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彼得大帝决定“西化之前”，现代化的准备工作和初期发展都是在西欧进行的，西欧有着共同的文化背景和相似的历史经历。然而，俄罗斯的东正教社会属于另一个亚文明，与以天主教-新教为特色的西部欧洲有很大不同。因此，彼得大帝的改革是现代化第一次真正向“东方”推进。由于文明的差异，就有外来文明与本土文明激烈相撞的问题，这就使得俄罗斯的现代化进程中遭遇的困难不仅大于西欧国家，也大于世界上其他的基督教国家如前欧洲殖民地。俄国专制制度具有根深蒂固的传统，早在基辅罗斯时期，就接受拜占庭帝国的传统影响，在拜占庭，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1547年，莫斯科大公伊凡四世自称沙皇，实际上就是“恺撒”。

在彼得一世登基的时候，俄国虽然已经成为一个横跨欧亚大陆、领土面积居世界第一的大帝国。但是，除了广袤的国土，俄国在各方面远远落后于当时的西欧国家，经济完全依赖于农业，到17世纪末，俄罗斯全境只有30个手工工场，商业几乎全部把持在外国人手中。彼得大帝的“西化”方案是全方位的，但也是有选择性的。在政治上，他学习法国模式，调整和加强中央集权制体系，指定9名大臣组成参政院，废除大贵族杜马，分州为省，将全国50个省的省长直接隶属中央;在经济上，他大力兴办工业，积极引进国外技术，统一度量衡;在文化教育上，他鼓励翻译西方著作，建立科学院、医学校、海军学校、炮兵学校，提倡西方生活方式和礼仪。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议会制度不在模仿之列，农奴制不仅保留，反而成为彼得一世兴办起来的工场中的主要劳动力。彼得一世的改革促进了俄国的强大，俄国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成为欧洲的强国之一。但是，彼得一世自上而下的改革并未真正触动沙皇制度，一旦改革涉及制度层面，改革就到此为止。

彼得大帝死后，俄国回到彼得一世改革前的状态。1762年，叶卡捷琳娜二世再次将俄国拉回到彼得一世的改革道路上，使俄国出现新的发展局面。然而，当叶卡捷琳娜考虑是否进一步推进改革时，却遭遇到农奴制与工业化的矛盾。农奴制与工业化是相矛盾的，但农奴制与沙皇制密切相连，如果废除它，必定危及沙皇的统治。1768年12月，立法委员会宣布无限期休会，叶卡捷琳娜二世最重要的立法改革措施失败。

由于农奴制带来的社会矛盾无法解决，俄罗斯的经济发展受到严重阻碍。在各种因素的巨大压力下，1861年，俄罗斯废除农奴制，地方自治、司法、教育、出版、军队等方面的现代化改革也开始起步。农奴制的废除是俄国走向现代化的关键一步，它为俄国的工业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和广阔的市场，19世纪七八十年代，大机器工业开始在俄国出现。但是，这次改革仍然不触动沙皇专制制度，中世纪的东方村社制度也没有随着农奴制的废除而结束。维特执政(1892—1903)后期试图触及村社制度和土地问题，但遭到普遍的、包括农民在内的激烈反对;斯托雷平时期(1907—1913)试图通过土地改革来摧毁村社制度、为全面推行资本主义扫清道路，但后果却更为糟糕。

改革最大的障碍是沙皇的专制制度。^[1]沙皇的专制制度制约了俄国现代化的发展，到1897年，俄国基本上依然是一个农业国家，农业人口占全国人口的5/6，工业生产水平和产量远远落后于西欧和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沙皇制度走到了崩溃的边缘，战争的指挥不力、军队无效力、军事生产落后、后勤供应欠缺，沙皇本人的迷信、无能，等等，这一切都导致战争失利。前线和后方都民怨沸腾。1917年终于爆发革命了，沙皇制度彻底被推翻。但是，俄国的专制主义传统太深厚，所以在很长时间中权力仍然高度集中。^[2]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俄国用社会主义的方式实行现代化，这是一种非西方的发展方式。社会主义发展方式主要依靠国家的力量推动现代化，从工业化的角度来考察，苏联存在的意义在于它确立了计划经济的发展模式，这种模式使苏联快速实现了经济飞跃。苏联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建成了现代工业体系，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19%。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苏联工业总产值跃居世界第二位。苏联采取独特的计划经济体制和赶超经济发展战略，取得了巨大成功，也为后来战胜纳粹德国奠定了物质和精神基础。但计划经济内在的缺陷使苏联战后的经济发展出现了明显递减趋势，1951—1955年，苏联国民收入年均增长率是11.4%，1986—1990年已下降到1.8%，到1990年出现负增长。由于长期忽视民生产品，苏联人的实际购买力最高也只达到西方国家的1/3左右，很多现代消费品的生产和消费水平甚至低于很多发展中国家。“苏联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虽然在某个特定时期起过积极的作用，但从根本上讲，它不符合当代社会政治与经济发展的要求，远非是一个理想和成熟的模式。”^[3]

[1] 海仙:《改革与俄国现代化》,丁建弘主编《发达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67页。
[2] R.本迪克斯:《工业化、思想观念和社会结构》,载谢立中、孙立平主编《二十世纪西方现代化理论文选》,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638页。
[3] 陆南泉、姜长斌:《苏联剧变深层次原因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65、246、2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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