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称 “东亚奇迹”为“一种神话”，意在破除西方关于东亚高速经济发展的“常规智慧”与普遍乐观。他在1994年提出：东亚前景并不看好，所谓亚洲四虎只是“纸虎”。 批评者则认为克氏不过是在推销“所有经济都只能走一条路”(即“我们的路”)的新古典经济学观点。^[1]值得注意的是，克鲁格曼的文章不是发表在专门的经济学刊物上，而是刊于著名的国际问题研究杂志《外交事务》。台湾名列“亚洲四虎”，自然在讨论范围之内。但笔者认为：持新古典经济学观点的大量东、西方学者其实制造了许多关于东亚发展和“台湾奇迹”的另一类神话。

本章以20世纪50—80年代台湾社会经济发展为案例，探讨冷战对东亚战后发展与现代化进程的影响。作者之所以把“冷战与台湾‘奇迹’”作为论题，是因为注意到：在国际学术界研究战后东亚发展的大量著作中，几乎看不见冷战的作用。例如：著名学者郑竹园先生颇有影响的《台湾模式与大陆现代化》一书视台湾为“第三世界经济的典范”，“自由企业经济一个最成功的范例”。其中的一章题为 “台湾模式的辉煌成就”，首先以三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S. 库兹涅茨、F. 哈耶克、M. 弗里德曼——对台湾成就的称扬，引出并以数字证明了台湾30年创造的经济奇迹，随后分析了造成奇迹的所有三项因素：① “政策因素”，包括和平土改、扶植民营、均衡发展等“合理的经济制度与经济政策”; ② “成长因素”， 如充足的劳力资源、资本(以农业发展所累积资金为主源、出口获利继之的“国内资本形成”)与技术(他在这里承认“亦得力于外国技术的注入”)等等; ③ “外在条件”，“上述这些有利因素的出现，适逢世界经济进入战后扩张时期。50年代下半期到60年代中期，是美国西欧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台湾轻工业品在这时进入国际市场，可谓适逢其会”^[2]。分析得确可以说面面俱到，遗憾的是唯独没有提及冷战的因素。

其实，冷战对战后台湾土地改革、对台湾工业化的延续和转型、对发展战略的选择等等，都有直接的、有时是决定性的影响。美国在对战后东亚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包围“遏制”甚至局部“热战”的同时，推动台湾等地实行“邀请的发展”(Development by Invitation)，其“冷战”绩效鲜明，对迄今为止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对东亚政治和亚太和平，均造成难以消除的深远影响。

[1] 参见易水《一场关于东亚发展评价的激辩——克鲁格曼引发的争论》,载《战略与管理》,1995年,第4期。
[2] 郑竹园:《台湾模式与大陆现代化》,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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