郎城局参军安定席阐文、谘议参军柳忱，闭斋定议。阐文说：“萧雍州畜养士马，非复一日，江陵素畏襄阳人(言襄阳多定居北方来的侨寓户，习于战斗)，又众寡不敌，因而荆州无法制之襄阳;就算能制服襄阳，到头来也不会为朝廷所容。今若杀山阳，与雍州一同举事，立天子以令诸侯，则霸业成矣。山阳持疑不进，是不信我。今斩送天虎，则彼疑可释。这样，山阳至而图之，罔不济矣。”柳忱也说：“朝廷狂悖日甚一日，京师贵人莫不人人自危。我们荆州幸离建康远，人人得以自安。叫我们去制雍州，实际上是要荆、雍相毙耳。您不看见尚书令萧懿君吗? 以精兵数千，破崔慧景十万之众，竟为群邪所陷，祸酷相寻，‘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且雍州士锐粮多，萧雍州雄姿冠世，必非山阳可敌。若山阳失败，荆州复受失律之责，进退无可，宜深虑之。”弟颖达亦劝颖胄从阐文等计。次日晨，颖胄对王天虎说：“卿与刘辅国(山阳)相识，今天不得不借卿之头!”乃斩天虎首送示山阳，并发民车牛，声云起步军征襄阳。山阳大喜，十一月十八日，山阳至江津，单车白服，只带左右数十人诣颖胄。颖胄使前汶阳太守刘孝庆等伏兵城内，山阳刚入城门，即于车中被斩首，副军主李元履收余众请降。

萧颖胄于是以南康王宝融的名义，下令纂严，赦囚徒，施惠泽，颁赏格，以萧衍为使持节都督前锋诸军事，率军东征;以萧颖胄为都督行留诸军事，留守后方。颖胄有器局，既举大事，虑心委己，众情归之。以别驾南阳宗夬及同郡中兵参军刘坦、谘议参军乐蔼为州人所推信，军府经略，常征询他们的意见。颖胄、宗夬各献私钱、谷及换借富赀以助军，荆州长沙寺僧素富，铸黄金为金龙数千两埋土中。颖胄取之，以资军费。

颖胄遣使送刘山阳首于萧衍，且言年内时月失利，当须明年二月进兵。萧衍答以“举事之初，所藉者一时骁锐之心。若顿兵十旬，必生悔吝。且坐甲十万，粮用自竭，安可中息哉。”然实际上，萧衍仍至明年二月，然后进兵。而《梁书·武帝本纪》又载曹景宗和王茂，劝萧衍迎南康王于襄阳，先正尊号，然后进军，萧衍不从。王茂私谓张弘策曰：“今以南康置人手中，彼挟天子以令诸侯，节下前进为人所使，此岂他日之长计乎!”弘策以告衍，衍曰：“若前途大事不捷，故自兰艾(国香的兰花和低贱的艾草)同焚;若其克捷，则威振四海，岂碌碌受人处分者邪!”说明初起之时，荆雍联兵之东下，并不甚速，且二州间也不无猜疑。永元二年(500年)十二月，荆州西中郎司马夏侯详之子骁骑将军夏侯亶自建康亡归荆州，称奉宣德皇太后(文惠太子王皇后，明帝废海陵王后，出居鄱阳王故第号宣德宫)令，南康王宜为相国。永元三年(501年)三月，宝融称帝于江陵，是为和帝，改永年三年为中兴元年，遥废东昏为涪陵王。以梁武帝萧衍为尚书左仆射，加征东大将军、都督征讨诸军事、假黄钺。以萧颖胄为尚书令，监八州军事、行荆州刺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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