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的发展与政治的变革，必然会造成社会各方面的变化，社会学家在探讨现代化时，着重关注现代化进程中所发生的社会变化，并且对这些变化划定出许多标准，力图使之模式化。二战结束后一段时间，美国社会学在整个西方处于绝对领先地位，著名社会学家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开创的系统-功能理论曾风靡一时，并在研究现代化时被社会学家们广泛使用。在帕森斯看来，人类社会的演变可以分为原始阶段、中间阶段与现代阶段，西欧从17世纪开始朝着民主与工业化发展时，现代化社会就产生了，而且现代化是一个从西方开始向全球扩展的普遍进程。帕森斯认为，现代化过程就是“整个社会趋向于分化为子系统(社会结构)”^[1]、社会总体适应能力不断提高的过程，因为社会结构的存在方式是为了满足社会系统的功能，那么，当一个社会结构不能满足社会系统的功能时，社会结构的变迁就势在必行。决定社会结构的四个子系统——经济子系统、政体子系统、统一子系统、模式维持和紧张处理子系统——就要发生相应的变化，使社会结构向着满足社会系统功能需要的方向运动。这种社会结构的变迁，可以称之为适应性增长、分化、容纳和价值概括化，由此造成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过渡。

帕森斯的系统-功能理论对后来的社会学家产生了深远影响，他们在现代化研究方面都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了帕森斯的理论。斯梅尔瑟(Smelsh)就是其中之一，他在总结与发展帕森斯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现代化理论。在斯梅尔瑟看来，现代化过程就是社会结构分化的过程，“结构分化可以更正式地定义为一个社会角色或组织分化成两个或更多的角色或组织的过程，这样，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它们会更有效率。新的社会单位在结构上互不相同，但合在一起其作用等同于原来单位的作用”^[2]。这种结构分化主要发生在以下几个社会领域：经济活动的分化，从家庭手工业逐渐向相对自主的经济体系转变;家庭活动的分化，“经济活动从亲缘联系或家庭单位中转移出来，这一事实意味着家庭丧失了一些它原先具有的功能，变为更加专门化的单位”。价值体系的分化，统治经济、政治、科学等领域的价值观不再是宗教信仰，而是自主的理性认可;社会分层体制的分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除了世袭性的先赋资格外，其他一些评价标准也成为分层的标准;通过在职业等级序列中的变动而发生的个人流动增多。”^[3]

艾森斯塔德(Eisenstadt)则借鉴了帕森斯的系统-功能理论，来概括现代化的基本特征。在艾森斯塔德看来，从微观上看，现代化是“个人活动和制度结构的高度分化和专门化，……个人所有的不同任务——特别是职业和政治中的任务以及他们与家庭和亲缘关系之间的任务——发生了分离”^[4]。从宏观而言，现代化是社会、经济、政治体制向现代类型变迁的过程，这一过程伴随着各个领域内的结构变迁，主要有：社会动员与社会分化，社会动员程度不断提高，在主要领域内的角色分化与专门化得到加强;持续的结构分化与变迁，在政治、经济、生态等方面，出现了很多新的组织体系;组织系统与身份系统的变化，“最终导致了一种具有高度流动性而意义模糊的身份系统”^[5]。在政治与教育领域内，广大群众被纳入中心领域，形成一种“广大阶层日益参与社会中心领域的趋势”。最后就是基本的大众偕同取向，这是现代社会最重要的特征。

帕森斯的理论，对其他学者产生了重要影响力，詹姆斯·奥康内尔(James　O’Connell)就是其中之一。在奥康内尔看来，“在社会科学中，有一个名词用以指称一种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传统的社会或前技术的社会逐渐消逝，转变成为另一种社会，其特征是具有机械技术以及理性的或世俗的态度，并具有高度差异的社会结构，这个名词就是现代化”^[6]。奥康内尔特别注重研究传统性向现代性过渡中发生的变化，并强调现代化的三个方面具有普遍性：(1)　对事务的相互联系和因果关系的存在有坚定的信念，这种信念维持着一种连续不断的、系统的和创造性的知识探索——换言之，便具有分析因果关系式的观念和创造发明的观念;(2)　产生于第一种观念并加以促进的工具和技术的大量增加;(3)在个人和社会结构的基础上形成了接受不断变化的愿望，与此同时又具有保留个人和社会特色的能力。^[7]奥康内尔认为这三个方面是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并指出“现代性是一个相互作用的行为系统。它是一种‘生活方式’，它所包含的各种成分在有效功能的意义上是相互作用的，其中任何一种功能都需要所有其他成分也起有效的作用。这些成分在它们只有通过个别的人类活动才能产生作用的意义上说，是行为的。它们形成一个系统，意味着每个成分的活动中发生的重大变化都将与所有其他成分的活动中发生的重大变化有联系”^[8]。

日本学者富永健一在定义“现代化”概念时，特意将其与“产业化”进行了区分。富永健一认为，所谓产业化，就是指从产业革命开始一直不断地进行到今天的、使人类的生活形态同以前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的技术上经济上的变迁过程。因此，我们应该“把现代化理解为将产业化作为一部分包含于其中的更广泛的概念”。在富永健一看来，现代化至少“包含着政治侧面和社会文化侧面这两个方面，若把这两个方面再加以细分，那么政治侧面又包括法和政治。现代法的确立，现代国民(民族)国家的形成，摆脱专制主义—民主主义之形成等等，就反映了这个领域的现代化;而社会文化的层面，正如这个名称所表示的那样，包括社会和文化。父权家长制的解体与核心家庭化，功能群体(组织)的形成，村落共同体的解体和城市化，公共教育的普及，科学革命、合理主义精神的形成等等，则反映了这一领域的现代化。这些项目都可以看作是摆脱各自领域的传统主义的过程，因而又可以将它们总结为从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过渡”^[9]。

[1] 塔尔科特·帕森斯、尼尔·斯梅尔瑟:《经济与社会》,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43页。
[2] 斯梅尔瑟:《走向一种现代化的理论》,载谢立中、孙立平主编《二十世纪西方现代化理论文选》,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48—149页。
[3] 尼尔·斯梅尔瑟:《经济社会学》,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71—175页。
[4] 艾森斯塔德:《现代化:抗拒与变迁》(Eisenstadt,　Modernization:　Protest　and　Change),普兰迪斯-霍尔出版公司1966年版,第2页。
[5] 艾森斯塔德:《现代化的基本特征》,载谢立中、孙立平主编《二十世纪西方现代化理论文选》,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74页。
[6] 詹姆斯·奥康内尔:《现代化的概念》,载C.E.布莱克编《比较现代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版,第19—20页。
[7] 同上书,第25页。
[8] 同上书,第32页。
[9] 富永健一:《社会结构与社会变迁》,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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