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霍布斯开始，到威廉·配第，再到约翰·洛克，他们的著作都阐述了一个共同的思想，即个人通过劳动所得到的私有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是“天赋人权”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政府或国家应该保护个人的私有财产。1776年，斯密出版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系统提出了全新的自由主义的经济主张。

斯密认为：谋取暴利是资本的唯一目的，当资本家使用资本时，“既不打算促进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在这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而且，“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1]这只“看不见的手”实际上是指一种“自由放任”的市场机制，这种机制要求生产在自由竞争中求生存，经济在自然状态下发展。斯密提出了“经济人”的概念，即人性是自私自利的，追逐个人利益是人行为的根本动力。政府应该创造一种自由、公平的环境以保障个人的经济活动，国家对于私人经济生活的任何干预会起妨碍作用。

上述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在19世纪中叶之后遇到了挑战，垄断企业的出现、社会两级的分化、劳资矛盾的激化等，致使传统的自由放任学说遭到质疑。在1870年以后，西欧各国对自由主义政策做出了重大调整，相继采取了政府干预、贸易保护主义、社会保险和劳工立法等措施。政府干预逐渐成为与市场调节相配合的社会经济政策，在必要的时候，国家这只“看得见”的手也要发挥作用。

从经济理论上讲，至少在两种情况下，政府采取大量措施影响工业增长是有道理的：一是只有政府的措施才能改革或消除制度上的障碍，而只有在经过改革的环境里，私人企业才能最有效地发挥作用。二是社会成本与收益和私人成本与权益之间产生重大差异，需要国家采取行动来统筹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即所谓效率和公平的问题。而且，像某些特殊行业和项目，如技术训练、教育、水利工程、电力网等，私人投资者可能从中得不到优厚的利润或没有足够的资金，但它们具有降低其他企业的“外溢经济”的作用，应该由政府加以倡导和支持。其实，即使是斯密和李嘉图也不反对国家在这些方面发挥作用。^[2]在现实层面上，像德国这样的国家，是依靠国家的支持迅速发展起来的。自由贸易政策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会产生不利的影响。国家开始走上工业化道路，有了自己的民族工业时，为了保护本国利益，它们会建立贸易保护关税，从而对自由贸易思想形成巨大冲击。

到1880年时，那种认为不干涉是国家对外和对内的最高职责的自由放任学说已经过时。^[3]密尔最先对“自由放任”的经济原则提出了质疑。密尔认为，每个公民享有三大自由：思想和感情的自由、追求个人志趣的自由和个人之间相互交往和联合的自由。政府具有保障这些自由的责任，一个社会如果不能体现这些自由，就不是一个自由的社会。^[4]不过，人们一般将牛津大学的托马斯·格林教授看成是新自由主义的奠基人，他最早提出了积极自由的概念。1881年，格林在一次演讲中指出：“我们也许都会同意，正确意义上的自由是上帝赐予人类的最大恩惠;实现自由是我们公民所有努力的真正目标。然而，当我们言及自由时，我们应该谨慎地考虑它的含义。我们所说的自由并不仅仅意味着驱除了限制或强迫。我们所说的自由并不仅仅意味着我们可以做我们喜欢的事，而不顾这些事情是什么。自由并不意味着一个人或一些人可以享受以其他人的损失为代价的自由。自由具有更高的价值，它意味着拥有一种积极的权力或能力，从而可以去做或享受某种值得去做和享受的事，而这些事也是我们与其他人共同努力或分享的事。自由意味着每个人可以从同伴那里得到帮助和保护的力量。当我们用自由增长方式来计算一个社会的进步的时候，这种自由是指所有的有利于道德善发展和运动的力量，我们相信这种道德善赋予给了社会成员;一句话，自由是指通过市民团体的最大力量，实现他们自己的最大价值。”^[5]

格林认为，这种道德善或共同善的实现不仅需要人们彼此互助、共同追求，而且需要外部环境提供有利于道德发展的各种条件，国家则是这些条件的最好提供者。很明显，格林主张用政府干预式的自由代替放任主义式的自由，认为国家权力的增加并不意味着对个人自由的损害，积极国家不是削弱而是促进人的道德自由。相反，国家的积极作用是真正自由的需要，是道德善的需要。^[6]因此，格林的思想在相当程度上代表了英国哲学向德国、特别是黑格尔哲学的靠拢，而黑格尔哲学本质是国家主义的。^[7]

霍布豪斯认为，以平等为基础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社会条件和公共福利的改进，将使个人获得更大的安全保障，自由也将随之增加。国家应该采取积极的干涉措施，通过有效的改革活动为自由提供基本的社会条件。他在《自由主义》一书中指出：“19世纪可被称为自由主义时代，但是到了这个世纪的末叶，这项伟大运动却大大地衰落了。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那些代表自由主义思想的人都遭到了毁灭性的失败。……它正在对自己失去信心。它的使命似乎已经完成。……自由贸易虽然为繁荣奠定了基础，但是并没有使大厦落成。”^[8]

霍布森认为，帝国主义是现代民族国家最为突出的威胁，它加剧了资本的集中，将剥削、专制和战争带到世界各地，对自由主义民主制造成了威胁。只要改变国民收入的不合理分配，扭转“储蓄过度”和“消费不足”，帝国主义是可以避免的。霍布森认为，社会福利问题是改变国民收入的不合理分配的重要手段，现在的自由主义已经正式承诺国家的新概念，即国家与个人生活和私营企业有关。^[9]

1936年，约翰·凯恩斯发表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提出了著名的凯恩斯理论，引起了一场经济学上的“革命”。该理论否定了从亚当·斯密开始的自由主义理论传统，提出利用国家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就业进行干预，即通过刺激消费达到充分就业，从而消除贫困。凯恩斯认为，政府的经济政策应随着国家的经济状况而进行调整，当经济萧条时，应该降低利率并增加货币的供应量，刺激消费和投资，从而起到促进生产和充分就业的目的。如果出现通货膨胀现象，则采取提高利率和减少货币供应量的相反措施。国家的作用在凯恩斯理论中被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它标志着自由放任时代的彻底结束。

[1]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下册,第27页。
[2] 奇波拉:《西欧经济史》,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3卷,第244—245页。
[3] 欧内斯特·巴克:《英国政治思想——从赫伯特·斯宾塞到现代》,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2页。
[4] 密尔:《代议制政府》,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55页。
[5] 罗伯特·埃克尔希尔:《英国自由主义:从17世纪40年代至20世纪80年代的自由思想》(Robert Eccleshall,British Liberalism: Liberal thought from the 1640s to 1980s〖KG-*4〗), 伦敦1986年版,第180—181页。
[6] 刘玉安等:《西方政治思想通史》,山东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18—419页。
[7] 李强:《自由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09页。
[8] 霍布豪斯:《自由主义》,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08、114页。
[9] 罗伯特·埃克尔希尔:《英国自由主义:从17世纪40年代至20世纪80年代的自由思想》,第204—2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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