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思想史上一个清晰的脉络就是意识形态的现代化。在思想意识方面，近代以来的主流思想是：理性主义、科学主义、保守主义、自由主义、民族主义、进化论、民主的理念和社会主义。所有这些思想都和现代化有密切的关联，它们是现代化的支撑思想观念。有学者甚至认为，“意识形态都是比较近代的思想形式，出生于紧随法国大革命爆发后的那一段时期”^[1]。

理性主义是现代化社会的最基本的思想之一，没有理性主义，变革与发展就没有合理性。理性主义认为人的理性是最高的思想境界，人依照理性的指导，能够合理地安排好自身的生活，也能管理好社会和自然。理性主义否定人的一切遭遇都是先天预定的看法，这也就否定了无所作为的生活态度，否定了人的被动心态，从而为人的奋斗和人的主动性提供了心理动力。理性主义还提倡人世万物的合理安排，这就为否定“无序”、创建“有序”的社会奠定了合理基础，只要符合“理性”，一切社会变动都是合理的，而不管这种变动是采取革命的手段还是采取战争的手段。

科学主义是理性主义的自然延伸。科学主义提倡实证观察，在实验的基础上进行科学的概括，总结“客观”规律。科学主义首先在自然观察方面发展，形成一门门科学，使人的认知发生巨大变化，并为征服自然、改造自然提供了强大的物质手段。科学主义随后在社会生活中也提倡“科学”观察和“科学”概括，试图将人的一切知识都纳入“科学”的范畴中去，将社会变革也归结为“科学规律”。这些理念是现代人认识外部世界的一个基本思想框架，它一方面提供了追求“客观真理”的无穷动力，同时也使人确立一种信念，即人一定能战胜自然。应该说，科学主义是现代社会的另一块基石。

在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基础上，进化论的出现便是自然而然的了。进化论原是达尔文解释生物形成的理论，《物种起源》是现代科学的奠基作之一。后来，达尔文的信徒把进化论推广到社会观察中来，认为社会与生物一样，也是从低到高、从落后到先进排列的，低级社会一定要让位给高级社会，落后社会也一定要让位给先进社会。人类社会与生物界一样崇尚生存竞争，“优胜劣汰，物竞天择”是天经地义的“规律”。这种学说为各国的竞相发展提出了紧迫感，尤其是对后发展国家，更起一种振聋发聩的作用，催促其奋起直追;但它直接的影响却是为种族优越论提供论据，为“先进”淘汰“落后”找到了方便的借口。

在政治学方面，霍布斯等保守主义者认为，推翻君主或选举产生的政治权威不具有合理性。在他们看来，“自然状态”并不美好，甚至非常危险，民众与政治权威之间应该签订社会契约，据此，人民将效忠某个专制政府，放弃他们的反抗权利，作为回报，他们的人身财产安全得到政府的保护。霍布斯的学说为专制主义的存在提供理论基础。18世纪的爱德蒙·柏克是现代保守主义的集大成者，他肯定了英美主流的保守主义政治学说，强调传统和保护现有制度的重要性，对人类社会和个体的完美性提出质疑。这种哲学不信任理性的个体公民，极度怀疑民主政治，认为先辈遗留下来的传统必须得到尊重。权威在本质上表现为父权制和独裁主义，它们比平等、自发和变化重要。但柏克并不反对一切变革，相反，他认为在不得不进行变革时，只能顺势而上，让变革发生，这样才能最好地保护传统的体制。这种理论又叫“有限变革论”。

18世纪早期的古典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不同，它反对专制君主制度。如上所述，资本主义经济学的两个主要理论家是亚当·史密斯和大卫·李嘉图，他们是那个时代的自由主义开路先锋。20世纪的自由主义者转而强调社会责任和社区，但在公民自由区域，自由主义者依然强调个人权利与自由，而多数保守主义者认为，传统的社会单元有优先权，比如家庭、教堂和国家等。

民族主义是一种强大的政治思潮，其基本理念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即民族与国家吻合，在国家疆域内建立单一民族的共同体，即“民族国家”。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民族国家是现代化的载体，没有民族国家就不可能有现代化;民族主义恰恰起了调动民众凝聚力、动员民众同心协力报效国家的作用，是建立民族国家的基本理论框架，在产生民族国家的过程中举足轻重。对于后发展国家来说，能否形成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几乎就是生死攸关的事，因为只有形成了民族主义，才有可能抗拒“先进国家”的欺凌，在民族自卫的基础上保存和发展自己。然而从另一方面说，“先进国家”也可以利用民族主义来为侵略和压榨寻找借口。民族主义是一柄双刃剑，它既可以伸张正义，又可以庇护邪恶。但民族主义在建立民族国家的过程中不可或缺，因此它无论是善是恶，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是不可避免的。

民主的信念是近代世界的产物，随着现代化发展，民主是一定要出现的。作为多元社会的典型表达，民主是解决错综复杂社会矛盾的唯一途径，也是使多种相互冲突的社会利益维持其整合的最合理的方法，民主的理念由此而形成。民主主义是现代社会的一大思潮，它随着现代化的发展而发展，可以说是现代化的伴生物。一般来说，在现代国家中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是最重要的两股政治思潮，这两种思潮在一定历史时期中的强弱对比会决定这个国家的内外政治走向。

20世纪，社会主义成为一大思想潮流，在很多国家成为指导思想。从某种角度上看，无论是社会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其思想本源就是对法国大革命后近代自由主义运动的继续。因为，资本主义在19世纪的发展证明这种继续是必要的，只要少数人享有财富、教育和经济自主权，大多数人的境况则与贫困、无知和社会边缘化相联系。^[2]托玛斯·迈尔认为：从早期的社会主义者，如法国的傅立叶和圣西门，英国的欧文，德国的魏特林、赫斯，经过工人运动早期的伟大理论家马克思、恩格斯、拉萨尔和后来的卢森堡，直到世纪之交时期的伯恩斯坦和饶勒斯为止，都是源于这样一个本源思想。^[3]社会主义最初是作为对资本主义的超越而出现的一种更高的社会理想形式，但在现实中，它是落后国家追求高速发展、希望在短时间内完成现代化目标的一种方式。它在执行过程中取得了很大成就，也出现不少问题，需要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完善。

无政府主义、法西斯主义也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成为某种甚至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女性主义、生态主义则在后现代时期日益成为一种不可轻视的思想潮流。即便是后现代主义思潮，其叙述似乎依然是现代话语。

以上这些主流的意识形态相互间有吻合，也有分叉，甚至会互相冲突，比如，民族主义和理性主义可以发生冲突，科学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并不吻合，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存在分歧等。但所有这些思想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它们都服务于现代化，带着现代社会的深刻烙印。这些思想意识或者因其产生而引导了现代化的出现，或者因其存在而推动着现代化的进展。

[1] 安德鲁·文森特:《现代政治意识形态》,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8页。
[2] 刘成、马约生:《西欧社会民主主义的缘起与演进》,重庆出版社2006年版,第3页。
[3] 托玛斯·迈尔:《社会民主主义的转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译者前言,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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