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3世纪的时候,“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思想已经出现,民族国家已经在孕育之中。到了中世纪末期,西欧出现了向民族国家过渡的大趋势,其标志是专制王权的建立。
从现代化的角度上说,专制王权是民族国家的早期形式,是近代社会的起点。最早的专制王权出现在伊比利亚半岛。
从8世纪开始,阿拉伯人侵入伊比利亚半岛,将先进的灌溉技术、牧羊业、手工业等引入西班牙。在西班牙的倭马亚王朝(756—1031)统治期间,穆斯林国家进入历史发展的鼎盛阶段。首都哥尔多瓦在10世纪时成为西欧最大的城市,与君士坦丁堡、巴格达、长安并称为世界四大都市。
不过,穆斯林并未彻底征服伊比利亚半岛全境,被驱赶到北部边陲的一小部分基督教居民就未被征服,它们在北部形成几个独立的封建领地。11世纪,倭马亚王朝走向衰落,分裂成20多个小王国。与倭马亚王朝的衰亡同步,这些封建领地在相互攻击中开始向着独立王国的方向发展。到12世纪的时候,在伊比利亚半岛上有了三个基督教王国:卡斯提尔、阿拉贡、葡萄牙,依靠这三个基督教王国,基督徒将穆斯林赶出了伊比利亚半岛。
在西欧其他地区的民族意识还很模糊的时候,葡萄牙的民族意识就已经很强烈地表现了出来,12世纪,葡萄牙小王国成为西欧最单一的民族。1179年,罗马教皇正式承认葡萄牙的独立。然而,女王贝娅特丽丝与卡斯提尔国王的婚姻严重危及葡萄牙国家的主权,1383年,若昂一世(1385—1433年在位)通过起义夺取了王位,1385年由议会推举为葡萄牙国王。同年,在阿尔茹巴罗塔之战中,葡萄牙大败入侵的卡斯提尔军队,捍卫了国家的独立,巩固了自己的地位。1383—1385年的起义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革命,它成为葡萄牙历史上具有决定意义的转折点,旧贵族垄断国家的局面被打破,一批出身较低但有丰富经验的法律学家和官僚聚集在新国王的周围,给葡萄牙的政治带来了一股清新之风。在若昂一世时期,国王拥有极大的权力,正如葡萄牙史学家萨拉依瓦所说:若昂一世时期与其他王朝不同之处“是强烈的集权主义……国王的意志就是国家的最大权力,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限制它”[1]。
在葡萄牙集中精力进行近一个世纪的海洋探索之时,邻国西班牙光复国土的战争还在继续。1469年,卡斯提尔公主伊萨贝拉和阿拉贡王子费尔南德结婚。1474年,伊萨贝拉成为卡斯提尔女王。1479年,费尔南德也继承阿拉贡王位,卡斯提尔和阿拉贡正式合并为西班牙王国。作为联合登基的西班牙的女王和国王,他们的首要任务是实现西班牙的统一。1492年1月2日,西班牙结束长达8个世纪的“收复失地战争”。与此同时,伊萨贝拉与费尔南德依靠城市、小贵族和教会的支持,翦除了分裂割据的大贵族势力,国王拥有强大的常备军,很少召开国会,专制王权得以建立。国王有权推荐担任西班牙各主教区主教的人选,西班牙国家也不再听命罗马教廷的指使。正如西班牙学者指出的那样:“国王们的手无处不伸,眼睛无处不到。”[2]在葡萄牙之后,西班牙成为西欧的又一个民族国家。
英国的专制王权形成于都铎王朝时期。其实,在中世纪的西欧,英国王权比其他国家要强大一些。这是因为威廉一世征服英格兰时,把土地划成小块向贵族封授,并结成“索尔兹伯里盟约”,要求所有贵族首先向他宣誓效忠。在相对有力的王权下,贵族们尽管时常反叛,但力量终不足以撼动王权。当然,国王也不是至高无上,他必须在封建规范约束下行事,否则就会遭到贵族们联合的反对,而大宪章和议会就是斗争留下的两项最重要成果。
英国由于与法国百年战争(1337—1453)的失败而退出大陆事务,这反而为它组建民族国家创造了条件。百年战争结束后不久,两派贵族因王位继承问题引发历时30年的玫瑰战争(1455—1485),在战争中,旧的军事领地封建贵族自相残杀殆尽,而王位落到了来自威尔士的亨利·都铎手里,在他的统治下,旧贵族被消灭了,国家得以统一,专制王权也得以建立。都铎王朝的建立标志着民族的英格兰国家的正式出现,在亨利七世之后,亨利八世和伊丽莎白一世父女完成了建立强大国家的任务,英国从一个偏远的小小岛国一跃而成为西欧最强大的国家之一。
法国的王权也因为百年战争而加强。9世纪,法国的封建制已经确立,全国不再有无领主的土地,国王的权威变得非常有限。加佩王朝时期(987—1328),国王实际控制权力仅限于巴黎周围的王室领地约3万平方公里地区,一些大贵族的控制范围比国王还要大。路易六世(1108—1137)以后王权才有所回升。1302年,腓力四世首次召开由高级教士、世俗贵族和城市市民共同参加的三级会议,封建等级君主制由此确立,促进了王权的发展和国家的统一。百年战争之后,国王们力图克服地方分裂势力,法国开始向君主专制制度方向发展。
但法国建立君主专制制度的路程是十分曲折的,法国大贵族太强大,其地位由于在百年战争中发挥作用反而有所提升。而法国争夺意大利的长期战争也削弱了王权,及至16世纪中叶,因宗教纷争,法国再次陷入长达30余年的胡格诺战争,致使国家统一又一次面临威胁。这以后,波旁王朝出现了,专制制度终于在波旁王朝统治下最终完成,并得以巩固。但即便如此,国王们还是要经常应付贵族们的反叛,有时王权甚至受到威胁,国家也面临解体的危险。1648年,法国发生最后一次内部大动荡——投石党运动,贵族乘机而起,再次威胁国家的存在。运动失败为专制制度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基础,而完成这一任务的是法王路易十四。
路易十四亲政后决心实行绝对的君主专制,他的名言是“朕即国家”。在亲政的54年中,他从未任命首相,一切国务均由他一人拍板,他个人的意志就是法律,中央和地方的各级官僚机构都是他的执行工具。他剥夺巴黎高等法院的职权,从不召开三级会议,并加大对教会的控制。他花费巨资修建了富丽堂皇的凡尔赛宫,将大批贵族召入宫中,让他们挥霍享受,很快便使他们丧失了抗衡国王的意志和能力。路易十四认为:“构成国王的伟大和尊严的,不是他们手中的权杖,而是他们手执权杖的方法。如果由臣民决定一切,君主只是受到他们的尊重,这就歪曲了事物的本来面目。只有君主才有权思考和决策,其他人的职责,只不过是执行他的命令而已。”[3]在路易十四统治下,法国成为西欧大陆最强大的国家。
奥地利属于较早建立专制权力的国家,15时期末、16时期初,奥地利已经形成了比较完备的专制体制。正是因为专制权力形成较早,奥地利从过去的一个不起眼的德意志东南边陲领地,变成了一个大帝国的政治中心,成为中欧的强国。哈布斯堡家族从1273年起,就几乎不间断地担任“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从马克西米利安一世(1459—1519)起,帝国皇帝就开始在自己的领地上致力于建立中央集权,其继承人又不断加强这种努力。不幸的是,奥地利未能将德意志统一成一个国家,原因是哈布斯堡家族只能在自己的领地上进行集权的努力,而哈布斯堡家族领地(即哈布斯堡君主国)与“神圣罗马帝国”(即德意志)在地域范围上却是不重叠的,这使得哈布斯堡家族最终只关心自己的家族领地,而无心力求德意志统一。其结果,无论对奥地利还是对德意志来说,都是致命的。
北欧的民族国家也在形成中。10世纪,瑞典、丹麦、挪威都成为独立国家,但后来又都落入丹麦统治。1523年古斯塔夫·瓦萨当上瑞典国王,他发动了反丹麦的民族战争,使瑞典脱离丹麦,并建立专制王权,把瑞典推到了走向现代国家的起点上。1697年,在查理十一世去世之时,瑞典的专制王权已经达到鼎盛;而查理十二时期的瑞典,君主成为无所不在的国家象征,这在斯德哥尔摩新修建的王宫国王的雕像上都能表现出来。[4]
瑞典独立后丹麦人痛定思痛,将一切过失全部推到贵族身上,认为贵族的分裂是国家虚弱的原因,于是希望建立君主专制制度。1660年,腓特烈三世抓住这一机会,宣布王位的世袭制度,打击贵族特权,任用“文官”管理行政区。他接受路德教派,实行宗教改革,宣讲君权神授,强化国王的权力。相对而言,专制王权在丹麦的形成几乎是不费吹灰之力的,由国王与国内一些头面人物协商之后就确定下来了。[5]君主专制制度形成后,一个统一和独立的民族国家就诞生了。
尼德兰(低地国家)在中世纪曾先后属于法兰克、德意志、勃艮第等地的领主;16世纪,尼德兰归西班牙管辖,其一半的收入要上交西班牙。1588年,尼德兰北方7省宣布成立“联合省”(也称荷兰),联省议会是这个具有联邦性质的共和国的权力机关。但联省议会的决议必须经各省一致通过才能生效,因此这个国家并未能达到高度的统一。这种状态在拿破仑战争中充分暴露其弱点,荷兰在战争中被灭国。战争结束后,荷兰没有恢复以前的联省共和国,而是建立了立宪的王国,这才使荷兰达到了真正的统一。
俄罗斯的专制王权也形成很早,一般认为在留里克王朝时期就开始起步,伊凡四世(1533—1584在位)是第一个“沙皇”。伊凡四世曾进行一系列行政和军事改革,以加强中央集权,其结果是彻底铲除了分裂势力,建立起强大的中央政府。以后,沙皇们迅速走上了领土扩张的道路,到彼得一世时,俄国已成为一个横跨欧亚大陆、领土面积居世界第一的大帝国。彼得一世亲政后进一步加强专制权力,并且用近似野蛮的方式推行“西化”,把俄国强制拉上了现代化道路。但沙俄帝国不是一个西欧类型的民族国家,它是个多民族的大帝国,这对它后来的发展造成影响。
[1] J.H.萨拉依瓦:《葡萄牙简史》,中国希望出版社1988年版,第113页。
[2] 马达里亚加:《西班牙现代史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8页。
[3] 吕一民:《法国通史》,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79页。
[4] 安德生:《瑞典史》,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上册第316页、325页;下册第354页。
[5] 帕利·劳林:《丹麦王国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3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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