弄清现代化、东化、西化三者关系是探讨东化与西化关系的基本理论前提。“东化=西化”论者，在理论上的最大误区便是三者的混同。以笔者之见，现代化与东化、西化是两个层次不同的概念与问题，现代化是全球范围内所有地区和国家由传统社会向文明社会转变的发展进程。而东化与西化则是东亚国家与西方国家实现现代化的进程。前者是总体、后者是局部，因此现代化与东化、西化是总体与局部关系。从哲学上分析，实际是共性与个性或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现代化是人类社会各国家各民族必由之路，只不过有早有晚而已。这种必由之路的根本动因乃生产力的发展。因此，现代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归宿，是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集中体现。

但各国各民族由于历史发展、社会文化背景、政治经济结构等诸多因素的差异，因而不能不呈现出多元性，即特殊性。西方国家与东方国家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必然有种种的差别。西方国家现代化即所谓西化是现代化的具体体现，二者既有等同部分，又有差异部分;同样，东方国家现代化也是现代化的具体体现，即有共性，也有异性。这就是现代化与西化二者间关系的最简单的概括。现代化既然是全人类社会发展普遍性规律的体现，那么它就不只是西化国家的专利品，著名社会学家维利称现代化是“普遍性的社会溶解剂”。意即西方国家可以实现现代化，东方国家同样也可以实现现代化，你有我也有，所不同的仅仅是有早有晚的不同，而非能与不能的问题。

现代化除了上述一般共性意义的概念外，更多的是特指东方现代化。在这种情况下，上述二者关系就变成了东方国家现代化与西方国家现代化即西化的关系，人们讨论的焦点实际上主要在这里。但人们往往将这两种关系混为一谈。把现代化简单地等同于西化，同时又把东亚现代化简单地说成是现代化，因而往往就把东化等同于西化。

“东化”与“西化”关系，依笔者之见可以概括为三个大的方面。一是密切联系，二是相同点，三是区别点。

“东化”与“西化”的密切关系体现在：其一，东方国家现代化的源头来自西方，西方是原生型现代化，东方则是后发型现代化，即东方的现代化来自西方的现代化，没有西方的现代化，很难有今日东方现代化。离开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教育、市场经济、竞争意识等诸多因素，古老的东方国家也将难以突破前现代的樊篱。

其二，东亚现代化是融合了西方现代化的全球化现代化之一部分。西方现代化与东方国家现代化是双向互相学习与融合过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东方国家现代化从表面或从时间顺序上是源于西方现代化，但西方国家现代化也在一定程度上源于东方，没有指南针的发明，怎么可能有新大陆的发现，又怎么会有西方国家的航海的迅猛发展，没有印刷术和造纸的发明，怎么会有西方的文艺复兴运动高科技和教育的发展?没有火药的发明，又怎么会有今天的火箭、卫星和宇宙飞船?可以说，现代化的实质即全球化的现代化，即把现代化看成是一个历史的进程，是东西方社会发展交互作用、互相吸取各自经验为我所用的从传统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因此，东化与西化密不可分，但彼此密切联系不等于二者相同。

东化与西化相同之处有：其一，西方国家已实现的现代化目标，诸如经济上繁荣、政治上的民主、精神的文明，恰恰是东方多数国家所追求奋斗的目标。西方各国依据本国国情通过不同的模式实现了国家的现代化，并从其结果的共性中给出了现代化的基本内涵。这一内涵就是以城市化、工业化、市俗化、制度化、民主化以及民众积极参与社会、经济、政治活动为内容的一个从经济、社会到政治的全面发展过程。可见，现代化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其内涵就是对西方社会新现象的一个特征描述。不仅如此，正是由于西方这种新生产方式所揭示的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及其现实的发展趋势，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序言中所说：“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也就是说，西方所建立的那种现代化社会，是一切其他民族的现代化目标所在。

其二，如何实现现代化的某些具体措施、政策，甚至某些战略和体制等，也往往是东方国家实行现代化进程中学习或借鉴的楷模。这两点恰恰是西化论者的主要论据。

但东方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有共性和联系，只是一个方面，还有另外一个更重要的方面，即二者的区别与特殊性。正是这区别与特殊性，我们不同意所谓“东化=西化”的说法。原因在于：

其一，东方国家追求的现代化目标、标准尽管与西方现代化在总体上有一致之处，但由于时代的变迁与价值观等方面的差异也有许多不同之点。也即马克思所说的只是“未来景象”一致，但具体真实内容却有诸多变异。例如，污染问题、能源利用问题等过去在西方现代化进程中并不是什么问题，但现今却成为现代化的重要指标。就是在经济、民主、文化三个大的目标上也会因国因地而有不同特色，不可能千篇一律。在经济现代化标准上，如高科技含量、人均收入、城市化标准等均与过去有重要差别。如以19世纪中期时代的西方现代化作为标准衡量亚洲国家，中国、印度等早已实现了经济现代化，因为中印的当今现代化水平已远高于当年俄国。

其二，东方国家现代化的发展模式，即具体实现现代化的战略、道路、体制、政策等，与西方现代化有着重要的差别，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带有本质上的区别。如东亚国家的政府主导下的市场经济、政治上的威权主义政体、文化上倡导儒家传统与价值观等，均有悖于西方。

其三，在实践上，凡照搬、照抄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其害无穷。拉美国家是第三世界国家现代化起步最早的国家，但由于原封不动抄袭西方现代化经验与道路，尽管走了近一个世纪路程，结果成效甚微，甚至落后于起步比它晚2/3世纪的东亚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这种不按国情照搬的例子，在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在解体后的俄罗斯比比皆是。这一点应该说是“西化”不等同于“东化”的最主要原因所在，因此应特别强调。

关于二者的关系，季羡林先生的评说应是比较客观的。他说：“东方的现代化同西方的现代化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东方国家的现代化当然不能百分之百等同于西方化，但是在很大程度上却离不开西方化。眼前的西方毕竟是科学技术最发达最活跃的地区。东方大陆，不管有多少大龙多少小龙，其现代化进程都离不开西方的影响。在这一点上东方几条龙已经获得极大的成功，经济确实腾飞了，将来还会腾飞下去的。既然同为现代化，当然有其共同问题。既然有了东西之分，当然必有其不同之处，最大的或最根本的不同之处是在基本思维模式的不同：东方综合而西方分析。研究东方的现代化，不能离开这个基本思维模式。”^[1]

[1] 季羡林:《东亚与印度:亚洲两种现代化模式》一书序言,见陈峰君:《东亚与印度:亚洲两种现代化模式》,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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