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化研究的鼻祖中，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地位更加引人注目。韦伯的研究领域非常广阔，其对现代化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资本主义精神与理性化问题的论述方面。

现代化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兴起及其发展的过程，那么，从世界历史上看，资本主义起源于西方，而非东方，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涉足现代化研究的学者首先必须面对的问题。在韦伯之前，学者们大多从政治结构、经济制度等方面着手加以分析，而韦伯则独辟蹊径，认为在西方世界，资本主义的起源与文化气质有关，是“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物，“资本主义精神”由此成为韦伯现代化理论的一个核心内容。

鉴于资本天生具有逐利的本性，那么，“资本主义精神”是否就单纯体现为对利润或财富的追求呢?韦伯在这里给予了解答：“对财富的欲望，根本就不等同于资本主义，更不是资本主义的精神。倒不如说，资本主义更多的是对这种非理性的欲望的一种抑制或至少是一种理性的缓解。不过，资本主义确实等同于靠持续的、理性的、资本主义方式的企业活动来追求利润并且是不断再生的利润。”^[1]可见，在韦伯看来，获利的本能并不是资本主义精神，由此一来，资本主义精神与非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重要区分，并不在于赚钱欲望的发展程度上，而在于普通人的实际行动中表现出来的标准态度是在心理上排斥和谴责合理的获利，还是普遍认可这种行为是合乎理性的、正当的。

作为一种特殊的精神气质，资本主义精神既体现在作为资本所有者的企业家身上，也体现在其“同盟军”的劳动者身上，只不过其表现形式有所不同而已。企业家身上的资本主义精神表现为：有着一种强烈地、尽可能多地赚钱或者获利的动机，但赚钱并不是用来消费和享乐，而是人生的最终目的!赚钱既然是目的，那么，那些用来获利的有效率的、理性的手段当然也就必不可少了。于是，合乎理性地组织劳动、精打细算、有计划、讲究信用、勤奋、节俭等精神品质便应运而生。劳动者身上的资本主义精神则表现为：“集中精神的那种能力，以及绝对重要的忠于职守的责任感;严格计算高收入可能性的经济观，与极大地提高了效率的自制力和节俭心最经常地结合在一起。”^[2]企业家和劳动者对资本主义精神的同时具备，保证了一种低工资-高生产率的资本积累，有利于资本主义的生成。

不过，在强调资本主义精神对资本主义起源的推动作用时，韦伯更多地关注具备这种精神的企业家所发挥的作用。由于这类新式企业家既精打细算，又敢做敢为，他们节制有度、讲究信用、精明强干、勤奋努力，具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他们以“某种禁欲的倾向见撑于世”，“他们的财富仅仅为他们带来了一种自己业已做好了本职工作的极不合理的感觉”;这种把事业成功、做好本职工作当作自己的生活目的，即“一个人是为了他的事业才生存，而不是为了他的生存才经营事业”^[3]的生活和工作状态，于是发展成为一种责任伦理，这种伦理观念传播并渗透于经济生活，就成为推动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

既然资本主义精神成为资本主义起源的重要因素，那么，资本主义精神为什么首先产生于西方呢?这是韦伯接下来要回答的问题。韦伯从分析宗教及其教义入手，揭示了资本主义精神起源于西方的独特背景。资本主义精神来源于基督教新教伦理，二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内在的契合关系，韦伯对此进行了详细的论证。通过大量的实证调查材料，韦伯发现，资本主义经济发达地区与新教徒集中具有高度的吻合性，这就表明资本主义的产生与新教相关。以新教中的加尔文教为例，无论该教派在什么地方出现，总是体现着“一种异乎寻常的资本主义商业意识和一种渗透着、支配着整个生活的极其狂热的宗教虔诚天衣无缝的结合”^[4]。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关联呢?韦伯开始从基督教新教教义中去寻找答案。新教中的天职观念成为资本主义精神中的重要源泉。德国宗教改革以后，“神召”一词开始被“天职”所取代，表面上看这仅仅是译名的变化，实际上却意味着新教在道义上开始关注世俗活动，“天职”一词意味着对世俗日常行为的肯定评价，即“把克己履行世俗职业的义务尊崇为一个人首先行为的最高形式，从而使日常世俗行为具有宗教意义”^[5]。天职观念要求人民以禁欲主义的苦修态度，履行和实现个人在世俗社会中所处地位所赋予他的责任和义务。新教教义崇尚德行、禁欲、节俭、勤奋、忍耐，并把完成今生的工作看作是“神灵的召唤”，是不可改变的“天职”。这就要求新教徒为了给上帝增添荣耀，而使其行为得到经常的自我控制，使其现世的生活变得高度理性化。

理性与理性化概念的提出是韦伯现代化理论的又一组成部分，韦伯所说的理性及理性化，实际上是对现代化性质的高度概括和哲学抽象。韦伯认为，理性是上帝所赐予的，是人生来固有的，理性行为则是社会行为的手段与目的之间的合乎逻辑的联系。在韦伯看来，社会行为的决定因素有四种基本类型：目的理性、价值理性、感情因素、传统因素，前二者属于理性行为，后二者属于非理性行为。在社会生活的理性化过程中，社会行为包括理性行为和非理性行为，理性行为包括目的合理性行为和价值合理性行为，非理性行为则包括传统行为和情感行为。^[6]韦伯所处的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这同时也是他的研究对象，因此，目的理性与价值理性成为韦伯研究的重点。

对于目的理性，韦伯给出了这样的定义：“目的合乎理性的，即通过对外界事物的情况和其他人的举止的期待，并利用这种期待作为‘条件’或者作为‘手段’，以期实现自己合乎理性所争取和考虑的作为成果的目的。”^[7]目的理性是一种本能的理性，是普遍的和固定不变的，实际上是指人们的行为完全排除了外在因素的影响，而做出合乎自己本性与愿望的选择。对于价值理性，韦伯这样定义道：“价值合乎理性的，即通过有意识地对一个特定的举止的——伦理的、美学的、宗教的或作任何其他阐释的——无条件的固有价值的纯粹信仰，不管是否取得成就。”^[8]与目的理性相反的是，价值理性并非本能的，也不是普遍的和固定不变的，价值理性不以个人功利为目的，甚至为了追求美德的、审美的、宗教的目标而牺牲眼前的功利目标。

为了对上述两种理性加以进一步的说明和阐释，韦伯又引入了另一对理性范畴——形式理性和实质理性。对于这一对概念，韦伯是这样界定的：“一种经济行为的形式上的合理应该称之为它在技术上可能的计算和由它真正应用的计算的程度。实质上的合理，应该是指通过一种以经济为取向的社会行为的方式，从曾经、正在或可能赖以观察的某些(不管方式如何)价值的基本要求的立场看，允许用货物供应现存的人的群体(不管其界限如何的程度)。”^[9]作为最典型的逻辑形式，计算对于理解这两种理性至关重要。一种行为是否是形式理性的，关键看它是否是由最有技术的方法指导的合理的计算，精确性成为形式理性的重要特征。至于实质理性，所注重的是理性选择的目标和结果的实现程度，具有较强的模糊性。实质理性也是经济行为的一种原则，它虽然也表现为可以计算的技术形式，但与形式理性所不同的是，它不仅仅以形式上的计算为依据，而且还要从伦理、政治、享乐、等级、平均主义等非经济因素的角度对经济行为提出要求，故无法实现精确化，实质理性因此关注的是经济行为的结果。

在韦伯看来，不同的社会类型中，以上四种理性所处的地位也不一样。在传统社会里，价值理性和实质理性占据主导地位，而在现代社会里，目的理性和形式理性占据主导地位。现代化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理性化过程，即目的理性和形式理性逐渐取代价值理性、实质理性，而居于主导地位的过程。^[10]这一过程应该体现在社会的每一个方面，主要包括人的理性化、经济组织的理性化、行政与法律的理性化、科学和技术的发展等，这就构成了一幅现代社会的图景。

在考察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过程中，韦伯始终关注西方社会的理性化特征，这一特征在韦伯看来是“具有普遍历史意义的问题”。在对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分析过程中，韦伯特别强调新教伦理中的天职观以及禁欲主义，这暗合了资本主义发展的理性化过程的需要，从而构成了资本主义精神的重要起源。由此，韦伯将资本主义的源起归结为一种被“伦理认可的确定生活准则”之内的“合理谋利”精神，他尤其强调经济活动的“合理性”与“规范性”，认为这种精神和道德力量“比单纯鼓励资本积累重要得多”。^[11]在论述资本主义发展问题时，韦伯也强调资本主义的理性化特征。韦伯认为，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不仅依赖于“合理的劳动组织形式”，还“依赖于一种可靠的法律制度和一种依据于正式规章的行政管理制度对经济活动所起的规范作用”，在这里，“必然补充的因素是理性精神，对生活普遍指导的合理性以及合理性的经济伦理”^[12]。

对资本主义精神起源以及理性化构成的论述，成为马克斯·韦伯现代化理论的主要内容。韦伯对于现代化理论的贡献，主要在于他从精神的、文化的因素来考察资本主义的起源问题，这是一个重大的突破。尽管韦伯所提出的命题因其含糊性而遭到一些后人的批判，但从宗教伦理的视角来考察资本主义精神乃至资本主义本身的起源，以及从理性化过程来认识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变迁，这对于当时的社会学研究来说，确实是一个全新视角。对韦伯命题的研究至今仍久盛不衰，这也说明了韦伯的现代化思想至今仍然发挥着重要影响力。

总体而言，现代化原初理论的几位学者，由于其所处环境的限制，其现代化理论的立足点与出发点都是西方社会，他们所关注的问题，也都是西方社会如何进入现代化的。在对这一问题探讨的过程中，他们大多将西方社会所具有的一些特殊性的东西加以普遍化与抽象化，并试图从中总结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在我们看来，现代化的原初理论所做出的重要贡献，在于对于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二分法，这使得现代化研究具有一个基本的参照系。从机械团结到有机团结，从共同体到社会，从价值理性和实质理性到目的理性和形式理性，这些转变也就意味着社会从传统到现在的转型。经典现代化理论的学者继承并发展了这一点，进而在现代化研究中首先做出了传统与现代的划分，这为现代化研究的深入提供了重要前提。

[1]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8页。
[2] 同上书,第45页。
[3]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51—52页。
[4] 同上书,第28页。
[5] 苏国勋:《理性化及其限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19页。
[6] 尹保云:《什么是现代化》,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9—72页。
[7] 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上卷,第56页。
[8] 同上书,第61页。
[9] 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上卷,第106—107页。
[10] 尹保云:《什么是现代化》,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72页。
[11]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63页。
[12] 林德宏编:《经济哲学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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