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作为近代中国最早的自强变革运动,由于其独特的实践内涵标志着中国早期工业化的启动,之后中国相继出现维新变法、立宪新政、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等等。毫无疑问,洋务运动首先是中国边缘化的产物,正是伴随着两次鸦片战争,清末一代有识之士认识到了西方坚船利炮的威力,认识到西方科学技术的先进,有关西方史地、科技等方面的书籍被介绍并传播过来,到19世纪60年代,洋务运动遂得以兴起,此即所谓中国的“工业化变迁起源于西方的冲击”。“中体西用”作为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和理论纲领,从提出到发展直至形成体系有一个过程,例如魏源较早提出,“可变者势,不可变者道”,以后冯桂芬也指出,“以中国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薛福成提出“器则取诸西国,道则备自当躬”,最全面总结与张扬的则是晚清大吏、《劝学篇》的作者张之洞,其基本表述为“新旧兼学、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旧学为体,新学为用”。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凡是主张向西方学习的人,虽然对于中学和西学的内容和含义有过不同的解释,但基本精神都在于强调如何使中学与西学相结合,使两者都能找到各自合适的位置去发挥各自不同的功用。
然而我们又必须明确,在19世纪中叶前冲击中国的,主要还不是作为知识和观念意识形态的“西学”,而是直接体现和代表新的生产方式的“西力”,即近代工业文明,它可以外在地表现为坚强的军事力,也可以表现为以商品和贸易为代表的经济力,还可表现为强权政治的政治力、外交力、征服力。[1]从洋务运动的具体操作方式来考查其目的,它是以中国的工业化抵制西方的工业化,直接继承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作为防御性质的现代化,我们可以看出,“中体西用”是某种历史发展共性与个性相交织的产物。
[1] 马敏:《有关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几点思考》,载《天津社会科学》,199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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