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史书记载：梁台建，仍下宽大之书，东昏时杂调，咸悉除省。
 天监元年(502年)四月丙寅，诏逋赋，口钱，勿复收。
 天监十六年(517年)正月辛未诏：“尤贫之家，勿收今年三调。其无田业者，所在量宜赋给”。
 普通元年(520年)，“尤贫之家，勿收常调。鳏寡孤独，并加赈恤”。
 大通元年(527年)正月辛未诏：“……尤贫之家，勿收三调”。
 大同四年(538年)八月甲辰诏：“南兖、北徐等十二州，既经饥饿，曲赦逋租宿债，勿收今年三调。”
 大同七年(541年)正月辛巳，其有流移及失桑梓者，各还田宅，蠲课五年。等等。
 以上内容中出现的“三调”、“三课”或“常调”、“杂调”等指的是什么?元朝史学家胡三省认为三调“谓调粟、调帛及杂调也”。唐长孺先生认为三调就是“租布杂税，也可能是粟、布帛与钱。”韩国磐先生也认为“三调就是租布，也就是按户征收的调粟和调帛。”我认为从“三调”名称来解释，还是胡三省的解释比较确切。《南齐书·武帝纪》载永明五年九月，“凡下贫之家，可蠲三调二年”后，接下写道：“京师及四方出钱亿万，籴米谷丝绵之实，其和价以优黔首。远邦尝市杂物，非土俗所产者，皆悉停之”。可以看出，因为蠲三调二年，故京师及四方需出钱亿万，以籴购米谷、丝绵及杂物，可见“三调”即为调粟、调帛和杂调。唐长孺先生认为三调即为租、布、杂税的解释，是三调的通俗化解释^①。
 上述调布的交纳，在南朝宋、齐时，发生了一些变化。宋孝武帝大明五年(461年)十二月甲戌“制天下民户岁输布四匹”。这是将晋时民户“岁输绢三匹，绵三斤”，改为纳布四匹，使调布略微有所减轻。及至南齐时，齐武帝永明四年(486年)五月癸巳诏：
 “扬、南徐二州，今年户租，三分二取见布，一分取钱。来岁以后，远近诸州输钱处，并减布直，匹准四百，依旧折半，以为永制”。
 这里的“户租”应是“户调”，三分之二纳布，三分之一纳钱。又《竟陵王萧子良传》载：永明中，“诏折租布，二分取钱”。所记应为一事，说明齐武帝时户调乃三分之二纳钱，三分之一纳布。租调折纳成钱交纳，从赋税发展史来说，无疑是一种历史的进步，它反映了当时商品经济的一定发展。但在封建社会，这种调布折纳制度，实际上又无形中大大加重了人民的负担。
 《南齐书·王敬则传》载竟陵王萧子良启奏云：
 “顷钱贵物贱，殆欲兼倍……今机杼勤苦，匹裁三百，所以然者，实亦有由：年常岁调，既有定期，僮恤所上，咸是见直。民间钱多剪凿，鲜复完者，公家所受，必须圆大，以两代一，困于所贸，鞭捶质系，益致无聊……凡应受钱，不限大小，仍令在所折市布帛。若民有杂物是军国所需者，听随价准直，不必一应送钱，于公不亏其用，在私实荷其渥。昔晋民初迁，江左草创，绢市所直，十倍于今，赋调多少，因时增减。永初中(刘宋初)，官市一匹，值钱一千，而民间所输，听为九百;渐及元嘉，物价转贱，私货则束(十匹)直六千，官受则匹准五百。所以每欲优民，必为降落。今入官好布，匹堪百余，其四民所送，犹依旧制。昔为损上，今为刻下，氓庶空俭，岂不由之”。
 可以看出，从东晋初年以至南齐，布价每匹由一千文以上跌至近百余文，折价最高为九百，最低为五百。在市价每匹一千文而折价为九百，或市价每匹六百文而折价为五百文时，百姓乐于输钱。而市价每匹仅百余文，而折价仍为五百文时，百姓的负担无形中提高了三四倍。加上“民间钱多剪凿，鲜复完者”，而公家受钱“必须圆大，以两代一”，更使百姓折纳后的实际负担增加了六七倍。
 南朝梁、陈时的租调与宋、齐时有较大的不同，据《隋书·食货志》载：“男女年十六(据下文，六当作八)以上至六十为丁。男年十六，亦半课，年十八正课，六十六免课。女以嫁者为丁，若在室者，年二十乃为丁”。“其课，丁男调布绢各二丈，丝三两，绵八两，禄绢八尺，禄绵三两二分，租米五石、禄米二石。丁女并半之”。《隋书》中关于史志的记载，主要是记载梁、陈、齐、周、隋五代的典章制度，虽然也间或涉及以前的事，但以此五代为断限。与宋、齐对照起来，一是成丁年令不同，役龄后延;二是租调数量不同;三是改变了过去按户赀征收的办法。史载梁天监元年，“始去人赀，计丁为布。”变为完全按丁征收了。
 南朝的杂调、杂税也名目繁多，没有一定的成法定令。《隋书·食货志》云：“其军国所需杂物，随土所出，临时折课市取，乃无恒法定令。”根据史籍所载，大约不下十五六种之多。现简述之。
 贷粮种子钱 贷给农民田粮种子，使缺粮农民按时播种，但封建政权往往不会白白贷种，而是加倍收还。
 口钱或丁税 梁天监元年(502年)曾通令“逋布、口钱、宿债勿复收。”这种口钱或丁税，应是户调之外政府或地方官吏另行摊派的一种杂税。
 塘丁桥桁税 这是对管理、修筑塘棣桥桁的人丁所收的税。南齐时，王敬则为都督会稽、东阳、新安、临海、永嘉五郡军事，镇东将军，会稽太守，“会土边带湖海，民丁无士庶，皆保塘役，敬则以功力有余，悉评敛为钱，送台库以为便宜，上(齐武帝)许之”。竟陵王萧子良启曰：“塘丁所上，本不入官……今郡通课此直，悉以还台，租赋之外，更生一调。致令塘路崩芜，湖源泄散，害民损政，实此为剧。”萧子良曾建议取消塘丁税，恢复由民间自行管理陂塘的旧制度。但南齐政府不仅没有采纳，到东昏侯萧宝卷当政时，为了“供太乐主衣杂费”，还进一步扩大了塘丁税的征收范围，令“扬、南徐二州桥桁塘棣丁计功为直，敛取现钱。”横征暴敛的结果，造成“所在塘渎多由堕废。”
 池御税和鱼税 所谓池御税和鱼税，就是在皇家太官所属的陂池和禁苑中打猎或捕鱼所收的税。如齐高帝建元元年四月甲午，“停太官池御税。”实际执行中，却是把凡在陂池或山林中捕鱼和打猎的都要征税。梁朝萧颖达即曾征收鱼税“一年收直五十万。”
 盐税、酒榷税 这是盐税和酒税。齐东昏时，“都下酒租皆折使输金，以供杂用。”
 修城钱 齐高帝建元四年三月，诏“免逋城钱，自今以后，申明旧制。初，晋、宋旧制，受官二十日，辄送修城钱二千。”这一弊政至少在南朝宋、齐初时是实际存在的。
 州郡送迎钱 这是州郡官到任、离任时搜刮的杂税。如梁天监十四年(515年)张齐迁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巴西郡居益州之半，又当东道冲要，刺史经过，军府远涉，多所穷匮。齐缘路聚粮食，种蔬菜，行者皆取给焉。”又谢谖为东阳内史，“及还，五官送钱一万。”据《隋书·百官志》载：“郡县官之任代下，有迎新送故之法，饷馈皆百姓出。”
 军用征调钱 这是一种临时性的征调，包括钱与物。
 浮浪人的乐输 这是侨寓流民未定居者所需要交纳之税。《隋书·食货志》云：“其无贯之人，不乐州县编户者，谓之浮浪人，乐输亦无定数，任量准所输，终优于正课焉。”
 夷租赕物 这是南朝时对境内少数民族收取的租税杂物。据《隋书·食货志》记载：“诸蛮陬俚洞，沾沐王化者，各随轻重，收取赕物，以裨国用。又岭外酋帅，因生口翡翠明珠犀象之饶，雄于乡曲者，朝廷多因而署之，以收其利。历宋、齐、梁、陈，皆因而不改。”如梁天监十年(511年)，张齐迁巴西太守，“上奏獠义租，得米二十万斛。”
 此外，牛埭税、江津税或路卡税、市税或商税也是南朝工商业者必须负担的杂税。
 总之，三调中的杂调名目繁多。梁武帝减免三调贯彻得如何?估计，梁初针对齐东昏的弊政，贯彻得会好一些，对社会经济恢复能起一些积极作用。故《梁书》史臣曰：“征赋所及之乡，文轨傍通之地，南超万里，西拓五千。其中瑰财重宝，千夫百族，莫不充牣王府，蹶角阙庭。三四十年，斯为盛矣。自魏晋以降，未或有焉。”内中虽不乏溢美之词，但梁初社会经济得以恢复，并有一定发展，也是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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