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在西欧文化圈中起主流意识形态的作用，但它同时也是封建结构中最大的封建主。据汤普逊考证，在787年，圣汪列尔修道院拥有4264个庄园;在12世纪，佛尔达修道院在萨克森、条麟吉亚、莱茵兰各有3000个庄园，在巴伐利亚和斯瓦比亚也有3000个。即使很穷的圣鸟尔立喜修道院也有203个庄园，每一个庄园有1—6所村庄。中世纪的罗马教会是集行政长官、地主、收租人、征税者、物质生产者、大规模的劳动雇主、商人、手艺人、银行家和抵押掮客、道德监护人、教育者、信仰的强制人等等于一身的奇妙组织，它的权力如此普遍和多样化，“所以有人常常很正确地说：中世纪历史基本上是中世纪教会的历史”^[1]。

有人将中世纪的教会看成是一种保守的力量，而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教会虽然保存了封建制度并从中获得好处，“但它有时却严峻地管理它，有时还明显地力求破坏它的完整性”^[2]。教会的神父们常异口同声地把商业斥为对灵魂有害的职业，比如，圣·奥古斯丁曾认为所有商业活动都是罪过，因为它使人们的心去追求只有从上帝那里才能获得的真正安定。但是，随着13世纪开始的商业活动的扩大，教会内部对商业的态度开始发生变化，到阿奎那时代，商业被认为是增加一个国家财富的两种方式之一。商业的盈利行为本身并不有悖于道德，也不意味着罪恶。^[3]此外，科学的背后有基督教的预设，基督徒是科学探索的先锋。^[4]比如，哥白尼一生任神职，一直做到僧正这个中级职称，《天体运行论》是他利用业余时间写的，他花了近30年时间才写成。可以说，西欧近代科学思维方式脱胎于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后者确立了对上帝理性的坚定信仰，即相信上帝为自然和宇宙设定秩序，每一事物都受到上帝的监督并被置于上帝的规则之中。^[5]

宗教改革后的基督教对近代文明的出现更做出重大贡献，韦伯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以及全部现代文化的一个根本要素，即以天职思想为基础的合理行为，产生于基督教禁欲主义。”^[6]韦伯认为印度教、佛教、儒学、伊斯兰教也都或多或少含有禁欲主义的成分，但却不具备新教的理性主义的内容，而理性主义是通向现代社会所需要的，否则就会形成某种障碍。韦伯虽然不把资本主义的产生归于基督教这一单一因素，但他关于宗教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的观点却很鲜明，他认为在任何场合，“新教观念波及之处，都产生了有利于合理的资产阶级经济生活发展的影响。这当然比单纯鼓励资本积累重要得多;它是促进那种生活发展的最重要的而且是唯一前后一致的影响力量。它是养育现代经济人的摇篮的护卫者”^[7]。韦伯的说法引起很大争论，但他从文化方面探讨资本主义的起源，却也开辟了一个新的思维路径。

[1] 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下册,第210、262页。
[2] 同上书,第297页。
[3] 奥布赖恩:《西欧中世纪关于财产权利和商品交换的思想》,巫宝三主编《西欧中世纪经济思想资料选辑》,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382—383页。
[4] 施密特:《基督教对文明的影响》,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80、187—188、201—202页。
[5] 张绪山:《经院哲学:近代科学思维之母体》,侯建新主编《经济-社会史评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85—186页。
[6]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70页。
[7] 同上书,第1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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