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及依附论的渊源，首先就涉及阿根廷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Raul　Prebisch)领导下的联合国拉美经济委员会。该组织于1950年发布一份报告《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及其主要问题》。^[1]在这份报告中，普雷维什指出，拉美乃至整个第三世界国家的不发达状态，源于国际经济秩序中的“中心-外围”结构，不合理的国际分工以及不平等的贸易关系，使得拉美等发展中国家无法进行资本积累，而资本积累恰恰是一个国家工业化的首要动力。在普雷维什等经济学家看来，“外围资本主义主要建立在不平等的基础上”，因此必须实施改造。在改造过程中，要综合社会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的某些基本要素，“根据一项技术上协调的、并以民主方式通过的计划，将剩余合理地用于积累、消费和国家的开支”^[2]。普雷维什等推荐的具体方案包括：合理分配和使用稀有资源，搞出口多元和进口替代，加速工业化，实行全国经济一体化，用国家机器推动制度改革等;唯有如此，才能消除落后的边缘地区对发达的中心区的依附。^[3]

普雷维什领导的拉美经济委员会所提出的思想主张，从实践上看，在20世纪50年代拉美一些国家政治经济改革中得到推行，而且在理论上为后来依附论的提出提供了重要前提，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关于国际经济体系不平等的中心-外围结构的理论前提，二是在国际经济框架中阐述观点，并推导出重要的政策的开放性方法。^[4]为此，尽管后来的依附论五花八门，但普雷维什仍然被誉为该理论的先驱。

普雷维什领导的拉美经济委员会的观点，不仅在拉美及第三世界，而且在西方学术界引起了强烈的共鸣，一大批学者开始沿着普雷维什等人所开创的道路，从国际经济结构这一外部视角，来探讨第三世界国家经济落后的根源，并试图给出解决的方案，这就形成了我们所熟知的依附论。严格说来，依附理论并不是一种单一理论，而是一种多元化的理论，或者说是一个理论的集合。依附论内部流派众多，代表人物庞杂，理论观点各异。为论述上的方便，这里我们从价值倾向上将依附论划分为这样三种类型：激进的依附论，正统的依附论，改良的依附论。

激进的依附论，又称马克思主义依附论，其发展分为两个阶段，前期的代表人物有美国《每月评论》杂志主编保罗·斯威齐(Paul　Sweezy)、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保罗·巴兰(Paul　Baran)以及智利学者桑克尔(Sunkel)。1942年，斯威齐的著作《资本主义的发展理论》出版，这一著作被人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与新马克思主义著作之间的一个重要桥梁;1968年，斯威齐与巴兰合作，出版了《垄断资本》一书，他们创造性地提出了“经济剩余”的概念，并以此为切入点来分析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与不发达国家的落后之间的关系。出生于俄国的保罗·巴兰则明显受到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的影响，他的主要著作是1957年出版的《增长的政治经济学》^[5]以及1968年与斯威齐合著的《垄断资本》。巴兰显然借用了普雷维什的“中心-外围”结构分析模型，不过他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符合零和游戏规则，即一些地区的发展必然会以牺牲另一些地区为代价。在巴兰看来，不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并不在于经济剩余的规模小，而在于这些经济剩余的被利用方式极不合理;当然，同其他依附论者一样，巴兰依然强调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外国资本与帝国主义国家对不发达国家的阻碍作用。

激进的依附论的后期代表人物有德国学者安德烈·冈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以及埃及学者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等。弗兰克的代表作是《拉丁美洲的资本主义与不发达》^[6]《依附性积累与不发达》^[7]等。弗兰克把第三世界国家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依附看作它们不发达的根源，他明确指出：“我坚决认为，资本主义既是世界性的，也是民族性的，它过去造就了不发达，现在仍然造就不发达。”^[8]资本主义为什么造就不发达呢?弗兰克认为，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存在一种“宗主-外围”的关系，这种关系是历史上形成的，弗兰克将资本主义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重商主义阶段、工业资本主义阶段以及帝国主义阶段，在每一阶段，外围与宗主之间都存在着严重的依附关系，不平衡的贸易格局使得资本积累从外围流向宗主，这造成了宗主的发达与外围的落后。弗兰克的这一观点是对现代化理论基础的直接挑战，因为他不仅否定了现代化理论的线性发展判定，而且也否定了发展经济学中关于不发达国家内部存在着社会、经济和技术“二元结构”的观点。^[9]

萨米尔·阿明是一位多产的学者，其思想体系以精细与复杂而著称。从20世纪60年代起，阿明不断有著作问世，但其依附论思想集中反映在《世界规模的积累》(1971)、《不平等的发展》(1973)、《帝国主义与不平等发展》(1976)等著作中。对当代资本积累的性质及其模式的研究，构成了阿明依附论思想的基础。根据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中心”和“边缘”两种不同模式，阿明将资本积累相应地划分为“中心型资本积累”与“边缘型资本积累”，前者是发达资本主义制度的积累模式，以“自我集中”为核心，受到追逐剩余价值的内在动力的驱使;后者是处于资本主义“边缘”地带国家的积累模式，具有外向性和依附性的特征。这两种不同模式的并存，使得大量剩余价值从不发达国家流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由此造成边缘国家的贫困与落后。^[10]

对于外围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征，阿明认为，这是一种典型的甚至是古典的资本主义，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依然延续，而资本主义仅仅是一个外壳。外围资本主义经济具有两个基本特征——外向性和依附性。外向性是由殖民地贸易、外国投资、进口替代的工业化、跨国公司内部的国际分工等因素造成的，这使得外围国家处于不平等的国际经济体制之中。依附性则是指外围国家对中心国家的一种全方位依附，它表现为文化上的、政治上的和经济上的，还包括技术依附以及受跨国公司的统治。这种依附通过不平等的国际专业化分工而得以延续，它所造成的结果是：“按照外围地区经济增长所进行的程度来加强不发达的特征，必然导致阻碍增长，换句话说，不论人均生产达到何种水平，都不可能转变为自主中心和自我推动的增长。”^[11]

激进的依附论，从总体上看是一种典型的外因决定论，即把第三世界不发达的总根源，或者归结于从殖民时代延续下来的不平等的国际经济秩序，或者归结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中心-外围”结构;与此相对应，在激进依附论者看来，第三世界要改变这种依附或不发达局面，就必须脱离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摆脱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谋求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这种单纯强调外因的做法，遭到后来学者的质疑，如“多斯桑托斯(Dos　Santos)认为弗兰克只从外部原因而忽视发展中国家内部依附性社会经济结构的做法过于简单化”^[12]。正是在批判的基础上，正统的依附论随之产生。

正统的依附论，又称主流依附论，代表人物是巴西学者多斯桑托斯。他曾在巴西政府的经济部门供职，在军事政变后旅居国外，其代表作是《帝国主义与依附》。多斯桑托斯对于依附论的最大贡献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对依附论中的核心概念“依附”做了最为详尽的分析与阐释，给出了依附论学者中最为清晰的阐释。多斯桑托斯这样定义道：“依附是这样一种状况，即一些国家的经济受制于它所依附的另一国经济的发展和扩张。两个或更多国家的经济之间以及这些国家的经济与世界贸易之间存在着互相依赖的关系，但是某些国家(统治国)能够扩展和加强自己，而另外一些国家(依附国)的扩展和自身的加强则仅是前者扩展——对后者的近期发展可以产生积极的或消极的影响的反映，这种相互依赖关系就呈现依附的形式。不管怎样，依附状态导致依附国处于落后和受统治国剥削这样一种局面。”^[13]

其次是提出了依附的几种新形式。在多斯桑托斯看来，二战结束后，几种新的依附形式表现为：商业-出口依附、金融-工业依附、技术-工业依附。他认为，在依附条件下存在两种发展模式，一种是以跨国公司为主角的新的国际分工模式，另一种是在资本主义国际体系范围内以国家为中心的国家资本主义模式。当然，这两种依附性发展模式都具有可能性和局限性，而“依附性发展必然导致一个深刻的政治冲突和军事冲突及社会矛盾激化的长期过程”，因而多斯桑托斯“主张走人民革命的道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寻求发展”^[14]。

作为对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拉美经济发展实践的一种反映，正统的依附论提出了依附的几种新形式，这意味着无论在殖民时代，还是在后殖民时代，附属国对统治国的一种依附性关系依然没有改变，这也是导致不发达长期延续的原因;另一方面，正统的依附论除了关注这种外在依附关系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影响以外，还特别关注外在依附关系对第三世界国家政治、经济与社会结构的扭曲，因为这是不发达状态延续的重要内因。

改良的依附论是对正统依附论的修正，其代表人物是巴西社会学家卡多索(Cardoso)、智利历史学家法勒多(Feletto)，其代表作是卡多索的《依附与发展》以及二人合著的《拉丁美洲的依附与发展》。从理论倾向来看，卡多索既反对经典现代化理论将第三世界国家落后的根源归结于内部因素的观点，也反对弗兰克等激进依附论者将其归结为外因的观点。激进的依附论与正统的依附论将第三世界国家不发达的状态归结为依附状态，认为打破依附状态才能实现发展，卡多索则对这一观点进行了修正，认为“发展和依附是同时发生、并存的一个过程，而不是相互对立、相互排斥的两个范畴”^[15]。

卡多索指出，虽然资本主义加速了不发达，但在依附状态下也能出现资本主义的发展，这种“依附性资本主义发展”已经成为垄断第三世界扩张的新形式。卡多索承认，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国际资本的扩张，进一步加剧了不发达地区的依附状态，但同时也带来了不发达地区有限度的发展，这造成了不发达地区的社会利益分裂成“二元结构”，即与跨国公司有联系的利益和被它们边缘化的利益。^[16]这使得不发达地区也出现了亚层次的“中心-边缘”结构，一些地方由于发展而成为中心，另一些地方由于被边缘化而更加落后，“二元社会结构”由此而产生。

在《拉丁美洲的依附与发展》一书中，卡多索与法勒多二人特别关注依附国内部各社会势力与外部势力之间的关联，尤其是“各个阶级如何与不同的外国势力结盟或发生冲突、组成不同的政府形式、支持不同的意识形态、努力实施不同的政策或确定不同的战略以应对不同历史时期来自帝国主义的挑战”。这种对依附国内部因素的分析，有助于解释依附局面形成的根源。^[17]

在政策主张方面，卡多索与法勒多认为，应对不同的依附性社会进行具体分析，并根据不同情况提出不同的发展理论和发展道路。他们认为，依附与工业化并不是互相矛盾的，但依附性发展会带来很多局限，如收入分配上的更大的不平等。为此，依附国家推行进一步的工业化，就需要一场“深刻的政治-社会变革”，或“进行一场转向社会主义的剧烈的政治运动”。^[18]显然，改良的依附论是对新兴工业化国家发展实践经验在理论上的一种折射，它的提出是依附理论的分析方法转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依附论内部派别庞杂，观点众多，但是，在一些主要问题上，依附论者的观点还是基本一致的，而正是这些基本一致的观点，构成了依附论的理论基础与核心内涵，人们据此能勾勒出依附论的总体架构。总体来看，无论属于哪个派别，依附论者在如下几个方面的观点是基本一致的：

首先，从不发达国家所处的国际经济体系这一外部因素出发，提出中心-边缘的二元结构，并从二者间的关系出发分析不发达的根源。经典现代化理论将发展中国家贫困落后的根源归结为内部因素，认为这些国家内部政治、经济与社会结构的调整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依附论者则对此进行严厉批判。在依附论者看来，发展中国家的贫困落后，其根源并非在于内部的社会结构，而是在于其所处的不平等的国际经济体系。为了进一步展开分析，依附论者对这种不平等的国际经济体系进行了二元化的划分，即划分为中心-边缘结构，中心即发达国家，而边缘即发展中国家，二者间存在着一种控制与被控制、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

第二，依附是不发达的表现形式，又是造成不发达的根源。^[19]在依附论的思想体系中，依附是最为核心的概念。对于什么是依附，不同学者的阐释不尽相同，但学者们基本认同的一点是，依附是指边缘地区对中心地区的一种依赖关系或状态，这是二者之间关系不平等的表现，它造就了当今第三世界国家的不发达局面。中心-边缘之间存在的这种不平等依附关系，是依附论学者关注的焦点。在这些学者看来，这种依附关系并不是当今时期的产物，也不是某一时期的产物，而是贯穿于资本主义兴起以来的所有历史时期。这样一来，依附就成为近代以来延续至今的一个历史现象，只不过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而已。依附的形成及发展，由此成为当今第三世界国家不发达的主要根源。

第三，为不发达国家在依附条件下的发展指明道路。同经典现代化理论一样，为当今不发达国家找到一条发展道路也是依附论的最终目标。从这些学者提出的方案来看，他们所强调的有如下几点：其一，强调在依附国内部推行结构性变革。这种变革涉及政治、经济与社会各方面。其二，突出国家的作用。民族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国家政权的力量，依附论者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主张国家政权对经济发展战略实施干预。其三，依然重视市场机制的作用。对国际市场的依附是所有外围国家经济的共同特征，虽然早期依附论者曾主张走闭关锁国、自力更生的道路，但后来的依附论者都修正了这一主张，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脱离国际市场而谋求自身发展是不可能的，为此，大多数依附论者依然重视国际市场，只不过号召外围国家团结起来，为改变不平等的国际经济秩序而努力。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挑战经典现代化理论的面貌而出现的依附论，俨然成为一棵“常青树”。在实践方面，依附论在拉美一些国家被上升为官方的政治哲学，并成为这些国家推行结构性变革的指导思想。但好景不长，到六七十年代，经过了十多年的繁盛之后，依附论因遭遇强有力的挑战而面临危机。尽管依附论在70年代后风光不再，但依附论兴起的积极意义是显而易见的。与现代化理论相比，依附论最为突出的贡献在于，它将国际经济体系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从而将第三世界的现代化研究置于一个更加广阔、更加合理的框架之中。在分析不发达的原因时，依附论注重从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去寻找，这种开放性的视角比经典现代化理论更加深刻。更为令人关注的是，作为现代化理论的一个发展阶段，依附论对经典现代化理论所倡导的“西方中心论”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依附论否认了经典现代化理论对西方国家现代化道路普世性的推崇，而明确提出：不发达国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国情，探索出一条非西方的现代化道路，这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行的。因此，依附论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探寻各具特色的现代化模式提供了理论支持。

[1] 劳尔·普雷维什:《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及其主要问题》(Raul　Presbich,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Latin　America　and　Its　Principal　Problems),　纽约1950年版。
[2] 劳尔·普雷维什:《外围资本主义:危机与改造》,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282页。
[3] 王正毅、张岩贵:《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范式与现实经验研究》,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55页。
[4] 查拉尔德·迈耶·达德利·西尔斯编:《发展经济学的先驱》,经济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95页。
[5] 保罗·巴兰:《增长的政治经济学》(Paul　Bara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Growth),　纽约1957年版。
[6] 弗兰克:《拉丁美洲的资本主义与不发达》(Frank,　Capitalism　and　Underdevelopment　of　Latin　America),纽约1967年版。
[7] 安德烈·冈德·弗兰克:《依附性积累与不发达》,译林出版社1999年版。
[8] 弗兰克:《拉丁美洲的资本主义与不发达》(Frank,　Capitalism　and　Underdevelopment　of　Latin　America),　纽约1967年版,前言,第11页。
[9] 安德烈·冈德·弗兰克:《依附性积累与不发达》,译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116—117页。
[10] 张雷声:《试论阿明的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理论》,《马克思主义研究》1996年第3期。
[11] 萨米尔·阿明:《不平等的发展——论外围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169页。
[12] 樊勇明:《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59页。
[13] 多斯桑托斯:《帝国主义与依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302页。
[14] 多斯桑托斯:《帝国主义与依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中译本序,第8页。
[15] 樊勇明:《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63页。
[16] 周穗明等:《现代化:历史、理论与反思》,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2年版,第322页。
[17] 欧曼、韦格纳拉加:《战后发展理论》,中国发展出版社2000年版,第133页。
[18] 卡多索、法勒多:《拉丁美洲的依附与发展》(Cardoso　and　Faletto,　Dependency　and　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　加利福尼亚1979年版,第155页。
[19] 周穗明等:《现代化:历史、理论与反思》,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2年版,第3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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