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治学领域，以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巴林顿·摩尔、塞缪尔·亨廷顿等为代表的学者，也开始涉足现代化研究，其研究的重点是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发展问题。在这些政治学家看来，政治发展是现代化的核心内涵，政治发展水平的高低直接决定着一个国家现代化的程度。其中，阿尔蒙德提出的结构-功能主义的比较政治学理论尤其令人关注。
在阿尔蒙德看来，现代化的核心就是政治发展及其导致的现代政治体系的建立。作为政治现代化的核心内容，政治发展表现在这样两个方面：政治结构的分化与政治文化的世俗化。
政治发展在结构方面的表现就是分化。在分化过程中，角色发生变化，变得更加专门化或自主化，出现了新型的专门角色，出现或创造了新的专门化的结构和体系。例如，主管征税、训练官员、传递信息、维持秩序和动员支持等等的专门组织建立起来了，或是从原来的结构中分离出来了。不过，“角色分化和结构分化，不仅仅是指新一类角色的出现和旧一类角色的变化，而且包括角色之间或结构之间相互关系上可能发生的变化”^[1]。这些分离出来或新建立的角色、结构之间应是一种以自主性为前提的相互依存、相互协调的网络关系。阿尔蒙德认为，在一个政治体系中，政治角色越分化，新型角色越多;同时，各种次体系，如行政、司法、政党、利益集团、工会等等自主性越高，则政治发展的程度也越高。
从这种角度，阿尔蒙德将传统政治体系与现代政治体系加以比较：一个未经发展的传统政治体系，总是由少数结构担负着许多尚未分化的功能，由一小部分社会集团或个人承担整个政治体系的一切功能;而现代政治体系则存在着明显的分工趋势，愈现代的政治体系，其结构愈是分化，而分化的政治结构有其优越性，使任务专门化，具有效率高的长处，这一优越性总是随着政治结构规模的扩大和复杂程度的提高而增长。政治结构分化由此成为政治现代化的主要标志。
政治发展的另一个表现就是政治文化的世俗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们越来越重视在其周围世界中可以见到的因果关系”。所谓政治文化，是指“各种政治态度、价值、感觉、信息和技能的独特分布。和人们的态度影响他们的作风一样，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也通过政治制度影响其公民和领袖的行为”^[2]。尽管政治文化的世俗化可以看作是一个从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变迁的过程，但阿尔蒙德坚持认为：在传统文化中也有强烈的世俗因素，而即使在最现代的文化中，也仍然存在着传统的因素。通过对这两种类型社会的研究，阿尔蒙德得出一个重要的经验观察结果，即所有的政治体系的政治文化都是混合的，不过每个政治体系中各种文化所占的相对地位和混合程度各有不同而已。
政治发展并非自然而然地发生，其推动因素又有哪些呢?阿尔蒙德指出：“政治发展的推动力包括进入政治体系的输入流程中数量和内容的某些重大变化。当政治体系现存的结构和文化非经过进一步分化和世俗化就不能对付所面临的问题或挑战时，发展就会来临了。”^[3]从实践上看，导致政治发展的事件可能来自国际环境，来自国内社会，或来自政治体系内部的政治精英人物，这些都可能成为政治发展的推进剂。
外在挑战或问题往往引起政治发展，因为它们使“现存的文化和结构处于紧张状态”。阿尔蒙德将政治体系面临的挑战或问题分为五种类型：第一类是渗透和统一问题，亦所谓国家建设问题;第二类是忠诚和义务问题，或称之为民族建设问题;第三类是参与问题，也就是各种社会集团施加压力，要求参加政治体系的政策制定的问题;第四类是经济建设问题，即运用政治体系来提高国内经济的生产能力，使社会得到产品和服务;第五类是分配或福利问题，即国内社会中产生的，要求运用政治体系的权力来重新分配收入、财富、机会和荣誉的压力。^[4]
不难发现，阿尔蒙德眼中的现代化，实际上就是一个政治发展或政治现代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政治结构的分化与政治文化的世俗化成为重要的两个方面，它们共同推动着传统政治体系向现代政治体系的转变。
在政治学领域，阿尔蒙德的政治发展理论很快遭遇到后来者的挑战。20世纪60年代，巴林顿·摩尔从历史社会学视角出发，对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演进道路进行了深入探讨。从纷繁复杂、气象万千的全球性世界现代化进程中，摩尔追根溯源，梳理出了政治现代化的三条道路，即以英、美、法为代表的西方民主道路，以德、日、意为代表的法西斯主义道路，以俄国、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道路。
西方民主道路是最早的一条资本主义和议会民主携手并进的道路，是经过清教革命、法国革命和美国内战等一系列革命问世的，因此摩尔也把这条路线称为资产阶级革命的路线。英、美、法三国意味深长地从各不相同的社会起点出发，相继进入了这一路线。^[5]法西斯主义同样也是一条资本主义的发展路线，它在20世纪的德国、日本和意大利三国得到明显的例证。摩尔将这条路线归结为资本主义的反动形式，同上述的资本主义的革命形式相并列。在这类国家里，资产阶级的力量相当薄弱，如果它采取彻底革命的方式，革命势必夭折。这样一来，相对软弱的资产阶级，被迫与居于统治地位的旧的统治者，如土地贵族或容克地主，实施一种妥协。在准议会政府的支持下，促成了现代工业社会所需要的政治经济变化，日本的明治维新就是一例。第三条是共产主义道路，以俄国和中国为代表。在这两个国家，强大的农业官僚主义严重禁锢着工商业的发展，挫败了现代化的动力，由此造成的双重后果是：其一，资产阶级过于软弱，他们在现代化进程中甚至不能像日本和德国那样，充当旧的统治阶级的二流合作伙伴，尽管他们曾尝试这样做;其二，在通往现代化的道路上，由于最为软弱无力的步伐都难以迈出，这就积累起来自社会下层的不满的力量，尤其是农民的反抗情绪在不断蔓延。^[6]
那么，为什么会形成三条不同类型的历史发展路线呢?摩尔认为，问题的症结在于，不同时代、不同社会背景下阶级关系组合模式的变异和转换。摩尔发现，在两大文明形态起传承转合的历史关节点上，分崩离析的传统社会所遗留下来的大量阶级因子，会对未来历史的造型发生强烈的影响。如果说，封建贵族与上层资产阶级的反动政治联姻，是西方民主道路蜕变为法西斯主义道路的转折点，那么，共产党人集合千百万对旧制度切齿盈愤的农民群众，向反动统治秩序发动摧枯拉朽的攻势，则促成了社会主义的勃兴。^[7]
摩尔的政治现代化理论提出后，在西方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对于摩尔的思想理论，人们很难用左、中、右的政治模式加以框定，但无论是哪个政治派别，都不能不对他刮目相看。相对于传统的政治发展理论来说，摩尔的政治现代化理论有这样几点值得关注：
其一，通过大量的历史事实，摩尔雄辩地指出，西方民主只是特定历史环境中结出的果实，它不具有普世意义，通向现代社会的历史道路和与之相适应的政体形态是形形色色的，法西斯主义与共产主义也是通往现代社会的历史道路。
其二，摩尔认为，暴力和革命，无论在西方民主国家的形成，还是在共产主义国家的诞生，或法西斯主义的崛起中，都扮演了同等重要的角色。暴力革命虽然会使社会付出沉重代价，但在特殊的历史情境下，它往往是不得不做出的一种抉择。
其三，摩尔指出，政治现代化不只一条道路，他自己就归纳出了三条不同的发展道路，并且强调这三条道路不但相互并列和更代，而且彼此交汇和包容。由此看来，在摩尔那里，民主和自由并没有成为衡量政治现代化的唯一标准，取而代之的则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政治体系。^[8]
在政治学领域，为现代化研究做出巨大贡献的学者当中，还有一位不得不提，这就是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亨廷顿立足于二战后第三世界国家政治现代化道路上的现状和问题，提出了政治秩序论，或强大政府论，从而对传统的政治发展理论构成了挑战。
传统的政治现代化理论主张，民主和自由是政治现代化的基本内涵，一个国家政治现代化程度如何，就看民主和自由的深度和广度如何。亨廷顿显然不同意这种观点，他强调指出：从政治学角度而言，各国之间最重要的政治分野，不在于它们政府的形式，而在于施政的有效程度。“首要的问题不是自由，而是建立一个合法的公共秩序。人当然可以有秩序而无自由，但不能有自由而无秩序。”^[9]那么，政治现代化又包含哪些内容呢?亨廷顿认为，政治现代化涉及权威的合理化、结构的分离和政治参与的扩大等三项内容。
第一，政治现代化涉及权威合理化，并以单一的、世俗的、全国的政治权威来取代传统的、宗教的、家庭的和种族的等等五花八门的政治权威。
第二，政治现代化包括划分新的政治职能并创制专业化的结构来执行这些职能。具有特殊功能的领域——法律、军事、行政、科学——从政治领域中分离出来，设立有自主权的、专业化的但却是政治的下属机构来执行这些领域里的任务。
第三，政治现代化意味着增加社会上所有集团参政的程度。广泛的参政可以提高政府对人民的控制，如在集权国家那样;或者可以提高人民对政府的控制，如在许多民主国家那样。^[10]
以上这三个方面构成了现代政体与传统政体的分水岭，实际上也是衡量一个国家政治现代化程度高低的重要标准。
人们注意到，在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一方面是各种社会问题和压力同时涌现，而不是像西方国家那样相继而来，导致欲望和期待的急剧高涨;另一方面，过渡性社会满足这些欲望的能力却总是低于这些欲望的增长，“于是欲望和前景之间、需求的形成和需求的满足之间，或者欲望的函数和生活水平的函数之间出现了差距”，这种差距便引起了部分社会阶层的强烈不满和社会挫折感，这些就成为政治不稳定的诱因。亨廷顿向我们描述了形成政治不稳定的如下过程：
现代化(经济发展、社会动员)→超负荷的欲望和需求→社会挫折感→(社会流动性机会缺少)政治参与意识加强→(制度化水平低)政治不稳定。
在以上的诸多变项中，政治制度化水平低下是理解政治不稳定的关键。因此，现代化以及由此产生的挫折感、政治参与的扩大，事实上是不可逆转的。只要政治体系的制度化水平达到一定高度，即使出现了前面这些压力，也会被政治体系所吸收转换，而不会引起政治不稳定。^[11]
针对第三世界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政治动乱，亨廷顿开出的药方是：欲根除国内政治的动荡和衰朽，这些国家必须树立起强大的政府，舍此无他路可走;强大政府的构建和维持有赖于强大政党的缔造和巩固，而政党的强大不在于数量，而在于力量。在第三世界国家，广泛政治动员下的政治参与已经不是问题，而政治制度化却还是个艰巨的任务。
在亨廷顿看来，制度化是指组织和程序获得价值观和稳定性的一种进程。任何政治体系的制度化程度都可根据它的那些组织和程序所具备的适应性、复杂性、自主性和凝聚性来衡量。一、 政治组织的适应性。组织或程序的适应性越强，其制度化的程度就越高;反之，适应性越差越刻板，其制度化程度就越低。二、 政治组织的复杂性。一个组织越复杂，其制度化程度就越高。复杂性既包括组织分支在层次上或功能上的多样化，也包括不同类型的次级组织单位的分化。三、 政治体系的自主性。即政治组织和政治程序独立于其他社会团体和行为方式而生存的程度。就自主性而言，政治制度化意味着并非代表某些特定社会团体利益的政治组织和政治程序的发展。四、 政治体系的凝聚性。凝聚性指的是一个组织应该具有共识和独立的精神形态以保持内部的统一性。一个组织越团结，越具有凝聚力，其制度化程度就越高;相反，组织越不团结，其制度化程度也就越低。^[12]
亨廷顿认为，一个政治体系如果具备了以上四个特征，也就意味着具有现代性，也意味着它具有能够吸收并转换现代化进程中各种压力的能力，保持对社会的有效控制，从而维持社会变动时期的政治稳定和政治秩序。因此，政治现代化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实现政治制度化，建立有效的社会控制、谋求政治稳定和政治秩序的过程，政治制度化及其带来的政治稳定，就是亨廷顿为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所设定的目标。
尽管亨廷顿的政治现代化理论仍未能摆脱“西方中心论”的窠臼，从根本上而言仍然坚持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现代化道路乃是第三世界国家民族振兴的参照和归宿，但不可否认的是，亨廷顿所提出的政治现代化理论，更多地考虑到了第三世界国家政治发展的现实，因而与实践结合得更为紧密。

[1] 阿尔蒙德、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24页。
[2] 阿尔蒙德、鲍威尔主编:《当代比较政治学——世界展望》,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51页。
[3] 阿尔蒙德、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26页。
[4] 阿尔蒙德、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26页。
[5] 巴林顿·摩尔:《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334页。
[6] 巴林顿·摩尔:《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译者前言,第5页。
[7] 同上书,第2页。
[8] 巴林顿·摩尔:《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译者前言,第4—5页。
[9] 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7页。
[10] 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4页。
[11] 张星久:《亨廷顿的政治发展与政治稳定思想述评》,《江汉论坛》1997年第4期。
[12] 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2—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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