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大致同中国处于一个层次的东方边缘化国家相比，如伊朗、日本、阿拉伯国家等都有着相对久远的文明史，欧洲人入侵之际，这些国家虽尚滞留在“前现代阶段”，却不同程度地拥有与外来文明相抗衡的物质资源和精神资源。因而，这些国家的现代化并非欧洲文明的简单位移，而呈现出欧洲文明的强劲影响与本土文明对此既排拒又吸纳所构成的错综图景。因此在这些国家，它又“具有非西方社会现代化的一般特征”^[1]。从19世纪初到19世纪中叶前后，在亚非地区的一些主要文明古国，由于受到西方工业化浪潮的冲击，在边缘化情况下大都发生了政治上层的改革活动，诸如埃及穆罕默德·阿里的改革、以1838年御园敕令为顶点的奥斯曼土耳其的一系列改革、1848—1852年伊朗密尔札·塔吉汗改革、中国的洋务运动以及日本的明治维新。就这些国家而言，保自己文化之本，借西方文化为用可以说是一个通例。改革措施基本上都是以推行工业化、编练新式军队开始，同时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但均不以改造自己民族的文化为目的。己学为体、西学为用在这个时期具有普遍性，上述改革目的主要是为“富国强兵”，其结果或为走上现代化揭示了方向、奠定了基础，或者直接启动了现代化，在客观上都具有不容忽视的历史进步作用。

“中体西用”基本和这些改革活动所体现的思想一脉相承，尤其是这一时期在朝鲜有“东道西器”，在日本有“和魂洋才”。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正是日本的“和魂洋才”口号。在日本开国后的一个很长时期，在知识界和其他有识之士以及中下级武士中，都意识到西方的科学技术，尤其是近代军事技术的进步，偌大一个中国，曾是日本人效仿的楷模竟然被西洋的巨舰大炮所击破，这对日本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和教训。因此在一般的日本人中间，对承认西方技术先进，并且要学习和引进持完全一致的态度与观点，但对西方的“精神”并不能完全接受。因而，由幕未的洋学家佐久间象山于1854年提出了著名的“东洋道德，西洋技术”，后来则又解释为“学问技术采于彼，仁义道德存于我”。这便是“和魂洋才”的思想原型。所谓“和魂”，原本指日本的“神国主义”思想，即认为日本本土是“神赐土地”，日本人得以生存是由于神赐给养育自身的土地;天皇其祖先是创造宇宙的天照大神，因此天皇是神的代表，所以要树立日本国和民族优越于他国的信念;所谓“洋才”是指西方的科学技术。因此“和魂洋才”的最初含义是只学西方的技术，保持大和民族的精神。^[2]就此看来，“和魂洋才”和“中体西用”没有本质上的差异。

问题是日本正是在这样的口号下推行的明治维新。他们在“发扬狂热的‘神国主义’保持自己的国本的条件下，急速建立起‘军国主义的工业制度’，建立了一个可与西方匹敌的准现代国家，通过侵略战争赢得世界声誉”，从而完成了所谓“日本精神加西方知识”的“畸形”现代化。^[3]“和魂洋才”在日本取得成功，“中体西用”在中国却招致失败，其责任又何能只简单地以“体”“用”而辩之呢?韩国学者金日坤则指出，日本“一心一意地吸取西方现代文明的养分……这并不意味着日本就丧失了传统文化;恰恰相反，日本人一方面像熔矿炉那样贪婪地吸收西方的现代文明，另一方面又巧妙地调和了传统文化同现代文明及先进技术的关系。正是由于后一点干得很出色，日本才因此而获得今天的经济成果”^[4]。其实在日本政治思想界，人们对“和”、“魂”、“洋”、“才”如何组合也是有分歧的。在明治时代就出现了“洋魂洋才”、“和魂洋才”、“和魂和才”等三条道路。也就是说，正如我们已提到的，在日本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它也曾受到全盘西化的欧化主义和固有的神国主义思想的左右和影响。但正如刘天纯先生如下所言：“(日本)终于经过近百年的实践认识到西欧主义与日本主义都不能救国，只有根据本国的物质和精神文明的实际水准与基础，有选择地把西方的某些技术和思想移植和嫁接到日本来，经过改造和创新变成自己的技术和思想，达到为现代化建设服务的日本化的技术和思想，或者说反映日本特点和需要的技术与思想。简言之，就是由西方化达到日本化目标。所以说，日本现代化的主要贡献不在于对世界科学技术和文化思想在理论上有多少突出的创新;而在于它主要创立了一个后进的东方国家，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如何能适时恰当地改造和吸收西方技术与思想，综合成适合于本国需要的技术和思想，并经实践验证是行之有效的。”^[5]

日本不论对西方的文化思想传统还是科学技术都非全盘接受，日本的成功正在于它通过对传统结构加以改造使之承担了某种现代的功能，从而产生了东洋道德与西洋技艺相结合的发展模式。在边缘化的挑战下，西方化的目标应是现代化，或许西力是民族振奋的催化剂，西学是民族文化整合的添加剂，但如果用它来彻底改变自己的文化则不太可能。中国由于门户开放前严重的闭塞状态，“中体西用”愈加体现了东方诸国在工业化浪潮冲击下所具有的代表性及普通含义。

[1] 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第35页。
[2] 刘天纯:《日本现代化研究》,第133页。
[3]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第344页。
[4] [韩]金日坤:《儒教文化圈的伦理秩序与经济——儒教文化与现代化》(中译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7页。
[5] 刘天纯:《日本现代化研究》,第1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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