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体西用”作为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先锋思想，与西方较早完成现代化的资本主义国家相比，它是面对工业化大潮做出的“中国化”回应。尽管西方文化具有适应新社会的现代因子，但也不必强求中国就抛弃自己之体。

以英、法为代表的西方较早完成现代化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其现代化进程中基本有着共同的经历。现代化先是“由文化的深层酝酿，然后逐渐渗入外层，最后自然形成内外贯通的整体变革”^[1]。大体说来，首先是14—15世纪经济和社会前提的积累，它促使了16—17世纪文化的巨大进步，其标志先期是勃生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和兴起于中欧的宗教改革，后期则是以法国为中心横贯整个欧美的启蒙运动，从而在文化和政治思想方面产生一系列批判传统社会的现代化理论和思想，^[2]文化的进步则成为17—18世纪欧洲政治革命的基础并进而成为18—19世纪农业和工业革命的强大动力，从而构成了气势恢宏的现代化大潮。上述一系列活动尽管贯穿几个世纪，但流畅自然，一气呵成。对于西欧而言，发端于15世纪的现代转型是在中世纪母胎内自然孕育而成的，因而有学者将之称为“内发自生型”，也就是说，西方资产阶级的现代文化发展是脱胎于前资产阶级的文化系统，现代化启动时尤其继承了古典优秀文化。就宗教改革而言，虽然新教对资本主义发展如马克斯·韦伯所说那样有如鱼得水之感，但新教也只是在西欧部分国家和地区取得胜利，而天主教也并未阻碍它所控制的地区同样实现现代化。由此看来，西方走出传统跨入现代社会经历了几个世纪，“西体”是始终坚持的。那么对于中国这样颇具代表性的“外发次生型”现代化在刚刚迈出其防御性的步履时就抛弃自己之体显然既不可能也没必要。如果说在现代化过程中，文化传承有一个“脱胎”过程的话，那么“中体西用”正可谓是这样的过程，确立“中体”是中国边缘化情况下，现代化命题中应有的逻辑。

面对工业化大潮的冲击，洋务大员及其思想家成为中国最早面对传统与现代性冲突的人物之一，历史在他们身上聚焦，使他们成为十分矛盾的人物。曾国藩尽管“背负着几千年的文化传统，把自己铸造成封建社会的最后一尊偶像;但他又用实际行动第一个打开学习西方的窗口，成为洋务运动的奠基人”^[3]。李鸿章则以“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与“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概括并突出外来军事威胁的空前严重性，在鸦片战争之后弥漫不散的天朝旧梦中显示了中国人观看外部世界的另一番眼光。在现代化这个艰深、硕大(但尚不自觉)的命题面前，他们不是手足无措，而是大胆地提出了“中体西用”。既然洋务运动所承担的历史任务只是在中国前现代社会中引入并聚合现代性因素，实现现代化的最初启动，那么，把大规模的机器生产与初具规模的现代工业体系这种前所未有的生产力引入中国，用于经济建设，但仍维护中学之体，这无论如何都是理论界、思想界的创举。“中体西用”在这个层面已达到了时代要求的理论高峰，满足了洋务运动所需要的思想批判水平。

[1] 汪澍白:《艰难的转型》,湖南出版社,1991年,第129页。
[2] 详见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第90—101页。
[3] 汪澍白:《艰难的转型》,湖南出版社,1991年,第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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