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复兴解放了人的思想，但人的精神却仍然受教会控制。中世纪的西欧人都是基督教徒，但很少人能够自己看懂圣经。基督教到底是什么意思，一般人是不懂的。这样，就给教会一种威权，让它来解释上帝的意旨，实际上就是垄断了真理权，对人的精神实行控制。中世纪教会站在人与上帝之间，不摆脱教会的精神扼制，人的解放就无法完成。教会还在现实过程任意解释《圣经》的话语，以此来牟取自身的私利。此外，以权谋私、中饱私囊、言行不一、贪婪享受等等丑恶现象，也层出不穷。

16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以马丁·路德的“九十五条论纲”为契机，随后迅速在西欧和北欧发展，其最初的诉求只是革除天主教会的弊病，后来则发展成反对教会控制的精神解放运动。在宗教改革中，《圣经》被翻译成各种民族语言，普通人于是也可以看懂《圣经》，在新教取得胜利的地区，人们通过阅读《圣经》而直接与上帝交流，其实就是根据人们的不同理解而解释《圣经》，由此得到了自由思想的权利。新教各派都不承认教皇的权威，因此也就摆脱了天主教会的束缚，尽管新教各派在那个时代也表现出狭隘心理，不承认其他教派的信仰权利。但宗教改革终究打开了自由思想的大门，为不同观点的互相尊重提供了逻辑的归属。

此外，宗教改革改变了神权与政权的相互关系，此后教会与国家已不能同日而语，更不要说教权超越于王权之上了。这对民族国家的形成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为西欧最终走出分裂、混乱的中世纪增加了砝码。宗教改革在许多国家还成为凝结现代民族的黏合剂，民族意识在新宗教教义中找到认同感，这也是民族国家形成的一个重要条件。

马克斯·韦伯还认为，新教的出现推动了“合理资本主义”精神的形成。新教徒相信自己是“上帝的选民”，为了证明这一点，需要以上帝的恩宠为证据，而上帝的恩宠就表现在事业的成功上。一个人聚敛的财富越多，就越能证明上帝的恩宠。因此，当一个人聚敛财富是为尽天职，而不是为自己享乐时，他的发财欲望就是合理的，符合上帝的伦理标准。于是，新教徒一方面聚敛财富，一方面又推崇禁欲主义，所以“在构成近代资本主义精神乃至整个近代文化精神的诸基本要素之中，以职业概念为基础的理性行为这一要素，正是从基督教禁欲主义中产生出来的”^[1]。

综上所述，从中世纪晚期开始，通过农奴制解体、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人已在很大程度上摆脱束缚。农奴制解体使人摆脱人身的束缚，文艺复兴使人摆脱思想的束缚，宗教改革使人摆脱精神的束缚。虽然经济束缚、政治束缚和社会束缚仍然存在，对它们的摆脱还留待将来，但中世纪的全面束缚已开始解除。后来西欧向外扩张，凭借的不是比世界其他地区更高的生产能力，而是一种 “精神”，这种精神鼓励人冒进，为达到目的而不顾一切。在其他地区，个人所承受的限制太多了，个人的追求受到强烈的压制。由此可知，解除人的束缚对西欧来说是何等重要，它把原本落后的西欧一下子转变为世界潮流的引领者。

[1]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1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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