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现代化造成的变迁并不限于经济方面，政治方面的变革也不可忽视，一些学者由此从政治学视角来涉足现代化。比较政治学之父阿尔蒙德(Almond)认为政治发展是现代化的重要内涵。在《发展区域中的政治》一书的前言中，阿尔蒙德等人明确提出，应按照政治结构分化与政治结构功能专门化程度，以及在政治文化中现代风格所占的优势等标准来给政治现代性下定义。什么是政治结构的分化呢?阿尔蒙德等人在《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中指出，政治结构的分化，就是“角色发生变化，变得更加专门或自主化，出现了新型的专门角色，出现了或创造了新的专门化的结构和次体系”^[1]。阿尔蒙德认为，在西方制度中，每一种结构都有一种专门的功能控制和调解着其他结构功能的发挥，而传统的、特殊的、颂扬式的、带着感情色彩的传播风格已广泛地被专门化、普遍化、成就化以及中性情感的合理风格所渗透。^[2]

这就是阿尔蒙德政治发展理论即现代化理论的核心，在后来与鲍威尔合著的《比较政治——一项发展研究》一书中，阿尔蒙德进一步从政治系统功能的分化与加强来阐述政治发展是如何实现的。在阿尔蒙德等人看来，政治系统有着五个方面的能力，即提取(extractive)能力、调整(regulative)能力、分配(distributive)能力、象征(symbolic)能力与回应(responsive)能力，这些能力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政治系统的分化而不断加强，由此造成政治形式的世俗化与现代化的增长。^[3]这样一来，阿尔蒙德与鲍威尔眼中的现代化过程，实际上就是政治系统的这五种能力不断加强的过程。

阿尔蒙德的政治发展理论对于后来涉足现代化研究的政治学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在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又有一批政治学家投入到政治发展与现代化的研究之中。美国政治学家弗里德·里格斯(Fred　Riggs)在批判地吸取阿尔蒙德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政治发展模式。里格斯从政治系统中特别分离出这四个基本概念——行政部门、官僚政治、立法和党派，并在给它们下专门定义的基础上，使它们配成几种基本的政体，分别是：(1)　无行政机关、官僚政治、立法和党派的体制;(2)　有行政机关，但无官僚政治、立法和党派的体制;(3)　有行政机关和官僚政治，但无立法和党派的体制;(4)　有行政机关、官僚政治和立法，但无党派的体制;(5)　有行政机关、官僚政治、立法和党派的体制。显然，在里格斯看来，政治发展或者说政治现代化程度的高低，取决于政治系统的这四个组成部分的健全程度，行政机关、官僚政治、立法和党派都健全的体制，无疑是现代化程度最高的政体，也就是最为现代化的社会。^[4]

[1] 阿尔蒙德、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第24页。
[2] 陈晓律:《战后发展理论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7页。
[3] 陈晓律:《战后发展理论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8页。
[4] 转引自贝迪阿·纳思·瓦尔马《现代化问题探索》,知识出版社1983年版,第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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