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文化圈以古代中国为中心，向日本、朝鲜及其他东亚、东南亚地区辐射。东亚文化圈的共同特点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以儒学为核心的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二是以中国的政治制度和社会模型为楷模的社会运行机制;三是接受或吸收汉语的文字范式、创造各地区的文字语言。这个文化圈的形成经历了长期的发展演变，有学者说，从大约公元前3世纪中国的战国时期开始涌动，至公元7世纪左右基本形成。^[1]我们认为，儒学的出现是其形成的基础。

儒学传统认为：天下本来就是统一的，不存在所谓分合现象。所能分合的只是世俗政体。世俗政体基于天下，作为天下的一个部分而存在。现实政体有分有合，但天下却是一统如故。统一是合乎天地之理的常态，分裂则是人为造成的一种暂时的不合理状态。即便是群雄割据时代，天下一统仍然是人所共尊的。事实也是如此，中国在其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虽数经亡国之灾，却终能恢复一统。中国历史自三皇五帝时代，直至近代，数千年延绵不绝，形成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文明永恒现象。可以说，大一统观始终没有被打破。

而且，中国儒家意识形态具有掌管政治秩序与道德秩序的双重功能，导致的文化结果是：“民族的主导思维方式中，其认知功能与宗教的信仰功能没有分化。”正是由于“中国传统官学化的儒学作为士绅安身立命的意识形态，其认知功能与信仰功能实际上合为一体而没有分化，这就使得深受儒学浸淫的士大夫官绅阶级很难摆脱儒学的类似宗教教义的思维方式和信仰”^[2]。

传统儒家思想与东亚传统社会现实极其吻合。作为结果，自秦汉之后，中国的技术水平与生产能力一直属世界先进水平，直到西欧爆发工业革命时，其综合国力长期雄居世界，甚至在鸦片战争爆发时，中国的经济实力仍十分雄厚。^[3]但这是一个典型的农业社会，无论它多么繁华，也只属于农业社会，它与工业文明完全是两回事。以现代价值观衡量，儒家传统的消极因素主要表现在：以等级尊卑观念压抑社会，很难出现自由平等的理念;以私德至上观念压抑公德意识，难以培养公民意识;以亲情至上观念压抑法制，阻碍了以法治国意识的形成，及至近代，它会严重干扰现代化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法律体制以及伦理观念的确立。如果不是外来影响的冲击，传统中国还会在其强大的惯性中长期存在下去。

[1] 李喜所:《“中华文化圈”的时空解读》。http://news.sohu.com/20061122/n246552870.shtml
[2] 萧功秦:《危机中的变革:清末现代化中的激进与保守》,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6—7页。
[3] 有一种说法是:1820年主要经济大国的GDP总量(单位:百万1990年国际美元)如下:中国为199212,占世界总量的28.7%,为世界第一。印度为93125,居第二;法国为38071,居第三;英国为34829,仅居第四位。后三者的经济总量占世界总量的26.6%,尚低于中国2.1个百分点。这些说法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专家的估计,见麦迪森《世界经济二百年回顾》,改革出版社1997年版,附录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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