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工业化变迁起源于西方的冲击，使得边缘化与现代化几乎同步进行，这是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国家早期现代化进程的突出特点和基本难题。中国既要启动现代化，但和欧美国家相比，不仅缺乏它们现代化的条件、环境和动力，反而增加了边缘化的危险。中国的现代化被深深地铸上了被迫性与防卫性的烙印。然而，在现代化的模式选择上却面临着极大的历史困境。为抵御西方就必须实现国强民富，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强国富民的唯一手段就是必须学习西方，模仿西方，这就形成某种独特的“两难选择”：实现工业化自然是强国之路;但现代化目前又为西方所独有，而学习西方工业化伴随而至的是边缘化，这又必然损害国家和民族利益。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似乎又解开其中所有的谜题，其哲学的意义在于表明“师夷”与“制夷”是可以统一的，也即以欧洲为榜样作为改革的基础，用这种方法来对付比较发达的西方的挑战。在这个“二难”命题的困惑与澄清过程中，“西方化”模式的选择与运用成为这一时期中国(甚至是广大东方国家)早期现代化显而易见的特征。

从洋务到戊戌再到新政，应该说是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三次各具特色的西方化浪潮。事实上，“对世界大多数国家和亚洲所有国家来说，现代化进程要求它们按照少数西方国家首先采用的技术模式和制度模式对自身进行修改和调整。现代知识造就的组织形式和生产方式，自愿接受也罢，由武力强加也罢，都在19世纪的岁月里变成了一股强大的势力”^[1]。这可能是广大落后国家在早期现代化进程中被迫选择西方化模式的根本原因之一。

事实上，马克思早就对殖民主义的双重历史作用做出过深刻的分析。西方化恰好与殖民主义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殖民主义对东方入侵，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和帝国主义时期恰好正是东方国家掀起“西方化”的高潮时期，因此，就其实质而言，西方化和殖民主义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或者说是一个运动的两个过程;我们之所以说“西方化”对广大东方国家来说既是榜样又是威胁正在于此。西方化不是单独对西方工业化的模仿与输入，它也包括西方文化向东方的传播、冲击、扩散和影响，而这些也正是殖民主义的应有之义。我们认为，首先，西方化是东方国家被迫在防御情形下做出的现代化模式选择，尤其在开始时注重更多的是工业化而非西方的政治制度、思想理论，具有历史的合理性。既然工业化是如此强大而有效的力量，东方国家当然希望自己也能拥有，从而实现“师夷长技以制夷”。中、日及其他东方古典文明中心国家在边缘化情况下由于传统因素的积重，现代化尚不是历史的自觉。历史的悖论也正在于侵略者拥有更值得学习的东西，传统的滞重又使它们没有其他经验可学——既没有其他模式可循，自己又不能产生出任何新的模式(至少是暂时不能)——那么通过西方化，哪怕是移花接木式的，融入了世界现代化的第二次大潮，这是历史的进步。其次，工业化的初步启动，给这些国家带来了崭新的经济力量，近现代工业文明的血液第一次在东方古国的母体中流淌，传统的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受到重挫;适应新时代工业生产的知识力量也迅速崛起，它们注定要登上历史舞台，发起对传统社会的全面诘难和攻击。总之，东方各国的经济结构和社会政治结构发生前所未有的结构性断裂，现代化连同它的改造力量都初露端倪，在以后的发展中，势必将现代化进程进一步推向深入。

但是，西方化的消极作用也是十分巨大的，比较而言，其消极影响甚至要超过其积极影响。西方化模式选择的合理性是就东方国家早期现代化进程面临的客观外部环境而言，但若单纯从现代化的角度分析，它又有其不合理性，即东方各国在处理传统与外来挑战的关系时采取的策略方针不同，导致的结局大相径庭。西方化本身并不能从根本上改造本国以文化为核心的传统，这就必然造成传统与西方化的尖锐对立，直接体现为西方化同本土化(民族化)的斗争：例如文化的冲突、政府与民间的对立、上层内部激进与保守的斗争等。由于积极倡导西化者经常很难考虑到本国强大的传统结构改变的艰难程度而片面地、过分地引进以工业化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尤其是没有认识到西方化背后隐藏着边缘化，这样就把对本国的西方化改造表面化、肤浅化，其实质是在西方化的同时，边缘化程度也在加深，危害的则是现代化本身——现代化的挫折。也就是说，西方化不可能从根本上拯救各国于落后与贫困，更不能最终导致现代化。如果说西方化还只是现代化的方式之一的话，那么对它的选择还要综合考虑到其他种种因素，特别是本国、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因素。

[1] [美]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中译本),第23页。

本文地址： https://www.yishiweijian.com/xiandaihua/20221218385.html

文章来源：主编

版权声明：除非特别标注，否则均为本站原创文章，转载时请以链接形式注明文章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