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武帝萧衍生活的南朝，是直接继承东晋而来，东晋与南朝总共只有270多年。它们是紧密相衔接的，东晋的一些政治制度和社会风尚、人文演变等等，无不为南朝所传承、延续和发展，其中影响尤为深远的，就是西晋末年北方永嘉之乱后由东晋开其端，一直延续至南朝的北人南迁与南北人民的融合。

西晋末年，八王争夺政权的战争不仅大大的削弱了封建统治力量，更使生产遭到严重破坏，激起了西晋末年的各族人民起义。惠帝永兴元年(304年)，匈奴贵族刘渊首先起兵离石(今属山西)，建国为汉。晋怀帝永嘉四年(310年)，刘渊死，子聪继立。次年，刘聪遣石勒歼灭晋军十余万人于苦县宁平城(在今河南鹿邑西南)，俘杀太尉王衍等，同年派刘曜率兵破洛阳，俘怀帝，纵兵烧掠，杀王公士民三万余人，史称“永嘉之乱”。永嘉之乱以后，北方少数民族匈奴、鲜卑、羯、氐、羌等纷纷入主中原，北方人民纷纷南迁，这一过程，从东晋一直延续到南朝前期。南迁的北方人民，在寓居地域上，主要集中于长江流域的扬、荆、梁、益诸州。据谭其骧教授的研究，今江苏长江南部的南京、镇江、常州一带，长江北部的扬州及淮安等地，当时所接受的移民，以今之山东地区及苏北移民为主体，河北、皖北副之。迁徙的大势是：中国北方的东部人民，迁徙到中国南方的东部;中国北方的西部人民，迁徙到中国南方的西部。谭其骧教授把《宋书·州郡志》中所记载的侨州郡县的户口数作为南渡人口(政府领民)之约数，自永嘉至刘宋之季，南渡至长江流域的侨人总数约在七十万人以上。此外，还有大约二十万南迁人口没有到达长江流域，聚居在今山东境内;南迁人口中也有一部分越过长江以后，继续南迁，深入到皖南山区，甚至闽、广一带。总数为九十万的南迁人口，占当时政府领有人口五百四十万的六分之一。又据《晋书·地理志》记载：西晋太康之初，北方诸州及徐州之淮北共有户约一百四十万，以一户五口计，共有七百余万。南渡人口九十万，占其八分之一强。这说明西晋永嘉之乱以来，北方平均八人中，就有一人南迁;南方平均六人中，就有一人为北方迁来之侨民。这个数字还不包括由于种种原因而沦为南北士族地主部曲、田客而不在政府户籍上登记的人数，他们的数量，大概也是相当可观的。史载“自中原丧乱，民离本域，江左造创，豪族并兼，或客寓流离，名籍不立。”《南齐书·州郡志》南兖州序也云：“时百姓遭难，流移此境，流民多庇大姓以为客。”可见南北世家豪族荫庇，挟藏户口，乃是当时的一个普遍现象。在北方南下的侨寓人口中，从地域来说，以侨寓在地处长江下游的徐、扬二州，也即今江苏地域内的为最多，人数约二十六万余人。其中南徐州(州治京口，今镇江市)一州领有的侨寓人口即达二十二万，几占侨寓徐、扬二州今江苏境内人口总数的十分之九。南徐州侨、旧人口合计约为四十二万余，侨寓人口超过旧居人口二万余人。

对于如此巨大数量的北方侨寓人口，如果东晋政府没有一个妥善的措施和方法来加以抚集和安置，那就不但会失去作为侨寓政权的一个重要支柱——北方南下世族的支持;而且也将失去很大一部分剥削对象，而西晋末年那种可怕的流民暴动又会再次重演。因此东晋政府对待北来侨民的政策除了拉拢一部分侨民首领，如祖逖、苏峻、郗鉴等参加中央和地方政府以外，就是在大江南北，梁、益通途设置侨州郡县来进行安置和控制。所谓侨州郡县，就是在南北侨置的与侨人原籍同名的州、郡、县。当时侨州、郡、县内各级流亡政府的文武官职，仍由北方南下的流亡士族担任，他们在侨居地，凭藉势力依然统治着从北方流亡而来的民众。

在侨州、郡、县内著籍的一般侨人，著之为白籍^①，起先都可以获得免于征调赋税和徭役的优复权。但是由于设置的侨州郡县有的有实土，有的无实土，时分时合，境界不太确定，如江南的常州一地，就集中设有十五个郡级流亡政府和六十多个县级流亡政府，行政系统就显得十分混乱，同时侨民登记的户籍白籍和土著户登记的户籍黄籍对立而自成系统，也造成户籍制度上的混乱;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北来侨民在南方已经逐步安居下来，所谓“存者长子老孙，亡者丘陇成行”。他们同南方土著在经济地位上的差别已经越来越小，东晋统治者认为过去对侨民实施的优复办法，已经没有必要，为了封建国家的长治久安，“财阜国丰”，为了扩大封建国家对租赋、力役、兵役的征发，需要把北方侨民也纳入征发范围之中，于是便对侨民实施土断。所谓“土断”或“土断人户”，一是以土地定户籍，实际上就是把侨民户籍断定在侨居地上，或把散居侨人断入所在籍贯，由政府加以控制;二是併省没有实土或民户太少的侨郡县，以进一步整顿版籍，改变因侨置而带来的政区制度与政区设置的混乱局面，使之与原有的行政区划体系相合为一。由于当时的侨寓户很多隐庇于豪族地主门下，因此，实行土断，也包含有封建国家向豪族地主争夺控制对象的意图。东晋王朝一共进行了四次土断，南朝在宋、齐时期也进行了三次土断。南朝宋、齐时三次土断分别是在宋孝武帝大明元年(457年)，宋后废帝刘昱元徽元年(473年)，齐高帝萧道成建元三年(481年)进行的。

通过东晋、南朝进行的历次土断，南迁的中原人民在江南的大地上已经深深地扎根，获得了与南方土著一样的户籍，“后来童稚，班荆辍音，积习成俗，遂绝望于本邦，宴安于所托”，他们长期以来，梦牵魂绕的殄域观念，已经淡泊，他们已把南方的安居地视作自己的故乡，他们已经真正地变成了南方人。他们在南朝时建立的政权，也不再是侨寓政权了。由于他们长期与南方土著杂居和联姻，因而其风习、观念、语言、饮食与文化等方面不免相互浸濡、影响与同化，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如语言的混同，进而导致方言区的变化。今南京、镇江等地，由于北来侨民在此定居甚多，因而在东晋、南朝时期告别了吴语，逐渐转变为北方语言。而一些零星定居于太湖流域或浙东地区的北方侨民，则接受了当地的吴、越口音。又如饮食，北人习惯面食，为了解决这一需求，南迁的北人惟有就地种麦。《晋书·食货志》载：东晋元帝大兴三年(318年)诏曰：“徐、扬二州，土宜三麦，可督令旱地，投秋下种，至夏而熟，继新故之交，予以周济，所益甚大。”这道诏书，既是史籍有关江南麦作的最早记载，同时也说明北方麦作因北人南移导致在江南的推广、种植。后南朝政府继续以政府诏令形式命南徐、兖、豫及扬州浙江西属郡“悉督种麦，以助阙乏”。从而最终催生了我国长江以南的稻麦二熟制，对南方地区种植农业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再如对南方文化的发展而言，由于永嘉乱后“洛京倾覆，中州仕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中州移民中众多的宗室贵族、官僚地主、文人学士，他们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经济实力、文化水平，他们的迁入，并与当地人民的融合，势必对南方原有的文化产生融合、推进，进而提升南方文化的层次而产生深刻的影响。唐朝杜佑《通典·州郡典》述扬州(包括今江苏、浙江、江西、安徽、福建等南方诸省)云：“永嘉之后，帝室东迁，衣冠避难，多所萃止。艺文儒术，斯之为盛。今虽闾阎贱品，处力役之际，吟咏不辍，盖颜、谢、徐、庾(均为北人南迁的文化大族)之风扇焉。”南北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形成了此时具有时代和地方特色的“六朝文化”。

凡此种种，都说明，经过东晋、南朝时期封建政府实施的历次土断，南北人民逐步走向了融合。

以上所述四点，均是打上历史印记的时代特点，萧衍就生活在这一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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