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马来西亚政府一贯施行的不平等种族政策，1965年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分家被普遍认为是一个必然的结局。新马分家后，新加坡在政治、经济等各个领域均面临着十分严峻的挑战，其中又以经济方面的问题最为棘手。当时面临的三个主要问题是：首先，如何让人民得以维持生计?其次，印尼当时出于冷战特殊时期意识形态的对抗，同新加坡的贸易停止;而马来西亚人则利用他们自己的港口不经过新加坡直接跟所有贸易伙伴和进出口商做生意，这些对于经济发展严重依赖转口贸易的新加坡是一个沉重打击。作为一个刚刚独立的国家，新加坡要怎么生存?再次，当时新加坡的失业率高达14%，而且有上升的趋势。^[1]

从1965年开始，新政府的工业化政策向鼓励出口转变，在吸引投资的同时，还要求其具有市场开拓能力。工业化开始初期，政府把工业化的希望主要寄托在国内资本和新加坡人的海外资产上，并不想完全依赖外国的资本(这一点是行动党与众不同之处)。^[2]但是由于历史上新加坡是一个以转口贸易为主要支柱的国家，国内的商业资本在工业化的浪潮面前却显得格外保守和裹足不前。在实践中政府很快发现本地企业及资本缺乏开拓市场能力。当政治领导者和计划者们意识到全球经济新一轮商业和外国投资时，一个稳定的、明确界定的发展战略在60年代后期渐渐浮出水面，政府就把新工业化战略依赖的重点放在外国大跨国公司之上。

于是，新加坡政府出于更好地利用外资的目的，在海外设立了一些推介服务机构。例如于1966年在美国纽约和旧金山设立了投资促进处，在西雅图任命了代表。1967年新加坡政府派出了引进外资的代表团赴各发达国家进行游说。1968年开始，大量外资涌入了新加坡。其中包括著名的加利福尼亚的国民半导体公司和得克萨斯仪器公司。外国资本的大规模介入为新加坡带来了发展中国家往往最为缺乏的技术以及市场推广能力。^[3]

[1] 李光耀:《李光耀回忆录:经济腾飞路 1965—2000》,北京:外文出版社,2001年,第6—7页。
[2] Ong Chit Chung, The 1959 Singapore General Election, pp.77—78. John Drysdale, Singapore Struggle for Success, pp.215—216, 转引自董正华等:《透视东亚“奇迹”》,第185页。
[3] W.G. Huff, The Economic Growth of Singapor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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