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同点：各文化圈的统治者都位居社会等级结构的上层，表现出居高临下的统治方式。西欧的封主对封臣，亚洲的君主对臣民，一概以超越的姿态高居于上，要求被统治者服从。统治只是少数人的事，多数人被排斥于政治之外，其职责就是服从，这种服从呈等级向上的趋势，一级服从于另一级，与社会的等级结构完全一致。

不同点：东方“大屋顶”笼罩一切，国家控制着社会的方方面面。国家为有效地行使权力而建立起庞大的官僚体系，正是这官僚体系使东方国家在中世纪的管理水平和组织能力都达到异乎寻常的高度。亨廷顿曾经说过：传统制度越接近现代标准就越难产生现代政体。^[1]他指的就是这种中世纪近乎完美的东方“大屋顶”。相比之下，西欧在中世纪却是等级君主制，这是一种权力分散的政体结构，它建立在土地分封之上，任何一方既有权利又有义务。等级君主只是领主们的头，它不能对所有的臣民直接发令，所以对多数人来说，国家的存在没有什么意义，相反领地和庄园更重要。西欧中世纪一直存在着分权机制：教会与君主的分权，贵族与国王的分权，城市自治的分权，领主在每一个庄园上独立的司法权，以及在每一块领地上半独立的治理权等等。

[1] 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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