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亚洲价值观”?

“亚洲价值观”并非泛指地理概念上的亚洲的价值观，而只是特指东亚某些发展中国家(主要是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具有威权主义色彩的官方意识形态及其倡导的“主流价值观”的代名词。目前研究“亚洲价值观”的文献指出它在政治制度、社会管理、伦理道德、生活方式等方面含有大量不同于西方的观点和立场，是一种成功结合西方“发展理性”和东方集体主义的混合型意识形态。它以家庭伦理和集体伦理为基础，以经济发展为中心，以个人纪律与社会稳定为辅助，以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为中心，并在特定国家的实践中获得了良好的效果。^[1]这种“亚洲价值观”强调本地区的民族意识和文化背景，从儒佛道传统文化和马来西亚伊斯兰文化中汲取“有用”的思想资源并结合现实社会经济发展加以提炼、弘扬。而这些思想资源中能够比较系统地为“亚洲价值观”提供理论依据的，还是源远流长、浑厚丰沛的新、旧儒家思想，特别是其中关于修身、齐家、治国的行动主义哲学。

20世纪70年代以来参与创造“东亚经济奇迹”的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两国是宣扬“亚洲价值观”的大本营，新加坡前任总理、现任内阁资政李光耀和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这两位活跃的政治家则是“亚洲价值观”的旗手。1991年1月，新加坡内阁向国会提交了一份“共同价值观”白皮书，列出了五条主要的“共同价值观”：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关怀扶持、同舟共济;求同存异、协商共识;种族和谐、宗教宽容。^[2]这是新加坡式“亚洲价值观”精练的正式版本。同年，马哈蒂尔在一次演讲中，提到马来西亚要发扬尊严与自主、重视传统道德、重视家庭、主张宽容等本土价值观^[3]，此后他还在公开场合质疑：“亚洲人拒绝被奉为普世价值观的西方价值观，坚持自己的价值观，这难道错了吗?他们难道不能主张自己的价值观被当做普遍的价值观吗?”并大声宣告：“亚洲人必须证明其价值观、道德准则和文化有自己的长处，并且造福于这个社会……最好的方式就是务实地去维持和平、发展经济、实行民主。”^[4]类似的论述不胜枚举，构成马来西亚对“亚洲价值观”的集中阐释。

“亚洲价值观”怎样看待东亚“奇迹”?

一般而言，在东亚发展模式的类型划分中，新加坡、马来西亚属于国家主导型发展模式。这种模式的基本特点是国家引导并借助市场机制以实现工业化，主要表现为国家通过理性的经济计划、产业政策以及战略性贸易政策等展开宏观调控，积极而适当地干预经济运行，实现“进口替代”型发展向“出口导向”型发展的顺利过渡。在这种发展过程中，一国的威权主义发展型政府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不仅体现在直接干预经济发展进程本身，还重点体现在利用各种意识形态完成文化建设、掌控国民情绪、塑造政权合法性上面。新加坡、马来西亚语境中的“亚洲价值观”，及时而适当地扮演了意识形态工具和文化建设手段的角色。这就是“亚洲价值观”在东亚社会发展中的地位。

在这种发展模式中，“亚洲价值观”对东亚“奇迹”最深刻的阐释就是强调“先经济，后民主”、“先集体，后个人”的发展次序，即所谓的“亚洲次序”，并把这种次序当做东亚“奇迹”最重要的经验。新、马等国的威权主义发展型政府往往认为，经济发展是第一位的国家目标，为了满足这个目标，保证行政效率并从各个方面促进经济增长是非常关键的。这种“亚洲次序”能满足人民的物质需要，达到“国强民富”、“藏富于民”，因此是应该优先选择的最为合适的发展次序。同时，它们认为西方竞争性个人主义、自由权优先等带来的就是今日社会道德沦丧、家庭观念淡薄、青少年犯罪等等不良后果。根据这种次序，西方学者所指称并针砭的“李光耀命题”——“政治自由和公民权利阻碍经济发展”和“李光耀推论”——“穷人不关心民主和政治权利”，在新、马等国确实很有理论市场和政策实践空间。

其次，以新、马两国为代表，“亚洲价值观”被当成对社会经济发展起整合作用的“黏合剂”，是经济发展战略和社会经济改革政策能顺利贯彻的内在“魔力”。新加坡官方在总结新加坡发展战略的同时，把“亚洲价值观”当成使这种战略塑造成型的关键黏合剂。新加坡贸工部经济计划委员会总结出新加坡“成功、恰当”的发展战略有：(1)　良好的政府机构，政府是强健、稳定、有能力和廉洁的，必须对经济社会问题起领导作用;(2)　有效的基础设施，其中主要是政府投资建设的;(3)　重视教育，大力发展和利用好人力资源;(4)　依赖市场和私营企业保持公开竞争的活力;(5)　实行弹性政策，特别是在经济部门，如弹性工资政策等;(6)　高储蓄率;(7)　欢迎跨国公司参与发展制造业，面向世界;等等。^[5]这些战略中，第一、三、五、六条都直接与“价值观”相联系。李光耀强调指出，亚洲的奇迹来自在这里的人民，他们守纪律、重视教育，有高储蓄和高投资的习惯，并且为了下一代而辛勤工作。^[6]在此，“亚洲价值观”不是一种由经济发展而派生的“文化附属品”，而直接就是经济发展背后的动因，参与了经济发展的全过程。另外，马来西亚为了调和国内马来人、华人、印度人之间的种族矛盾和发展不平衡问题，大力宣扬马来西亚人的“亚洲价值观”，为推行促进社会重组的“新经济政策”、提升马来人经济地位、强化社会控制、协调族群关系提供了极佳的意识形态工具和社会凝聚手段。这种整合社会经济综合发展的“亚洲价值观”的作用之大，实在不亚于指挥单纯经济增长的“魔力棒”。

再次，“亚洲价值观”大力推崇“好政府”和政府的“强干预”理念，认为这正是促进东亚社会稳定和发展的独特经验。新加坡当局以“好政府”为治国策略核心，宣扬好政府应该是强有力、高效率、施仁政的。1995年10月，继李光耀之后担任新加坡总理的吴作栋在分析“东亚发展模式的优越性”时指出，新加坡的成功经验只有两条，其一是良好的经济基本因素：竞争的市场、对外开放、经济整体的稳定、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其二就是良好的政府：政府在协助取得良好的经济基本因素方面扮演一个重要角色。而且政府仅仅在经济方面做得好是不够的，必须在政治和社会辅助方面也做得好，如教育、住房、劳资关系和社会凝聚力等等。^[7]马来西亚的政党政治要比新加坡复杂，官方宣扬“强政府”。马哈蒂尔指出，“发达国家在有软弱政府和无政府的情况下可以运转。但发展中国家若政府没有很强的权威则不能运转。不稳定的和虚弱的政府只会导致混乱，而混乱是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的”^[8]。在古典自由主义者看来，“好政府”就是管得最少的政府，是“守夜人”式的政府;而按“亚洲价值观”的论点，“管理最好的政府，就是那些管得最多的政府”^[9]。

不过，我们也要看到“亚洲价值观”本身是具有实用主义色彩的一整套治国策略，它并不否认自由市场、产权制度、技术引进、开放贸易、产业政策等经济要素直接促成“奇迹”的功能。1996年李光耀就坦承，“在不同程度上，亚洲人静悄悄地采取了西方不少有用的价值观、社会措施以及管理方法，因此现在他们的价值体系中有东西混合的成分。”^[10]李光耀、马哈蒂尔等领导人是不会放弃引进能促进本国经济发展的手段，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方法和制度的。

总的来看，作为一种官方意识形态的“亚洲价值观”，在解释东亚崛起时强调“亚洲次序”、“家庭伦理”和“集体主义”，以及“好政府”和“强干预”等核心论点。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把这种价值观宣扬为促进民族认同与自立、社会凝聚与控制、政策制定与落实、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动力因素，是一种支撑社会经济发展、塑造国家形象的伦理体系。当然，它根植于东亚土壤和历史，具有东亚文化传统特别是儒家思想的特殊性，因此也获得和西方自由民主价值观相抗衡的理论资源厚度。

东亚“金融危机”以来的“亚洲价值观”

1997—1998年，以泰铢贬值为导火线，一场大规模的“金融危机”席卷东南亚、东北亚诸国，甚至蔓延到亚洲以外的区域。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性冲击使得大部分“亚洲价值观”论者一时“失语”，不明白“东亚崛起”和“奇迹”的背后怎么会隐匿如此巨大的结构缺陷，也难以理解原先被吹捧宣扬的“东亚特殊性”、“亚洲价值”如何脆弱得不堪一击。相反，西方各路学者纷纷趁机指摘东亚发展模式背后的种种问题，并直指“亚洲价值观”在发展理路、政治策略以及具体政策各方面存在许多矛盾和缺陷。在东南亚、东北亚诸国内部，对“亚洲价值观”的质疑声浪也达到高峰。

以杜维明等为代表的“新儒家”，自80年代初起就为李光耀等政治家提供或补充“亚洲价值观”式治国策略的思想资源，并帮助对之进行哲学解读。1998年这场“金融危机”还在肆虐之时，杜维明先生接受专访，就“金融危机”对“工业东亚模式”提出几点辩解性的观点：(1) 这场危机是全球性的问题，是“世界资本主义的困境”，而不单单是东南亚的“地域性灾难”;(2) 这场危机的产生和金融机制密切相关，不是东亚发展模式所必然导致的;(3) 金融危机没有完全涉及“与儒家有关的东亚模式”;(4) 即使政府、金融、企业三合一的东亚发展模式出现问题，“东亚价值”(同于“亚洲价值观”)还是有生命力的，以韩国为例，解救危机的方式还得靠“政府宏观调控、企业和民间团队的协调”，而且“不可能有另外一个离开东亚价值取向的发展模式”。^[11]这些观点基本上反映了近期坚持“亚洲价值观”或“东亚价值”的学界人士的心声。

历经“奇迹”、“危机”的大起大落之后，1999年以来，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在经过调整后又强劲复苏，走上了发展正轨，不少“亚洲价值观”论者对所持的理念、观点还是保持自信的。2004年4月，马哈蒂尔在北京接受专访，坚持“亚洲价值观仍然是正确的价值观……仍然强调对家庭、对权威的尊重，强调对大多数人——而非个人——权利的保护……我们无须让个人为民主作牺牲，我们应该让民主为我们服务，因此，亚洲价值观比西方价值观更优越”^[12]。从马哈蒂尔这些坚韧的主张，再结合今日新加坡、马来西亚政治经济的发展现状，可以看出“亚洲价值观”在新、马等国热土上还是强劲的官方意识形态。

[1] 庄礼伟:《“亚洲价值观”:歧义与真相——东南亚的阐释与实践》,载董正华等著:《透视东亚“奇迹”》,学林出版社,1999年,第292、430页。
[2] 转引自《透视东亚“奇迹”》,第310页。
[3] 斯曼·兰尼:《走向充分发达的马来西亚:挑战与梦想》,载厦门大学《南洋资料译丛》,1993年,第3期。
[4] 《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演讲集》,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5月,第52页。
[5] 新加坡贸工部经济计划委员会:《新加坡向发达国家发展的经济战略计划》,载厦门大学《南洋资料译丛》,1996年,第3—4期合刊。
[6] [新加坡]《联合早报》,1996年8月13日,转引自《透视东亚“奇迹”》,第340页。
[7] 《南洋商报》,1995年10月14日,转引自《透视东亚“奇迹”》,第342页。
[8] Mahatir, “Human Rights not the Sole Privilege of the West,” The STAR, December 7, 1994.
[9] Zakaria Haji, “Asia's Different Drum,” TIME, June 14, 1993, p.17.
[10] 《联合早报》,1996年11月13日。
[11] 杜维明:《东亚价值与多元现代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1月,第70—80页。
[12] 北京《经济观察报》,2004年4月26日,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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