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声势浩大的市政改革运动相呼应，从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期，北美城市也经历了一场大规模的城市环境改造运动。就如同前者将新兴的商业理念应用于城市治理一样，城市环境改造运动的特点也是将新兴的科学技术应用于城市环境改造之中。城市环境改造主要包括城市垃圾清理和卫生工程、城市景观设计、城市住房改造和城市功能规划四个相互交叉的领域，因而也主要是由来自上述四个领域的专家和改革者——城市景观设师、城市卫生官员、城市住房改造的推动者和城市规划工程师(municipal engineers)——所主导的。他们四派力量相互配合，共同把北美城市的环境建设推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即从无序发展到零星规划，再到综合性的规划。
1. 环境规划的先驱：城市景观设计
城市规划的先驱可以追溯到19世纪前期乡村公墓和城市公园的建设，即城市景观运动。随着城市人口的增加和用地的日益紧张，许多有识之士开始认识到保留城市绿地的重要性。他们倡导的第一个目标就是把原来城中的墓地移到城市以外，即乡村公墓运动，许多城市都在城边建立了新的公共墓地，如波士顿1831年建立的奥伯恩公墓(Auburn Cementary)，费城1836年建立的劳瑞尔希尔公墓(Laurel Hill Cemenety)，纽约1838 年建立的格林伍德公墓(Green Wood Cemenety)等都很著名。乡村公墓为美国市民提供了一条接近自然的渠道。乡村公墓运动“不仅标志着试图为城市居民提供更容易接近自然的开端，也点亮了城市公园运动的火花，尝试着把自然直接搬入城市的中心”^[1]。
北美的城市公园运动始于纽约中央公园的建立，在著名的景观设计师安德鲁·唐宁(Andrew Jackson Downing)和诗人威廉·布赖恩特(William Cullen Bryant)的极力推动下，纽约中央公园终于在19世纪60年代开工建设。在纽约的带动下，其他城市也都兴起了公园建设运动，仅仅奥姆斯特德一个人在中央公园后就设计了80多座公园。城市公园被当成了美国人把自然搬入城市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对工业化、城市化挑战的一个应对。“在奥姆斯特德的心中，公园是在城市中心加强社区感情的工具，它们将会维持社会机体的健康。”^[2]奥姆斯特德自己也说过：“一个公园的主要目标和功能是要对人们的心灵产生一定的影响，并通过它来使城市生活变得更为健康和快乐。”^[3]
城市景观运动不仅仅是为城市带来了一系列的公园和绿地，还“为美国人提供了一种应付城市化的手段”^[4]。景观设计师是城市规划的先驱，他们是“最早强调城市及其周围的边缘地区在功能上的相互倚赖性并要求建立地区规划部门的呼吁者之一”。早在19世纪90年代，波士顿的公园管理委员会就呼吁公园、供水、污水处理部门的有效合作。^[5]城市景观设计师还把他们对于自然的观念融入到郊区的规划之中，从而在城市中心的外围人工地制造了一个自然化的聚居带。同时，以公园和绿地的建设为代表的城市景观运动也和城市美化运动有着密切关系，其实包括奥姆斯特德在内的许多著名景观设计师后来本身都是城市美化运动的推动者，1893年芝加哥“白城”世博会的许多景观都是他设计的。
2. 城市卫生运动
随着人口的聚集和城市规模的扩大，垃圾问题成为摆在每个城市面前的首要问题。1900年，仅曼哈顿一天就平均生产612吨垃圾。每个美国人一年平均要制造300—1200磅灰烬、100—180磅残羹剩渣、50—100磅废弃物。除了人类垃圾之外，当时街道交通的主要动力来源——马匹也是一个重要的城市污物生产者。以芝加哥为例，该市的8.2万匹马、骡、牛等牲畜一年产生60万吨垃圾。^[6]1890年，波士顿每年要清运35万箱的各种垃圾，而芝加哥的225支垃圾清运队每天要收集200立方尺的垃圾。^[7]直到1880—1890年代，美国城市的卫生情况仍不乐观，垃圾处理方法很不系统，像纽约等沿海沿河城市最常用的措施就是直接倾倒入水中，而且大部分民众也并不关心城市垃圾问题。
1895年，乔治·E.韦林(George E. Waring)被任命为纽约街道清理部的负责人，标志着垃圾清理问题的一个历史性转变。他不仅采取了许多垃圾处理的新办法，如实行垃圾分类、应用垃圾处理新技术等，还更新了人们对于垃圾处理和城市清洁问题的观念。他试图让当时的社会认识到城市垃圾问题是一个市政问题，需要把公共利益置于党派和个人利益之上，需要政府的参与，并把进步主义的改革精神贯穿到城市清洁问题之中。“他在自己的领域内缔造了一种城市进步主义的改革精神，从而带来了市政改革派对于垃圾处理方式的转变。”^[8]
新技术新观念应用于城市垃圾处理的一个标志是卫生工程专业的兴起(sanitary engineering)。与韦林等改革派不同，卫生工程师拥有高度专业化的训练，他们是工业时代的产物，是“技术的仆人”^[9]。他们对城市卫生问题的处理是建立在科学调查和研究的基础之上的，主导了20世纪初期美国城市的卫生改革。如卫生工程的奠基人鲁道夫·赫林(Rudolph Hering)除了参与众多的桥梁和下水道工程的调查和建设外，最大的贡献是主持了众多的供水、污水、垃圾处理等问题的调查，仅供水问题调查就涉及到150多个城市。^[10]
虽然20世纪初期美国的城市卫生运动仍然有许多缺点，如当时推动者太依赖和相信专家和技术，“很少尝试调动全社会的力量来解决这一难题”，民间城市卫生运动与城市卫生工程专家没有真正合流，但是无论如何，随着时代的变化，传统的眼不见、心不烦的观点逐渐消逝了，摆在城市官员面前的环境卫生难题变为如何在效率、清洁和费用之间做出选择。
3. 贫民窟问题和住房改革派
与城市卫生问题紧密联系的在一起的就是城市贫民窟的住房问题，由于大量移民的不断涌入，城市中的住房变得日益紧张，尤以贫民窟为甚。一心牟利的房主一方面把原来的供一个家庭居住的房屋分割成可以挤下3—4个家庭的出租房，甚至连地下室、阁楼都被出租出去。在原来的私人住宅被分割成简易出租房的基础上，房主进一步改建新增前后部分，即形成著名的“哑铃型出租房”。这种房子的通风、采光和卫生设施都极端简陋，有的甚至没有防火通道。除了拥挤的人口外，还有各种各样的工厂夹杂其间。这样混杂的居住环境远远不能达到最基本的健康和卫生标准，贫民窟中的发病率和死亡率都远远高于其他地区。
住房改革派首先将希望放在了规范立法方面。早在1867年，在各方面的压力下，纽约卫生局就开展了对贫民窟的首次卫生调查，呼吁规范居住条件;1879年的第二次调查，对居住条件做出进一步规划，试图维持贫民窟中最基本的卫生和居住条件，臭名昭著的“哑铃出租房”据说就符合上述要求。劳伦斯·韦勒(Lawrence Veiller)在推动住房立法方面的贡献尤其突出。他是全国住房联盟的创始人和1901年纽约州《出租住房法》的起草人。不过，韦勒的住房改革主张属于消极限制一类，就如同他所设计的《出租住房法》一样，试图通过给出租房制定一系列标准，从而使它们能够达到一定的卫生和环境方面的居住要求。他反对政府投入资金，进行积极的住房改革，认为那样将会危害私人企业和纳税人的利益。
更为积极的住房改革派则提倡新的住房建设运动。他们借鉴欧洲经验，倡导建立模范出租房、公费住房和通过税收减免、低息贷款等修建低费用住房。在众多关于贫民窟住房改造的建议中，影响最大、最为持久的当属霍华德所倡导的“花园城市”运动。根据霍华德的设想，每个花园城市占地1000英亩，由精心规划的街道、文化设施和中心公园，周围是5000英亩的农田环绕，每个城市居民为3.2万人。他实际上是倡导一种城乡结合的低密度居住。霍华德的花园城市观念被美国的弗兰克·莱特(Frank Lloyd Wright)所继承，他设计的布洛德凯尔城(Broadacres City)其实就是霍华德花园城市的一个翻版。^[11]另外，罗斯福新政期间设计师雷克斯福德·塔格韦尔(Rexford Guy Tagwe11)所设计的绿化带新城镇规划(Greenbelt New Town Programme)中，也能见到上述设计理念的影子。
总之，虽然住房改革派在解决城市贫民窟和居住问题上意见并不一致，但有一点却是相同的，即都主张对现有的城市进行规划和整治，因而也是城市环境改造和规划运动中的重要一员。
4. 城市美化运动：综合规划的第一次大胆尝试
城市美化运动可以看作是进步主义改革派将其改革理念应用于城市环境改造的一次集中体现。1893年芝加哥世博会的景观设计标志着它的正式诞生。虽然在此以前美国城市中有过不同程度的规划，但此次世博会是规划所能达到的整体效果的集中展示，“世博会的经验很简单：不加限制的个人主义孕育的是丑陋，而规划产生的是美丽” ^[12]。
城市美化运动在20世纪初期盛极一时，1905年美国有各种各样的改善组织2426个。^[13]1902年首都华盛顿美化方案是继芝加哥城以后第一个重要的美化活动。为了庆祝首都的百岁诞辰，根据密歇根参议员詹姆斯·麦克米兰(James MacMillan)的提案，包括伯纳姆和奥姆斯特德的儿子在内的一批芝加哥世博会设计的骨干人员被召集起来，设计了首都华盛顿的改善方案。该方案在原来朗方设计的基础上，以首都和波托马克河之间的购物城为中心，增加了许多历史性纪念碑，并重建了罗科克里克公园(Rock Creek Park)。
华盛顿的美化方案进一步把城市美化运动推向高潮。在此后的一个时代里，北美大陆的各个城市都热衷于城市美化运动，数百个城市聘请专家设计各自的城市美化方案。其中，芝加哥方案可谓城市美化方案中最为成功也是最具代表性的一个。根据伯纳姆等人的规划，以坐落在湖边的市政大厅和格兰特公园(Grant Park)为中心，芝加哥60英里半径以内的郊区都由发散型的林荫大道连接起来。为了交通和商业的发展，芝加哥河得到了疏浚，并列的火车站和线路被合并，沿密歇根湖修建了20英里的湖边公园带。
在伯纳姆及其同代人看来，美国文化上的爱国主义者所追求的美国独特性和对任何欧洲传统的摆脱其实本身就是一种不自信的表现，他们认为，美国是西方文化和传统的正宗继承人，可以利用欧洲的文化来解除当前美国城市的丑陋。因此，城市美化运动中充斥着各种欧洲传统的东西：“林荫大道、纪念碑、博物馆，再加上一个风景秀美的湖景，那将是城市美化运动的标准模式，就如同丹尼尔·伯纳姆对芝加哥的憧憬一样。”^[14]城市美化运动的鼓吹者试图通过城市的美化来达到如下目标：(1) 铲除社会疾病，城市的美化将会提升贫困区的市民忠诚和道德水准;(2) 通过利用欧洲的巴罗克艺术，美国城市将要在文化上达到与其欧洲同行平等的地位;(3) 一个更加宜人的城市中心固然不能把上层重新带回中心生活，但至少可以让他们在城市中工作和消费。^[15]
轰轰隆隆的城市美化运动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城市的外形变得更加美观、整洁。它还把综合规划的思想推向了整个社会，带来了城市规划观念的巨大发展。当然，该运动的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城市美化运动的推进者对于眼前的贫民窟和城市的卫生问题熟视无睹，而试图通过城市外表的粉饰来达到提升公众道德水准的理想是幼稚的。1912年，乔治·福特(Goerge Ford)说出了人们对美化运动的看法：
城市美化运动是一件最让人渴望的事情，因为我们大家都渴望美丽。但是当只有数步之远的地方的丑陋的贫民窟，充满着肮脏和疾病，为犯罪所侵蚀，正在吸食着城市生命的时候，我们还能镇定自若地对此熟视无睹，并把城市的钱浪费在这些花哨和俗丽的装饰上面吗?^[16]
5. 城市功能化时代的到来
城市美化运动在经历了昙花一现的繁荣后，在1904年的圣路易博览会上出现了分裂，以伯纳姆和罗宾逊为代表的乐观派仍然鼓吹城市外观美化;另一派则转向关注城市中更为实际的社会问题的规划，如花园般郊区与中心城区贫民窟的差异、城市中心的交通和卫生等等。1909年举行的首届城市规划会议标志着城市美化运动的全面衰落。会议的组织者本杰明·马什呼吁进行综合性的房屋和规划管理，不仅要解决城市的外貌问题，还要关注城市的社会问题。以这次城市规划会议为分界，美国的城市规划运动进入了城市功能化阶段。城市功能化倡导更实际的规划理念，以科学分析代替道德说教。在1911年的第3届会议上，大会主席、城市美化运动的积极鼓吹者查理斯·罗宾逊(Charles Robinson)也彻底转变了自己原来的城市美化主张而改称“城市规划科学”。在随后的年代里，美国出现了一系列综合性的城市规划报告。这些报告一般都在调查当地政治、经济、地理情况的基础上，提出规划方案，并附加实施方法。
20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内城市规划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规划者的角色从改革派越来越向科技专家的方向转化，城市规划的专业性越来越强，而且关注的重点也日益转向城市专门问题，如交通和分区问题。城市规划工程师(municipal engineer)成为一时的新宠。有人认为：
对于城市来说，城市工程师的作用就如同家庭医生对家庭的作用一样，他不断地被召唤来建议和指导关于他专业的许多事情……他知道城市的特征、规定、特别需要和习性，就如同家庭医生了解家庭的法则一样。^[17]
这个时期城市规划的一个重要成就是分区制(Zoning)的逐渐盛行。分区法是美国的城市改革者在借鉴德国经验的基础上，首先在纽约开始施行的。它在1916年被提出来时是为了阻止摩天大楼和犹太人的制衣厂向第五区的商业区扩张。该法是进步主义改革时期科学规划和经济效率相结合的产物，它得到了包括住房改革派、城市规划者等许多改革力量的支持，成为他们推行自己政策目标和排除不受欢迎集团的有力工具。纽约的分区法成为全国的原型，在一个时代里就被519 个城市所效仿。1926年，在俄亥俄尤里德村诉阿姆伯乐地产公司(Village of Euelid， Ohio V Ambler Realty Co.)一案中，最高法院支持分区法。到20年代底，3/5的城市人口居住在某种分区规定的区域内。^[18]分区制成为城市土地使用规划中最常用的工具，“分区的根本目的中蕴含了综合规划的要求，因为如果个人的权利受到限制，那这种限制必须是出于对整个社区利益的保护”^[19]。
6. 加拿大的城市改革和规划
加拿大也与美国面临着相似的城市问题，因而也采取了大致相似的改革运动。在多伦多，1885年上台的改革市长威廉·豪兰(William Howland)大力抨击城市中有组织的丑恶现象：“酒馆、赌场、妓院，甚至还有剧院，[改革者们]确信城市生活中的这些丑恶现象威胁着国家的命运。”而世纪之交的另一位著名的多伦多改革市长查理斯·黑斯廷斯(Charles Hastings)则大力改善城市的卫生和福利，在他的领导下，规划、卫生和市政改革齐头并进，从而使得多伦多的卫生规划成为北美大陆最好的一个。
受美国城市美化运动的影响，加拿大也掀起了城市美化运动。1899年，渥太华建立了首都规划委员会(National Capital Commission)，其主要任务就是“通过运用规划和其他合适的方法来增加首都的美丽”^[20]。直到20年代后期，城市美化和规划运动在加拿大仍然方兴未艾。加拿大的顶尖设计师赫罗西·西摩尔(Horace Seymour)不仅设计了温哥华的规划方案，而且“实际上参与了加拿大历史上的第一次美国风格的综合规划行动”。他将自己理解的美国规划理论融于对加拿大法令的解释之中，根据他的说法：“美只能出自实用，它必须在秩序中去寻找。”^[21]加拿大都市规划的理论和实践不仅借鉴了英美的城市规划传统，还在此基础上做出创新，如与分区制相比，加拿大更强调发展控制，认为这是一种指导城市发展的更好手段。
除了大城市外，安大略省北部许多单一产业城镇也借鉴美化运动与花园城市的一些概念，如易洛魁福尔斯(Iroquois Falls)和卡彭斯卡辛(Kapnskasing)，实行城市功能分区，街道形式多样，开阔地多，外面绿化带环绕。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综合规划才被这些城市所采用。^[22]
总之，经过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期中层和上层所推动的各种改革，不仅资本主义商业的原则被成功运用到了政府管理之中，而且城市规划和城市社会问题也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北美城市不仅具备了现代化城市的外形，而且按照现代化的规则运转，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城市。不过，就在20年代实现了从乡村社会到城市社会转变之时，北美社会也开始了向新方向的转变，即从城市化转向大都市化和郊区化，从集中为主转向大范围的集中和小范围的分散相结合的新时期。

[1] 尼尔·拉里·沙姆斯基编:《城市外观:公共空间与基础设施》(Neil Larry Shumsky, ed., The Physical City: Public Space and the Infrastructure),纽约1996年版,第XI页。
[2] 查理斯·H.格莱布、A.西奥多·布朗:《美国都市史》,第255页。
[3] 托马斯·本德:《城市观念的形成:19世纪美国的思想与机构》,第175页。
[4] 尼尔·拉里·沙姆斯基编:《城市外观:公共空间与基础设施》,第98页。
[5] 埃伦·M.维克斯汀编:《美国的都市化:历史文集》,第317页。
[6] 尼尔·拉里·沙姆斯基编:《城市外观:公共空间与基础设施》,第332—333页。
[7] 马丁·V.麦乐西:《城市中的垃圾:废弃物、改革与环境1880—1980》(Martin V. Melosi, Garbage in the Cities: Refuse, Reform, and the Environment, 1880—1980),克利奇站1981年版,第22页。
[8] 尼尔·拉里·沙姆斯基编:《城市外观:公共空间与基础设施》,第342页。
[9] 马丁·V.麦乐西:《城市中的垃圾:废弃物、改革与环境1880—1980》,第79页。
[10] 同上书,第85页。
[11] 约翰·西维尔:《城市的形成:多伦多谋求现代规划的奋斗历程》(John Sewell, The Shape of the City: Toronto Struggles with Modern Planning),多伦多1993年版,第24—31页。
[12] J.C.蒂夫德:《中心地区的城市:中西部工业区的兴衰》,第138页。
[13] 尼尔·拉里·沙姆斯基编:《城市外观:公共空间与基础设施》,第123页。
[14] 尼尔·拉里·沙姆斯基编:《城市外观:公共空间与基础设施》,第156页。
[15] http://xroads.virginia.edu/~CAP/CITYBEAUTIFUL/city.html。
[16] 尼尔·拉里·沙姆斯基编:《城市外观:公共空间与基础设施》,第240页。
[17] 雷蒙德·A.莫尔编:《城市化美国的形成》,第90页。
[18] 霍华德·朱多考夫、朱迪斯·E.史密斯:《美国都市社会的演变》,第216页。
[19] 吉尔伯特·A.斯蒂尔特、阿兰·F.J.阿蒂贝斯:《权力与地址:北美背景下的加拿大城市发展》(Gilbert A. Stelter and Alan F. J. Artibise, Power and Place: Canadian Urban Development in the North American Context),温哥华1986年版,第120页。
[20] 乔治·尼德尔:《加拿大城市:理论、历史与规划的视角(上卷)》,第173页。
[21] 吉尔伯特·A.斯蒂尔特、阿兰·F.J.阿蒂贝斯:《权力与地址:北美背景下的加拿大城市发展》,第123页。
[22] 同上书,第219—2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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