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化过程中，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在20世纪60年代后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一些环保主义者极力抨击经济增长过程中的环境恶化、资源枯竭等现象，认为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之间互相对立，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关系。但到80年代后，人们开始尝试重新认识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一些在国际上有着影响力的工业家、政策制定者以及学者提出，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之间协调发展是可行的，它们提倡一种有利于生态保护的经济增长方式，这就是生态现代化理论。

生态现代化理论最早在80年代初由德国社会学家约瑟夫·胡勃(Joseph　Huber)提出，胡勃也因此成为这一理论的奠基人。该理论首先在西欧一些国家，如德国、荷兰、英国等国产生较大影响力。随后，越来越多的学者投入到这一理论的创建当中，其中代表性人物有马丁·詹尼克(Martin　Janicke)、马藤·哈杰尔(Maarten　Hajer)、阿瑟·摩尔(Arthur　Mol)、阿尔伯特·威尔(Albert　Weale)、默瑞·柯汉(Maurie　Cohen)、约瑟夫·墨菲(Joseph　Murphy)等。这些学者在立足现实的基础上，提出将生态现代化理论作为解决环境难题的替代性思路，将理论关注的重点从环境问题的政策法律监管和事后处理转向了如何实现环境问题的预防以及如何通过市场手段来克服环境问题。生态现代化理论一经提出，立即受到一些国际组织的重视。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国际自然与自然资源保护联合会、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欧盟接受了生态现代化的核心理念，并在制定其政策目标时加以贯彻推行。这样一来，生态现代化就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理论，而是已经在逐步付诸实践的理论，其理论的经验研究不仅仅限于西欧，而且扩展到芬兰、丹麦乃至整个欧洲，甚至在加拿大以及东南亚等地也有着强大的影响力。

作为一种仍在发展中的理论，生态现代化理论较为庞杂，其体系还没有完全定型，而不同的学者对于生态现代化本身也有着不同的认识。作为生态现代化理论的奠基者，胡勃将生态现代化定义为一种利用人类智慧去协调经济发展和生态进步的理论。在胡勃看来，生态现代化的精华是“经济现代化”和“生态现代化”的双重过程。资本主义的动力能够被用来实现可持续的生产和消费(“绿色资本主义”)，而国家的作用只是现代社会形成的引起环境改革的多样化的创议和战略中的一个要素。环境运动不需要国家来实现它的目标，80年代环境运动与受到限制的工业部门，有时甚至孤立的公司之间的一些“直接谈判”形式变得流行，这些都使得生态现代化的推行成为可能。^[1]

德国学者詹尼克认为，生态现代化是使环境问题的解决措施从补救性策略向预防性策略转化的过程。补救性策略是指对环境破坏性产品和生产过程造成的环境损失给予修复或补偿并采取清洁过滤措施来消除环境污染，预防性策略则是通过技术创新使生产过程与产品更加适应环境的良性发展，同时通过社会结构调整和经济结构生态化使得那些引发环境问题的生产和消费方式被新的生产和消费形式所替代。詹尼克对于这两种策略都给予了充分肯定，并强调国家在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詹尼克指出：没有国家干预的生产和消费的绿色是不可能的，生态现代化必须得到国家以绿色工业政策和目标团体方法等政治干预新形式的积极支持。在这一方法中，公民角色和国家进入谈判，有关各方尝试就内容相关的标准和措施在自愿接受的基础上达成一致。由此看来，詹尼克这里所讲的生态现代化过于表面化，偏重于其实践方面，它仅仅为西方工业化民主国家在处理生态问题时给出了一条规划策略，并没有揭示生态现代化的本质内涵，也没有在生态现代化理论的发展方面做出努力。^[2]

荷兰学者哈杰尔对于生态现代化进行了复杂的分析。在哈杰尔看来，生态现代化可以被设想为是在商业、科学的重要部门(自然的和社会的)、改革主义的进步政治家和环境运动的大部分之间的话语联盟，话语联盟中的不同伙伴引入了使环境退化议题可计算和量化的概念，从而为一种有利于环境保护的经济增长政策的推行提供了可能。哈杰尔进一步指出，生态现代化作为一个占支配地位的政策研究的出现将统一学界，将有利于整合各方面的力量，为工业政策的制定者和政府领导人的决策提供重要参考。从实践层面看，哈杰尔认为，虽然要想精确说明我们朝着生态现代化方向到底走了多远还比较困难，但可以肯定的是，生态现代化的理念对于造纸、汽车制造和化学等行业产生了巨大影响。^[3]

荷兰学者摩尔对于生态现代化的内涵有着自己的看法。摩尔认为，生态现代化理论解释了欧美发达国家环境改革的实情、机制和动力，在这些国家里，生态现代化包括一系列的机制转变：一、改变科学和技术在环境决定和改革中的作用。科学技术不仅是环境问题的成因，而且是治理和防止环境问题的潜在的和实际的工具;传统的生态治理和恢复方法将被更强调预防的社会技术取代，这种技术是针对环境的技术和组织创新;科学和专家知识的不确定性的增加，科学技术是环境问题的原因和解决办法，不应减少科学技术在环境改革中的作用。二、增加经济和市场因素、经济组织在生态重建和改革中的重要性。三、政府在环境改革中的传统的核心地位在发生变化，这包括：更加分散、灵活和协调的政府管理，较少从上到下的命令和控制;非政府部门更多地取代政府的传统作用;超国家组织代替国家在环境改革中的某些作用。四、政治和社会领域的新观念和新做法，如经济和环境利益不是固定不变的，代际协调被看成是核心原则。五、生态观念的转变、角色和位置的调整，如环境非政府组织直接与政府、经济部门谈判，参与环境改革。^[4]在此基础上，摩尔给出的结论是，生态现代化不仅提供了处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新思路，而且使企业和社会都看到了新希望。

英国学者柯汉则总结了生态现代化的六个基本原则，这包括：第一，“超工业化原则”。生态现代化采用“超工业化”原则，改善工业技术的设计程序，这个原则包括：清洁的、低资源密集的技术和生产过程，减少对昂贵的、附件的尾端技术的需要，大幅度减低经济发展和环境退化的关联性，使现代工业进入新的轨道。第二，政府管理原则。生态现代化注意到过去企业自主污染管理的无效，要求更严格的政府环境管理，这种管理将促进“先行者优势”和经济可行的绿色产品以及创新的生产系统。第三，综合污染管理。生态现代化认为，通过发展“综合污染管理”战略，可以克服污染在生物环境里的转移，这种战略是生产过程和管理的再设计的一部分。第四，预防原则。生态现代化要求工业部门通过建立“预防计划”，更多、更及时地处理它们产生的健康和环境灾害。第五，环境责任制度化。生态现代化要求在所有组织内部建立环境责任，所有公私部门都关心环境质量，把环境问题列入议事日程。第六，决策网络化。生态现代化要求建立广泛的机构网络进行决策，对付环境政策的生态对抗和冲突。工业、政府、非政府组织和公众需要建立“建设性”的关系，使决策建立在良好信任和自由信息交换的基础上。^[5]

以上就是西方生态现代化代表人物所提出的思想观点，这些观点之间彼此交融，相互补充，它们大致反映了生态现代化理论的基本内容。生态现代化理论的核心在于：环境保护不应被视为对经济活动的一种负担，而应视为未来可持续增长的前提;生态现代化理论试图改变人们对环境政策难题的看法，从而使得保护环境与发展经济之间的关系不再像20世纪70年代那样被视为是对立的或冲突的。综合以上学者的思想观点，这里我们总结出生态现代化理论的几个基本要点：

第一，强调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协调性，认为二者之间并非相互对立或冲突的，而是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学者们普遍认为，由于在技术更新过程中包含着日益增加的环境目标的考量，经济增长在数量上已经与过去有了很大的不同，因此，经济增长与环境目标的政策一体化完全可以导致一个环境、经济和商业三方“共赢”的理想结果。

第二，强调技术革新对于经济增长和环境改善的推动作用。技术改革对于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毋庸置疑，而技术改革同样对环境改善有着明显的促进作用，这是因为，当前环境问题，从实践上看不可能通过牺牲经济增长来解决，而只能通过不断更新的技术及其在环境保护中的应用来缓解。

第三，在生态现代化推行过程中同时强调国家和市场的作用。国家和市场的作用并不是相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的。生态现代化的学者们呼吁政策制定者对环境保护的重视，并在相关决策中体现出来;而政府决策不再是强制性的，而是通过市场杠杆的力量来引导工业界执行环境标准，如政府要更多地使用经济或以市场为基础的工具比如税收、生态商标和排放交易计划来实现其目标。在欧盟的第五个环境行动纲领中，就有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性工具比如环境税费来抑制污染与废弃物的相关规定。^[6]

综合而言，西方生态现代化思想的实质可以理解为在“反省式现代化”的基础上，对现代工业社会进行生态恢复和生态重建。在这里，“反省式现代化”是指，不仅要对以往的现代化成果进行反省，还要对今后的现代化进程进行监督和控制。生态现代化理论的兴起，反映了人们对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一种重新认识。生态现代化理论试图构建一种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共生共存的双赢战略，并且从理论及实践方面论证了这一战略的可行性。因此，相对于传统的环境主义而言，生态现代化理论相对温和得多，为此也受到了很多人尤其是工商界及其政治组织的支持，这也使得生态现代化理论能够一步步走向实践层面。作为一种仍在发展中的动态理论，生态现代化理论的兴起及其发展，不仅为当今西方发达国家，而且为当今后发展国家探寻一种有利于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现代化模式提供了重要参考。

[1] 克里斯托弗·卢茨主编:《西方环境运动:地方、国家和全球向度》,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29页。
[2] 郭熙保、杨开泰:《生态现代化理论述评》,《教学与研究》2006年第4期。
[3] M.A.哈杰尔:《环境议程的政治学:生态现代化与决策过程》(M.　A.　Hajer,　The　Politics　of　Environment　Discourse:　Ecological　Modernization　and　the　Policy　Process),牛津1995年版。黄英娜、叶平:《20世纪末西方生态现代化思想述评》,《国外社会科学》2001年第4期。
[4] A.J.P.摩尔:《生产的精细化:生态现代化理论与化学工业》(A.J.P.　Mol,　The　Refinement　of　Production:　Ecological　Modernisation　Theory　and　the　Chemical　Industry),乌特勒支1995年版。参见何传启《东方复兴:现代化的三条道路》,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13—214页。
[5] 参见何传启《东方复兴:现代化的三条道路》,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12—213页。
[6] 郇庆治:《生态现代化理论与绿色变革》,《马克思主义研究》200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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