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改革作为工业化、现代化的基础工程，“土地的平均分配和有效利用为农村发展和增加生产以解除贫困所必需”，这已经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共识。^[1]但在东亚，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土地改革又与冷战密切相关。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1949年底正式形成的名为《美国在亚洲的立场》的政策报告，被称为美国在东亚推行冷战的纲领性文件。报告明确提出要在东亚遏制共产主义和确保“非共国家”的稳定与发展。实际上，美国在东亚的冷战政策，在此之前已经开始实行了。突出表现就是推动甚至直接参与发动土地改革。美国著名保守主义政治学家亨廷顿曾经以日本和韩国的土改为例指出：作为“革命的替代物”，二战以后资本主义世界最全面的土地改革，是由美国的军事占领造成的。台湾地区土改的情况与日本和韩国类似。^[2]直接参与了三地土改决策的美国东亚农地问题专家雷正琪更一再强调“土地改革是预防共产主义的最好方法”^[3]。在美国政、经专家眼里，土改简直就是冷战的一部分。冷战作为台湾土改的背景和动力，本来应当是毫无疑问的。

台湾一些学者和官员把战后土改的成功归因于国民党主张和推行“民生主义”^[4]，这是背离史实的。事实是，蒋介石为了维护其统治集团内官僚地主阶级分子的利益，早就背弃了孙中山先生“平均地权”的民生主义主张。著名社会学家杨懋春先生曾论及“民国二十年与以后，也有人提出土改法案，但因当时政府与政党内均有大地主占据要津，故每有这类提案，均被搁置，无疾而终”^[5]。主持台湾土改的陈诚和CC派地政专家萧铮都曾谈到国民党党、政高层的地主官僚分子在1927年以后极力反对“平均地权”的情况。 如陈诚所说“国父所倡导之耕者有其田政策在大陆所以未能行者，……少数人蔽于私利，缺乏远见与勇气，实亦有以致之”。所以他要“以台湾土地改革之成就，稍补吾人过去之罪愆”^[6]。1929—1932年间，共产党人曾在福建龙岩发动贫苦农民打土豪分田地;1932—1934年间十九路军也曾在这里推行自己的土改计划;蒋介石国民党挫败十九路军以后，地主马上复辟。有人对此提出异议，蒋却答以“如果我们不把土地还给地主，为什么还要赶走共产党?”直到1946年，蒋还在敷衍晏阳初先生，说他“将在对共产党的军事胜利后进行农村的改革”^[7]。无视广大农民对土地的迫切要求，是蒋介石国民党政权在大陆垮台的主要原因之一。

国民党“接收”台湾之初仍然无意于农村的改革。1947年2月“台湾行政长官公署”宣布拍卖原日占土地，民众请愿要求让佃农优先购买或长期租用这些土地，却被当局以“现代需要实行大机器、大规模生产”为借口拒绝。1947年9月，中国共产党颁布“土地法大纲”，声势浩大的土改运动在大陆全面展开。而直到1949年4月，“台湾省政府”才颁布“私有耕地租用办法”，重拾 “三七五减租”(亦即“二五减租”)的旧政策，作为“对毛泽东在大陆实行的政策的回应”。^[8]1949年5月起，台湾在美援支持下开始推行土改第一阶段的任务——减租，到1953年实施“耕者有其田”，土地改革基本完成。至于土改的动因，还是陈诚说得明白：“时大陆局势日益恶化，台湾人心浮动，经济混乱，社会不安。在恶化的租佃制度下，农村不安现象已经极为显著，大有‘一夫夜呼，乱者四应’之势。故欲确保台湾，必须先求安定。而欲谋安定社会，必须实施土改。”^[9]

台湾土改的内部考虑主要是“安定社会”、“确保台湾”以继续对抗中国共产党，外部动因则是冷战。台湾土改一开始，就被纳入美国的全球战略，为其冷战政策所推动。与1948年美国《援华法案》(China Aid Act)有关的文件，如1948年5月22日的一份备忘录即美国大使司徒雷登给蒋介石的“关于改革的通报便函”，已经表明美国十分关心国民党能否实行土改。^[10](此前美国占领军已经先后在日本和韩国推行土改。)从1949年5月起，美国就通过执行美援的“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JCRR)资助并直接插手台湾土地改革。土改第三阶段实行的对旧农会的改组，完全是按照美国专家的建议进行的。新农会的功能不仅是为农民服务和沟通农村社会与政府，更重要的是保证和强化当局对分散的家庭农民的控制。几十年间，台湾农会作为准政府机构，实际上成了训练培养地方各级官员的“官僚养成所”。

为什么美国致力于中国台湾、韩国这样一些地方的土地改革?亨廷顿给过一个有代表性的答案。他说：20世纪30年代美国在菲律宾就已经“表现出对确保更为平等的土地所有权颇有兴趣”^[11]。然而，这一突出美国推广平等自由理念的答案恰恰不能解释：为什么在比之中国台湾、韩国(以及日本)，受美国控制时间长得多、因而美国影响也应当大得多的菲律宾，土改却迟迟不能完其功?美国学者T. R. Smith 考察菲律宾土改以后， 得出与亨廷顿相反的结论：“美国在其直接统治(菲律宾)时期对土改没有真正的兴趣。”Smith 还认为，美国在战后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推动或支持土改，基本目的都是政治性的，如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再现、抵消朝鲜土改的影响、帮助国民党巩固在台湾的统治。^[12]站在稍微客观一些的立场其实不难看出：冷战开始后美国积极支持甚至直接参与发动中国台湾、韩国的土地改革，其主要动因不是追求平等的理念， 而是考虑到这些地区在美国全球战略中所处的不同寻常地位， 即冷战对峙的前沿地带。中国台湾地区和韩国是西方在东亚战略地位极其重要而濒临失陷的两块滩头阵地，美国在这里的所作所为，正如魏德迈将军给总统的建议中所说，是要“保护美国的战略利益， 对抗现正威胁这一利益的军事力量”^[13]。

[1] 参见董正华、赵自勇、庄礼伟、牛可合著:《透视东亚“奇迹”》,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第46—47页。
[2] 塞缪尔·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年,第364, 376页。
[3] W. I. Ladejinsky,Land Reform as Unfinished Business, selected papers of Ladejinsky, NY, 1977, p.24.
[4] 参见魏萼《中国式资本主义》,台北:三民书局,1993年,第14页等处。
[5] 杨懋春:《中国社会思想史》,台北:幼狮出版公司,1986年, 第632页。
[6] 陈诚:《台湾土地改革纪要》,台湾中华书局,1961年,第5页。
[7] C. W. Hayford, To the People: J. Yen and the Village China, NY,1990, pp.220—221.
[8] T. R. Smith, East Asian Agrarian Reform — Japan, ROK, Taiwan and the Philipines, J. C. Lincoln Institute, 1972, Chapter 1, p.38.
[9] 陈诚:《台湾土地改革纪要》,台湾中华书局,1961年,第2、42页。
[10] US Department of State, The China White Paper ,　Vol. Ⅱ,　pp.926—933, p.1003.
[11] 塞缪尔·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年,第376页。此处译文不准确,因而据原著重译。
[12] T. R. Smith, Eart Agrarian Reform — Japan, ROK, Taiwan and the Philipines , J. C. Lincoln Institute, 1972, 　pp.9—18.
[13] 转引自Hsiao Hsin-huang, Government Agricultural Strategies in Taiwan and South Korea, Taipei: Academia Sinica, 1981, p.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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