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有了城市，也就有了郊区。就如同对郊区的定义五花八门一样，郊区化的定义也是众说纷纭。根据威基百科全书的定义，它是指“人口从城镇向城郊边缘的移动过程”^[1]。肯尼斯·杰克逊教授指出：郊区化“作为一个系统化的进程”，是指“边缘地区的发展速度高于中心城市”;而“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它意味着“每日到中心城市通勤工作”^[2]。菲利帕·多思则认为：“美国的郊区化不仅仅是指从城市的建成区域的空间转移，它还包含一种对常常遭受到个人主义呼声所不齿的传统社区的某种依恋情绪的渴望。”^[3]不同的郊区化定义导致人们对这一进程开始时间的意见不一：有的主张在城市化开始以前，有的认为发端于工业革命和城市化之初，有的则认为是20世纪20年代或者是二战以后的事情。“毋庸置疑，没有城市化就不可能出现郊区化，城市化是郊区化的前提;反过来，郊区化也推动了城市化的发展，成为城市化的基本方式之一。”^[4]但是，郊区化和城市化毕竟不是同一回事儿，郊区化毕竟是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笔者认为，判定它出现的标志应该是郊区对中心城市功能的替代所出现的大致时间。随着中心城市人口的增加和空间的紧张，原来城市中心相对于郊区的一些功能上的优势逐渐丧失，从而引起人口和商业向郊区的转移，导致郊区增长速度的加快和对城市中心某些功能的替代，是为郊区化。就美国而论，似乎在19世纪50年代，随着交通的改善和城市中心的日益拥挤，东部城市的郊区化进程开始。1852年，卢埃林·哈斯克尔(Llewellyn Haskell)开始在新泽西建设北美第一个真正意义的郊区——卢埃林公园。

在20世纪以前，美国城市发展中集中的趋势超过分散，城市的规模和范围不断增大，这个时期充其量算作郊区化的酝酿和准备阶段。虽然郊区化的某些特征已经陆续出现，但这个时期郊区的发展从总体上仍然是城市中心的补充和延伸。大致到20世纪初，随着汽车等新型交通工具的普及，中心人口向边缘流动，郊区不仅在发展速度超过城市，而且由于观念的改变而抵制中心的吞并，从而导致郊区的空前膨胀和蔓延，并与中心的停滞发展形成鲜明的对比，这才是大家经常所提到的真正意义上的郊区化现象。

学术界关于郊区化起源的理论大致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所谓的“自然演化理论”(natural evolution theory)，该理论认为：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城市中心最先发展，但是随着中心的不断填满，自然向周边地区溢出，能够支付起较高通勤费用和较宽敞住宅的中上层不断转向郊区，而工作机会也随着住宅的扩展而分散，从而最终导致郊区化。另一派则可称为财政-社会问题理论，该派强调城市中心的社会、经济和种族问题的恶化导致富裕的中上层向外层转移，而转移到郊区的富裕上层所形成的同质性很强的集团反过来利用规划和控制等手段将其他类型的居民排除在外。^[5]上述两种理论解释世界范围内郊区化起源方面虽然通用，但对于美国和加拿大来说，还有如下几点原因特别值得一提：

其一，技术进步和交通运输的改善，尤其是汽车对郊区化的影响。毫无疑问，日新月异的城市公共交通的改进为城市中心富裕的中上层向郊区的逃离提供了便利的手段，19世纪后半期，各个主要城市都发展了形态各异的郊区，并且使得城市的形状呈手指状沿交通线向外延伸。如果说这个时代郊区的不断向外延伸从总体上说仍然属于传统城市化的一部分的话，那么，汽车这种交通方式在20世纪的普及才使得郊区化真正流行起来。约翰·雷(John Rae)认为：“现代郊区是汽车的产物，而且离开了它就无法生存下去。”^[6]此话虽然有些言过其实，不过，汽车的普及的确大大改变了美国城市郊区的面貌。

其二，人们对城市中心和郊区观念的逐渐转换是郊区化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杰克逊教授曾经指出：“郊区化既是一种规划类型，同时也是基于想象和象征的一种心理状态。”^[7]美国历史上的自然主义和农本主义观念，对于推动美国人从中心走向郊区、寻求更自然的环境和更传统的家庭生活方式发挥了重要作用。“郊区成为小城镇美国的同义语，是美国生活方式的草根象征和源泉。”^[8]内战前一个时代，美国的改革派们相信到乡村去建设与自然和谐的聚居区就可以解决城市中的贫困和罪恶。

其三，联邦政府的交通和住宅政策也为郊区化推波助澜。“美国的郊区化在很大程度上是联邦政策的产物。”^[9]在19世纪，联邦政府对于城市发展一般抱着放任主义的态度，“但从30年代以来联邦政府积极卷入新房建设资助事宜，而二战后北美郊区的蔓延，在很多方面是此政策的一个直接后果。”^[10] 对美国郊区化影响最大的是罗斯福政府所做出的两项举创：建立房主贷款公司(Home Owners Loan Corporation)和联邦住宅管理署(Federal House Administration)，发放住宅贷款。如果说大量的低息长期贷款促进了房地产市场的繁荣和郊区化居住的话，那么房主贷款公司所独创的社区评估制度和其他一些相关的措施则是导致郊区蔓延和中心衰落的罪魁祸首。房主贷款公司的这套评估分级制度成了其他行业进行经济活动的参考依据，引发连锁效应，“房主贷款公司所造成的损失不是来自其本身的行动，而是它的评估制度对于其他机构财政决议的影响”^[11]。

郊区化首先表现为人口向郊区的大量转移。在城市化的第一个阶段，虽然郊区化已经起步，但美国城市总体上集中的趋势超过分散，这种趋势在城市发展方面的表现就是城市规模的扩大和城市人口密度的不断增加。随着郊区化进程的加速，分散的趋势逐渐超过集中，城市中心的人口增长速度逐渐放慢，甚至出现负增长，而郊区的增长速度则越来越快，从而导致郊区人口比例逐渐增加，这标志着美国城市化进入了郊区化占主导的时代。芝加哥市中心2英里以内的人口比例从1910年的17%下降到1950年的6%，8英里及以外的人口比例从9%上升到24%。^[12] 到1970年，美国全国郊区的人口达到7560万，占全国人口的比例达到了37.2%，超过城市中心，标志着美国已经变成了一个郊区化国家。

其次，人口大量迁往郊区，引发连锁反应，导致经济活动也逐渐向郊区转移。制造业早在19世纪后期就已经开始向郊区转移，建立工业园区，如福特公司的高地工业园、卡内基公司的荷姆斯泰德工业城等。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制造业郊区化的速度加快。从1947到1972年，百万人口以上大都市区中心减少制造业机会88万个，郊区却新增加了250万个。密切追随人口动向的商品零售业也向郊区转移。1956年，在明尼阿波利斯郊区伊代纳出现的南戴尔购物中心(Southdale Shopping Center)是第一家全封闭、恒温和户内式购买中心。从此以后，郊区购物中心在各地相继崛起，到1970年美国已经拥有了1.3万家购物城。此外，办公业也出现郊区化趋势。随着交通和通讯技术的改进，中心商业区作为公司总部的吸引力下降，郊区完善的配套设施提供了更为优越的办公条件。从1955到1980年，包括许多国际知名的大公司在内，有50家以上的大型公司的总部迁离了纽约中心。到1984年，郊区办公面积超过城市中心。经济活动向郊区的转移不可避免地引起就业的郊区化。从1960—1970年，美国前15个大都市区中心减少工作机会83.6万个，郊区增加了308.6万个。^[13]

最后，郊区化表现在行政和人口统计上的特点就是大都市区化。从19世纪后期开始，城市中心波浪式的扩张逐渐受到了郊区的抵制和反对，东部许多大城市的面积在20世纪20—30年代基本固定下来，而在城市范围以外的郊区却一直不断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在1910年美国的人口统计中，首次引入了大都市区的概念，最初指人口在10万以上的大城市及其周围10英里的郊区。其名称随着城市人口的变化而不断变更，直到2000年，为核心统计区(CBSA)所代替。截至2003年底，美国共有934个核心统计区。

虽然蒙特利尔的郊区很早就抵制中心的兼并，但从总体上说，加拿大郊区化的步伐比美国晚，加拿大的郊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合并抱欢迎的态度，蒙特利尔和多伦多在1880—1918年之间各吞并了大约30个郊区机构。加拿大城市郊区化的趋势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变得越来越明显。从1961到1976年，几乎所有大都市中心都出现了人口流失现象，其中以圣约翰斯为最，流失比例达到了37.8%。两个最大城市多伦多和蒙特利尔也分别达到了6.4%和17.2%。^[14]1971年，加拿大都市统计区中城市中心与郊区的人口比例为63%比37%，1971年50%对50%。^[15]表明它在70年代也变成了一个郊区化的国家。大都市化的现象也引起了加拿大联邦政府的重视，在1951年的全国人口统计中引入了普查都市区(CMA)的概念，它指包括一个5万人以上的中心城市及其周围经济、社会各方面密切联系的郊区在内达到10万人以上的都市区。在1961年的人口统计中，加拿大共划出了17个统计都会区。到1961年，加拿大普查都市区的人口占到了全国总人口的50%，占全国城市化人口的72.4%。^[16]

总之，随着北美城市化的加速，郊区化就逐渐酝酿，并在进入20世纪后变得越来越明显。郊区化在城市周边营造了一个乡村化、自然化的居住环境，在改善城市居民的居住和生活条件、缓解城市化过程的人口和资源压力方面具有积极意义。北美城市的人口密度远远低于世界其他地区，城市住房的私人拥有比例也比其他地区高：1980年，美国公有住房只占1%，而英国占46%，法国37%。^[17]美国和加拿大城市中私有住房的拥有比例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持续增加：1940年，美国43.6%的城市住房归所有者居住;1950年上升到55%，1960年61.9%;1970年62.9%，1980年65%^[18];加拿大独居家庭的比例从1961年的79%上升到了1981年的88%。^[19]乡村理想、自然主义观念和家庭观念在风景如画的郊区得到了完美的结合，后者变成了北美城市观念的真正载体。

[1] http://en.wikipedia.org/wiki/Suburbanization
[2] 肯尼斯·杰克逊:《马唐草边疆:美国的郊区化》,第13页。
[3] 亚历山大·B.卡洛编:《美国城市史:文集与评论》,第494页。
[4] 孙群郎:《美国城市郊区化研究》,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41页。
[5] 皮特·米斯克维奇、埃德温·米尔斯:《郊区化的成因》(Peter Mieszkowski, Edwin S. Mills, “The Causes of Metropolitan Suburbanization”),《经济观察杂志》,第7卷,第3期,第136—138页;见于Jstor数据库。
[6] 肯尼斯·杰克逊:《马唐草边疆:美国的郊区化》,第247页。
[7] 同上书,第4—5页。
[8] 丹尼尔·J.埃莱泽尔:《草原上的城市:大都市边疆与美国政治》,第46页。
[9] 孙群郎:《美国城市郊区化研究》,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45页。
[10] 唐纳德·N.罗斯布莱特、安德鲁·桑克顿编:《大都市的管理:美国和加拿大政府间关系透视》(Donald N. Rothblatt and Andrew Sancton, ed., Metropolitan Governance: American/Canadian Intergovernmental perspectives),伯克利1993年版,第4页。
[11] 肯尼斯·杰克逊:《马唐草边疆:美国的郊区化》,第203页。
[12] 埃伦·M.维克斯汀编:《美国的都市化:历史文集》,第422—423页。
[13] 安东尼·唐斯:《开放郊区:一种美国城市策略》(Anthony Downs, Opening Up the Suburbs: An Urban Strategy for America),纽黑文出版社1973年版,第21页。
[14] 伊拉·M.罗宾逊:《加拿大城市发展趋势》(Ira M. Robinson, Canadian Urban Growth Trends),温哥华1981年版,第31页。
[15] 拉里·S.布恩、戴伟·F.雷伊编:《变化中的加拿大城市社会地理》(Larry S. Bourne and David F. Ley, ed., The Changing Social Geography of Canadian Cities),蒙特利尔1993年版,第236—237页。
[16] 伊拉·M.罗宾逊:《加拿大城市发展趋势》,第33页。
[17] 肯尼斯·杰克逊:《马唐草边疆:美国的郊区化》,第224页。
[18] 丹尼尔·J.埃莱泽尔:《缔造美国城市:一个边疆社会的都市化和郊区化》,第13页。
[19] 拉里·S.布恩、戴伟·F.雷伊编:《变化中的加拿大城市社会地理》,第287—2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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