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而言，在各国现代化启动和初步发展中，现代化与传统的内在紧张表现得最为强烈，中国既无经验可鉴就更是如此(反倒是日本后来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中国)。以工业化力量为载体的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强烈的碰撞，调整好二者的关系不仅直接关系到上层统治者的利益，要求他们的理论家必须拿出解决方案，而广大下层民众在两次鸦片战争之后也逐渐走向觉悟和关切。中国以儒学为根本的文化系统已延续两千多年，其赖以生存的基础是虽已受到冲击但仍顽强的小农式自然经济。强大的外来工业化力量势必摧毁这样的经济基础并使其文化系统做出调整，这本是顺理成章的，但现在却出现了某种两难：工业化力量既是我们要模仿的榜样却又成为民族生存的严重威胁。

洋务运动在历史的双重困难中显然面临着一种混乱。这种混乱不再是太平天国式的农民起义而将表现为整个国民心理结构的扭动和歪曲。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尚未诞生，更谈不上成熟，广大人民显然又缺乏适应新要求的社会心理准备。在理论的现实面前必然产生出现实的理论来，“中体西用”作为已被历史所证明的现实的理论，因为它正符合了理论所要求的中国现实。洋务运动既然是以工业化抵御工业化，那么理论要求就直接成为实践要求，最终的选择正是“中体西用”的出现。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理解，就是“文化系统的器物层面的变异不至于严重威胁到被冲击的社会体制与心理结构，因而遇到最少的情绪上的抵抗”^[1]。如果来势凶猛的工业化力量可以被称做是一种“急兵”的话，那么这种引进西方文化的“缓进”方式恰好就是“中体西用”所具有的独特的社会和时代价值。“中体西用”不仅在表面上而且在深层上比较恰当地处理好了这一难题，在一种可以称为中国“被迫—防御—外发生”的早期现代化结构中，使得西学与中学既相互砥砺，又能彼此相融，这当然是历史的进步。

“中体西用”的重要意义还在于它为如何更新中国传统文化指出了一条当时不失为切实可行的途径，就是以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部分为基础去吸纳西学的科学技术文化，实现中西文化的融合，也就是说，“中体西用”把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活动推到了一个新阶段——中西融合阶段。正如罗荣渠先生所指出的，“在各国现代化的过程中，本土文化对外来异质文化的吸收，一般都会产生各种不同程度的调和或折衷模式”，“中体西用”正“可以看作是中西融合过程中的一种初级形式……，是过渡时期思想文化的二元性的反映”^[2]。陈旭麓先生则把它作为“一个不易为人们觉察而有很大约束力的历史隐秘”揭露出来，他说，“中体西用”，“一方面采纳西学，是进步的，却带来了崇洋思想;另一方面固守中体，是保守的，却又依托于民族性”^[3]。

作为一种二元性的文化反映，在洋务运动推动中国早期现代化的特殊历史时期，其历史意义不仅在于使得时代挑战与文化回应在妥协的条件下相互依存，中西学保持接触与交流;更重要的是“中体西用”成为打破中国传统文化长期以来相对一元性、封闭性的起点。事实上，文化的含混性(多元性)和活跃性是一个国家在走向现代化过程中极为重要的因素之一。如果说西方现代文化的揳入，给中国传统文化造成深刻激烈影响的程度就如人体器官移植必将引起排异反应一样，因为中国的现代转型，不仅要完成文化的时代性演进，还要处理文化的民族性保持与变异这一对矛盾，那么也正如只有保持多样性的生态才是活跃的生态一样，只有文化系统具备多样性后，在现代性结构转变中才会更具适应性和活跃性。可以说，正是以“中体西用”为契机，中国文化才逐渐成为一个开放的、多样的系统，它开辟了中国向西方学习先进的历史传统，显然有利于中国的现代性转变。

[1] 汪澎白:《艰难的转型》,湖南出版社,1991年,第131页。
[2]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第284页。
[3] 陈旭麓:《论“中体西用”》,载《洋务运动史论文选》,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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