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20世纪60年代末期，经典现代化理论开始陷入困境，一些仍然致力于现代化研究的学者，如埃森斯塔德、德赛等，开始对经典现代化理论加以反思与修正，并由此形成了现代化的修正学派，至今仍然在国际学术界具有重要影响力。
以色列学者埃森斯塔德是现代化修正学派的代表性人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发表的一系列论著中，埃森斯塔德对于经典现代化理论提出了修正，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观点。
前现代或传统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秩序的遗产会对现代化或现代性构成挑战，而传统的消逝与现代性的增长往往是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这是经典现代化理论的核心观点之一。埃森斯塔德通过多年的研究，对这一观点提出了质疑和修正。埃森斯塔德认为，传统的瓦解与现代性的建立并不是一个同步的过程。在很多国家，仅仅是传统生活方式的破坏不一定能保证新的、有生命力的现代社会的发展。传统框架的解体，不论是家庭和社区的解体，有时甚至是传统政治背景的解体，往往导致更无组织、更懈怠和更混乱，而不是建立一个有生命力的现代秩序，这已经是很清楚的了。由此看来，“传统社会遭到破坏和摧毁的变化过程与有生命力的现代社会的发展过程之间的关系并不简单，一种变化并不一定会导致另一种变化”^[1]。
在现代化研究中，传统应该放在什么地位上，这是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在这方面，经典现代化理论遭遇后来者的批评最多，但是这些批评并不一定要否定传统的社会和政治与现代的社会和政治之间的差别，相反，这些批评使得这些差别有重新详细阐释的必要。埃森斯塔德承认现代性力量的扩张会对传统社会造成冲击，这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现代性力量冲击了各种现存的传统制度领域内的一些基础——经济的、政治的或社区生活的和社会组织的基础——向它们提出了新的要求，并为其成员开辟了新的前景。其次，现代性力量造就了一个新的国际系统，其中现代经济实力和政治实力的差别是国际上相对地位的主要决定因素。最后，现代性力量通过破坏传统的经济结构并建立分化更大的社会和经济体系来冲击不同的传统社会。
从传统的社会-政治秩序向现代的社会-政治秩序的转变，首先在欧洲国家得以完成。现代的社会-政治秩序的主要特征包括：(1) 疆域内的居民在文化认同和政治认同之间存在着高度的一致性;(2) 在象征性和实际意义上保持对中央的高度信任和拥护，中央与人类生存的比较原始的领域保持着密切联系;(3) 明显地重视在政治上为全民确立集体的目标。^[2]这些特征在18与19世纪欧洲民族国家身上得到明显体现。
至于现代社会-政治秩序的模式，在埃森斯塔德看来，即使在西欧也不是完全一致和统一的。不过，与欧洲以外的社会中所产生的后传统的社会-政治秩序相比，它又是相对一致的，至少在理想形式上如此。从当今的情况来看，传统的社会-政治秩序正在全世界崩溃，但这并不一定说正在形成中的体制和秩序将按照欧洲产生的最早的现代化模式来效仿，实际上后传统的秩序之间可能出现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性充分说明，经典现代化理论所强调的欧洲中心论及其社会发展的单线路径，都是缺乏实践检验的。
在后期发表的《历史传统、现代化与发展》一文中，埃森斯塔德对于欧洲文明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等问题进行了探讨。现代性在欧洲首先产生，伴随着现代性而发生的重要转型包括中心的日益世俗化、对现存的内容和象征符号的不接受以及可以对这些内容和象征符号重新加以考察的假设的普遍流行;这种变化是与政治、文化和社会中心日益增长的独立性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欧洲现代性的独有特征，开始时主要是努力形成一种“理性”的文化、有效的经济、民众(阶级)社会和民族国家，在这当中，“理性”扩展的趋势越来越清楚，并形成了一种以自由为基础的社会和政治秩序。
然而，在欧洲现代性基础上产生的欧洲文明，在向全世界扩张以后，并不是形成一个体系，而是多个体系。正如埃森斯塔德所说：“在欧洲产生的新文明后来传播到整个世界，并形成了一系列的国际关系体系，其中的每一个体系都是以这个文明中的某些逻辑前提为基础的，但在同时，这种文明也造成了一种在这些体系中不断发生变迁的趋势。通过这种扩张，出现了一种形成普遍性的、世界性的制度与象征框架的趋势，从人类历史上看，这种框架都是新的，实际上也是独一无二的。只是伴随欧洲的扩张而来的，并不是一种而是几种实际上也是世界性的体系，这些体系并不是来自同一个中心，而是来自于多元的或多极的中心，每一个体系都会形成自己的动态过程和自己对其他体系所做反应的方式。虽然这些不同的体系都是产生于同一个地方，即产生于西欧，虽然它们也是相互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但是，每一个中心的权力和影响力都是不同的。”^[3]
从埃森斯塔德的分析可知，产生于欧洲的现代性，在向欧洲以外的世界扩张过程中，自身也发生变异，从而形成多元的或多极的世界性体系。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现代性在欧洲以及欧洲以外地区成长的方式有所不同。在西欧，现代性基本上是从内部发展起来的，即“内生型的”——尽管在欧洲的不同社会之间也存在着差异，换言之，这种发展主要是通过将某些群体的内在潜质发扬光大以及通过这些群体持续不断的互动实现的。然而，现代性在欧洲以外的扩展则明显具有外部力量侵入传统社会和文明的性质——实际上西欧社会的逻辑前提已经构成对那些必须做出不同反应的社会的严重挑战。
在非欧洲地区，现代性的扩张及其成长过程中，存在着与本土社会与传统的一种互动与反应模式，即存在着一个相互作用的过程，这实际上就是现代文明定型化的动态过程。正是在这一过程中的持续不断的互动和反馈，造成了现代社会和正在现代化的社会中的不同制度和象征轮廓的定型化，这些互动和反馈包括受到新的现代国际体系冲击的那些文明与社会的基本逻辑前提和这些社会进入国际体系的切入点;在这些文明的历史中所形成的异端、造反和创新的传统。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不同社会和文明连续不断地将不同的结合方式以及对现代性逻辑前提的重新解释加以定型化;将对此的象征反应方式加以定型化;形成各种现代制度模式和动态过程，或者反过来，将对这些文明的逻辑前提和历史传统的重新解释的方式加以定型化。^[4]
这样看来，埃森斯塔德所说的现代文明的定型化，并不是经典现代化理论的学者们所认为的那种欧洲文明在非西方世界扎根成长的过程，而是一个欧洲现代性与本土社会传统冲突与融合的产物，欧洲的现代性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保留，取决于各国的具体国情。从这一点而言，强调欧洲文明的普世性与现代化道路的唯一性的经典现代化理论，在埃森斯塔德这里就遭遇到了有力的挑战和修正。
印度孟买大学社会学系主任、著名社会学家德赛教授对于现代化的概念以及现代化道路等问题，也提出了与经典现代化理论截然不同的看法。德赛认为，当前现代化的著作存在着将“现代化”这一概念不加区别地应用于范围极广的现象，非常有必要对现代化的概念进行仔细而批判性的重新评价。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兴起的经典现代化理论，强调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是普遍适用的，并且是全世界的最终目标。德赛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观点的害处是用简单化的和机械的观点去看待发展，经典现代化理论强调现代化道路的唯一性，强调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普世性，过于简单化与理想化了。
从现代化后来者的实践来看，有学者认为，现代化过程至少可以有两条道路，一条是资本主义道路的现代化，它出现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轴线内，资产阶级是现代化的主要推动力量;一条是社会主义道路的现代化，它出现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轴线内，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推动力量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来自下层的工人或农民阶级。德赛对这一观点表示赞同，他说：“我的看法是，以两种道路为基础划分现代化，有助于我们区别各个不同国家正在经历的核心过程的性质，它也有助于我们正确地评价正在经历现代化的社会所作努力和倾向的性质，它还将使我们消除谬误，这种谬误通常是由于我们在选择一些根本无法进行比较的研究单位时产生的。”^[5]
德赛进一步指出：正在试图使自己现代化的欠发达国家在社会、经济、政治、教育、宗教和文化的发展方面采取不同的形式，这取决于它们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对于二战结束后不少国家尝试走资本主义道路实现现代化，德赛的看法并不乐观：20世纪50年代，若干学者对这条发展道路持乐观态度，但现在慢慢地变得怀疑起来，当前的潮流已经预见到这条道路的未来非常黯淡。因此，德赛呼吁学术界加强对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与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对欠发达国家的社会、经济、政治、教育和文化生活影响的研究，并认为这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在现代化修正学派中，虽然也有学者质疑经典现代化理论的社会发展单线论，批判欧洲中心论或西方中心论，但除西方现代化道路之外，还有其他什么样的现代化道路?学者们并没有具体作答。在德赛这里，我们却找到了答案。德赛一方面承认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及其成功之处，但另一方面，德赛又充分认识到后发展国家现代化面临的不同环境，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可见，在德赛这里，现代化的意识形态色彩被剥离了，现代化是一个所有国家都在追求的目标，实现现代化的途径不只一条，现实世界至少存在着两条，它们都能指引一个国家成功地迈向现代化。因此，对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研究，同样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20世纪80年代以后，现代化研究热潮逐渐消退，并为发展研究所取代，但仍然有一些学者潜心于现代化理论的开拓与创新，并由此实现了现代化理论的新发展。这些学者当中，较为有名的有日本学者富永健一、德国学者查普夫、中国学者何传启。
富永健一是日本东京大学文学部的社会学教授，他以对社会变迁与现代化理论的卓越研究而享有盛誉。与其他学者相比，富永健一所关注的是现代化在东西方不同的发展条件。富永健一首先认可现代化产生于西方这一点，他指出：“从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过渡时期的科学革命、市民革命和产业革命(以下将三者合称为现代化革命)，用韦伯的话来说，是‘只在西方’进行的。也就是说，无论现代科学、现代产业还是现代资本主义和现代民主，只要与现代相关联，一切都产生于西方。”^[6]
那么，西方现代化的动因何在呢?富永健一的解释显然受到结构-功能主义的影响。在富永健一看来，现代化是社会系统发生结构变迁的过程，而发生变迁的动因，或来自系统内部，或来自系统外部，西方的现代化，是由内因推动的社会发展，是“内在型”现代化。究其根源，这种推动西方现代化的内生的精神要素又是什么呢?富永健一将其概括为如下四个方面：
(1)　作为技术现代化之动因的科学精神。从科学革命到产业革命的科学、技术发展，是西方人发明并承担的现代化、产业化的本质要素之一，其得以实现的动力就在于科学精神。
(2)　作为经济现代化之动因的资本主义精神。资本主义精神是指推动资本主义兴起的精神要素，这种精神也是诞生于现代西方的东西，而没有自生于东方。
(3) 作为政治现代化之动因的平等主义精神。给向政治现代化前进的社会变迁以动机的，就是平等主义的精神。这是西方人最先发明的，并由西方人最先发动了这一运动，它是现代化的本质要素之一。
(4) 作为社会文化现代化之动因的合理主义精神。合理主义精神，实际上已把科学精神、资本主义精神、平等主义精神都作为不可缺少的东西包含于其中。因此，在其他三种精神都未充分发达的非西方社会，合理主义精神也没有充分发达。^[7]
与西方国家相比，后起国家社会系统的结构变迁的动因不是生于内部，而是来自于外部的文化传播，这属于一种由外生因素推动的“传播性”发展。当后起国家站到现代化的起跑线上时，其外部已有了更先进的社会，而且这些先进国家在社会文化上处于突出优势，因此，后起国家便被置于不得不通过文化传播来接受其冲击的地位。尽管困难重重，但还是有些后发国家成功实现了现代化，日本就是代表性的国家之一。为此，富永健一试图从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国家或地区寻找素材，并尽可能概括出非西方社会实现现代化的若干条件：
第一，输入工业文明而摆脱传统主义。即通过与本国文明完全异质的、作为外来文明的西方文明的输入，使脱离本国传统主义的精神为广大群众所接受和支持，这一动机来自对本国的传统社会的极其强烈的危机意识。
第二，由现代化的杰出人物承担工业文明的输入和稳定。由于非西方后发展社会缺乏自发产生工业文明的主体，因此只能由推进现代化的杰出人物主持中央政府，现代化只能“自上而下”地进行。
第三，出现使工业文明转向内部的承担者。即出现学会了外来的工业技术并将作为外来文明的工业文明转向内部的承担者;掌握现代技术的工程师;还必须具备具有一定资本、一定事业能力和企业家精神的实业家，掌握熟练技术的人;在市场上以工业产品的购买者身份出现的具有一定购买力的消费者，以及对企业家活动的广泛的支持者等各个阶层的人物。
第四，现代阵营与传统阵营之间对立的消除。现代阵营与传统阵营这种二重结构的对立也存在于德国和美国这样的西方国家，但在非西方后发展社会尤其不可避免，因为非西方后发展社会的现代化不得不采取输入外来文明的形式，而输入外来文明不可避免地要引起国粹主义的反感。^[8]
从以上论述可知，富永健一的现代化理论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对西方现代化动因的概括以及对非西方后起国家现代化条件的总结。就前者而言，富永健一从精神因素视角，总结了现代化起源的若干因素，突出了精神动因对现代化的推动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马克斯·韦伯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就后者而言，富永健一所总结出的非西方国家现代化的若干条件，虽然主要基于东亚几个国家或地区，但其普遍意义依然明显。后起国家的现代化，是个被动型的发展过程，富永健一对这一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进行了深入分析，并给出了相关的决策建议，对于后起国家的现代化战略制定，有着较强的现实意义。
德国柏林自由大学社会学教授沃尔夫冈·查普夫，对现代化理论在当今的发展也做出了重要贡献。查普夫首先从多个方面对现代化进行了界定：“现代化可理解为在以下各社会领域(次系统)中相互影响的结构变化：国家与民族的形成，民主化，以及继之而来的福利国家的保障和在政治领域的再分配;工业化，自源性经济增长，以及接踵而来的第三产业化，即：扩展服务行业并把它纳入经济领域的大众消费之中;城市化、发展教育、大众通讯(社会流动)和随之而来的更小的社会领域中流动性的提高;文化领域的世俗化、理性化和普遍主义，其原因之一是科学和技术的进步;个人领域的个人主义化、成功取向。从系统角度观察，现代化即全体社会调适和自控能力的提高，即资源和负荷同时增长并出现顺差。从历史角度观察，现代化即18世纪工业革命以及政治革命的长期结果，革命促进了几个国家进入国际领先地位，并在世界范围内推动了模仿和赶超的进程。”^[9]
不难发现，查普夫对于现代化的界定，基本类似于现代化综合学派的观点，但在此基础上，查普夫又加以进一步的修正和发展，这体现在：经典现代化理论仅仅将现代化看作工业化以来西方社会全方位变迁的过程，而查普夫对此有了进一步的超越，他明确指出：“我认为现代化有三种时间上的关联：首先，它是自工业革命以来一百多年的进程，在此过程中，几个当今的现代社会发展起来;其次，可将其看作后进国家多种多样的追赶过程;最后，它是现代社会自身的努力过程，通过创新与改革迎接新的挑战。”^[10]由此看来，查普夫眼中的现代化，是一个自18世纪以来起始至今尚未完结的过程，当今不同类型的民族国家，仍然处于现代化的进程当中。就发展中国家而言，查普夫将其推进工业化、赶超西方发达国家的过程纳入现代化，这一点是学界的共识;但就发达国家而言，查普夫不仅将工业化造成的社会变迁纳入现代化的范畴，而且将西方在完成工业化以后进入后工业社会的过程也视为现代化，即把我们熟知的后工业化、后现代化也纳入到现代化的范畴，这可以说是其现代化理论的独特之处。
也正因为查普夫对现代化的界定较为宽泛，尤其是将已经完成工业化的西方发达国家向后现代社会迈进也纳入到现代化的范畴，所以其现代化理论的涉及面也较为宽泛，尤其是较多地涉及西方发达国家以及冷战结束后的苏联东欧等转型国家。在确定了现代化的概念之后，查普夫对于现代社会谈了自己的看法。当大多数学者从表征方面来界定现代社会时，查普夫则建议从基本制度的几个方面来界定现代社会，即竞争制民主、市场经济、发展大众消费和福利国家的富裕社会。
首先，现代社会在政治制度上体现为竞争制民主，其表现是政党和候选人按照宪法规定争夺权力，而这种权力将在一定时间内交付给他们。竞争制民主包括一个发挥作用的法制国家，也包括各利益群体间的争论和多元化的公共舆论。其次，现代社会的经济制度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可以按照比如社会福利国家规定的范围不同而有所改变。最后，发展大众消费和福利国家的富裕社会。大众消费意味着“所有人的富裕”和公民的选择可能性，福利国家则保证个人基本权利意义上的社会安全。^[11]
不仅如此，查普夫还从世界社会的三级模式出发，明确提出了社会发展的不同道路，从而从根本上颠覆了经典现代化理论中的“西方中心论”，为发展中国家探寻现代化道路提供了理论依据。查普夫认为，世界社会是一个明确分层的社会，其中，经合组织国家是上层，拥有竞争制民主、市场经济、大众消费和福利国家等，但其内部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别，存在着并行不悖的多种政体。转型社会当中也有通向现代社会的不同道路，只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后，与西方竞争最激烈的共产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发展才渐渐丧失了竞争力。世界社会中第三个、也是最大的群体是发展中国家，它们仍然在为经济与社会的发展而奋斗。除了上述三个阶层外，还有两个特例就是中国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这两种社会也可以成为向民主制和市场经济转型途径的理论起点。
世界社会的不同分层，决定了世界现代化的不同道路，查普夫明确指出：“通往现代化的道路并不是只有一条，而且道路也不是直线、渐进的，对于后进国家来说，也不只有一条卓有成效的实现转型的道路。我们可以更进一步地把几个被界定的发展路向区别开来，并且对这些不同路向进行常识性的阐述。”^[12]这种理论创新，为现代化研究打开了一组多维界面。

[1] 埃森斯塔德:《殖民地和传统政治制度对后传统社会和政治秩序发展的影响》,载西里尔·布莱克编《比较现代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版,第195页。
[2] 埃森斯塔德:《殖民地和传统政治制度对后传统社会和政治秩序发展的影响》,载西里尔·布莱克编《比较现代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版,第202页。
[3] 埃森斯塔德:《历史传统、现代化与发展》,载谢立中、孙立平主编《二十世纪西方现代化理论文选》,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365页。
[4] 埃森斯塔德:《历史传统、现代化与发展》,载谢立中、孙立平主编《二十世纪西方现代化理论文选》,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368页。
[5] A.R.德赛:《现代化概念有重新评价的必要》,载C.E.布莱克编《比较现代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版,第147页。
[6] 富永健一:《“现代化理论”今日之课题——关于非西方后发展社会发展理论的探讨》,载塞缪尔·亨廷顿等《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版,第117—118页。　
[7] 富永健一:《社会结构与社会变迁——现代化理论》,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91—193页。
[8] 富永健一:《“现代化理论”今日之课题——关于非西方后发展社会发展理论的探讨》,载塞缪尔·亨廷顿等《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版,第119—122页。
[9] 沃尔夫冈·查普夫:《现代化与社会转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8页。
[10] 同上书,第134页。
[11] 沃尔夫冈·查普夫:《现代化与社会转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56页。
[12] 李鹏程:《茨阿波夫(查普夫)现代化理论研究的意义和启迪》,《国外社会科学》199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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